卢惠龙《目送集》：不会消失的文人风景
中国当代文学原貌的书写及呈现，与中国当代历史复杂而多元的大格局密切相关，也与地域空间及其文化个性密切相关。置身新中国以来贵州文学的场域，以亲历文坛风云过来人的身份，以及痴迷文学浸润其中60余年的执念，卢惠龙可谓是贵州文坛的一棵长青树。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有个性的文艺评论家。自称为“收官之作”的《目送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便有典型的标志意义。
《目送集》前有贵州老作家康后元的《目光如炬 洞见一切》一序，后有作者短短的《后记》，在扉页上则有作者的夫子自道：“年过八旬，宅家赋闲。读书人，写作者。曾出版文学著述16种。”全书分为四辑，分别是黔地叙说、回眸散记、人物记忆、西望走笔。全书共收录25篇长短不一的文章，有20万字的篇幅。作为一个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均有所成的多面手，卢惠龙在《后记》中称为“最后一本了”，“自慰的是我对文学的愚忠，不曾更改，直至筋疲力尽”，让人顿生许多感慨。从题目“目送”一词来看，也似乎有挥手送行而伫立原地的含义。不管如何，不会消失的文化老人已定格为独特的风景。
《目送集》有几个特点自然是鲜明的。首先，全书立足黔地文学，弥漫着一种亲切、生动、简洁而老到的述史情怀。作者自少年时代始，便开始发表作品，一生以文字为伍，虽然主业上曾担任过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但仍然是一个本真读书人的形象和情趣。内容上突出的地方多半是言说黔版图书，以及贵州文坛的人与事。我尤其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其笔下的人物，笔者或者多少交往过，或者耳闻过轶事，或者看过其不少作品，具有多重经验的碰撞与交融。作者多半以夹叙夹议的笔触，对现代文人勾勒、点评，左右探寻，铺展人物的人生历程，深入作品肌理，比如沈从文、萧红、林徽音、木心，比如乐黛云、戴明贤、罗强烈、周之江、潘年英、刘学洙、康后元，以及贵州新文学史上为数众多的当代作家们。论述时除了分寸感掌握恰当之外，作者都是开阖有度，流露的是有温情的人文历史风景。比如论康后元一文，相当详尽，要言不烦。能在历史上留下厚重一笔的莫过于《贵州文学的个人叙述》这一数万字的长文，他对贵州新中国以来的文学有一个宏观而细致的总结，涉及作家作品有过百之数，品评作家作品又以知人论世为本。对贵州新文学见木又见林的评论，历来寥若晨星，将贵州文坛上的各种名字，详略不一地连成一线十分难得。譬如，对蹇先艾、石果、何士光、欧阳黔森等为代际作家的贵州几代作家，作者以人际交往为背景，对相关人事了如指掌，立场客观、深入，也带有个人的情感记忆和温度。他主编的《贵州文学丛书》三辑共30册，以及参与主编并促成的《贵州新文学大系》，都是贵州文坛的一笔丰厚财产。
其次，作者的立论根植于文本的细读和融通之上，尊重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印象，也包括与人物的真实交往，多维对校，建构了具有双重对话的精神空间。不同文章详略不一、重点不一，但对无法绕开的文学史人物都有记录，涉及交往、操守、作品和个人的性格命运。作者对这些黔地文坛历史化的人物，或娓娓而谈，或鞭辟入里，清晰而澄澈。比如蹇先艾，比如石果，又比如何士光，作者都以亲身经历加以述说评论，或是洋洋洒洒挥洒开去，或是惜墨如金，在寥寥几笔之中见功夫。文艺评论能充分占有原始史料，以作品为根基，足以见出论者的学术积累。一言以蔽之，这本书贡献之一是给贵州作家与作品进行了清理和有序化，逼近了历史和作品的还原。贵州的文艺评论历来比较薄弱，此类评论自有其难得的特色和价值。
再次，叙述、写景、评价相互生成，艺术性较高。作者交往面广，不比静守高校一隅或是书房一角的书斋型学者。他对龙志毅、陈沂、黎焕颐、龙永图、张克等文人很熟稔，对贵州的多数作家也很熟悉，哪怕对于黔西南的底层作者也如数家珍。对文人的判断和定位，或叙其经历交往，或集中于作品特征，往往几行文字就能予以准确定位，譬如对黔北文学、“贵州现象”概念的溯源，对贵阳作家群的概括，对贵州不同市州的文学场域布局等，便是如此。比如对何士光的评论，除了褒扬《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等名作之外，对《城市与孩子》等纯文学作品，也有较高评论。又比如描写何锐，“他平时总绷着脸，喉咙里唔唔两声就算打了招呼，握手也松松垮垮，似乎并不热情，可走路却像一阵疾风，做事风风火火。他的组稿、催稿从来是直奔主题，咄咄逼人，从不放过拖沓的作者。他能把全国一流作家的稿子组来《山花》。”寥寥几笔，人物活灵活现，很见性情。
古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窃以为诗句略有消极之意，我改动一下变成“夕阳无限好，哪怕近黄昏”。卢惠龙以八旬文化老人的身份，听从生命内在的召唤，继续躬耕于贵州文艺评论园地，留下了不会消失的文人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