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者飞飏》：自我救赎何以实现
舒文治的中篇小说《忍者飞飏》是部有些阅读难度的作品，又有些刺激性、异质性，亦如它的篇名，同时带有舒文治所偏好的文本求新色彩，而他到底要表现怎样的深思——似乎隐含着对读者的挑战。
作品乍读让人感觉有些蹊跷，有些缭乱，仿佛在云山雾罩之中，加之作家多用梦境和心理描写，穿插传说和秘籍中忍者的“九字真言”，包括密宗法器及其秘义的暗示，不断考验读者的注意力和发现小说的能力。而当穿越这些重重雾障，这位名“飞飏”的“忍者”落实到了生活中一个小人物身上，是他将自己想象化、神秘化，也即忍者化，在自己和周围世界之间布满了伪装。
叙述者也是主人公“我”身在横店，既当搬运工又做群众演员，小说通过插叙、倒叙、补叙等多种方法，叙写了“我”从故乡清都因融资负债，假离婚后逃离，在佛山、成都、厦门、清远、新疆等地潜逃、奔命，不断寻找安身之地，这其中的遭际，有如抱头鼠窜，惶惶不可终日。小说抽丝剥茧地写到，“我”从师院毕业后分配在清都县一所山区学校当老师，上世纪90年代的全民经商潮中，耐不住清贫，弃教经商，加之自己暗恋的女老师被银行副行长以“金元”抱走，更加坚定了“我”要成为富商以证自身价值的决心。进入新世纪后，在海外商人房地产融资的设局中，“我”从亲人、同学、同乡、朋友处筹来的资金，变成了他人的囊中之物，因无法偿还债务，便效法奸商和昔日同事，一逃了之——是为“跑路”。“跑路”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跑路人”也成为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此现象既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又考验人性、测试人情，引发生存之问——此路是否有终点？是否能回头？
舒文治在小说中将“跑路人”逼上了绝境，“我”在佛山遇上了“跑路人”的前辈，也是来自清都的熟人、做铜生意的祝某，在祝某的蛊惑下，梦想炒铜期货而一夜暴富，到头来血本无归，彻底破灭了自己尚存的一线希望，企盼时来运转、咸鱼翻身的美梦瞬间化作泡影。在横店，清都讨债公司的黑道人物到来后，很可能窥破了他的隐藏之所，而一个更大的金融骗局已经暴雷……
这些人生变故、人生遭际，这些层出不穷的连环局渐成一种社会现象，值得警惕、反思。小说指向了藏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深水炸弹”，即人性的自私与不诚信，一些不法之徒在法律、法规的边缘钻空子，甚至官商勾结，破坏市场交易的公平与公正，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作家舒文治有着深入社会肌理的洞察力，通过市场眩目的放大镜，看到了某些人性之恶、人性的弱点以及社会的纵深。他没有止于社会信息的披露，而是把“我”作为一个自我救赎的对象来拷问，悲哀的是，“我”还没有找到解决路径，或是还没有到幡然醒悟之时，只能“带着自己的故事上路”。
“跑路人”的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伦理的问题，还是要回到法治轨道上来，求得解决的善道。作家隐于小说之中的疾呼与良知虽然不露声色，却有振聋发聩的功效。
为了强化自我救赎的主题，小说还写到了老马、四郎两位在家具店打工的同伴，也是横店的群众演员，他们因各自原因离开家乡，各有心思和人生困局。四郎因开货车过失致人死亡，根据他们所信神的旨意，和妻子一起来横店打工，是来主动赎罪；老马因妻子和他人私奔，寻仇来到横店，在此，他意外发现了妻子和情夫的行踪，酒后说出了自己隐藏多年的秘密，打算学梁山好汉杨雄，手刃奸夫淫妇，小说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作家通过老马讲述自身的故事，使得这个精神与现实交叉并进的“逃亡”之旅得到了戏剧性的展开。舒文治发挥了他善于通过对话来演绎故事、写出人物内心挣扎的长项，同时他还着力描写小人物的温情、相互之间的调侃、欢笑和小人物内心深处的善良。“我”床头柜上有两只麻黄麻黄的梨——四郎妻子所给，散发微光，像是静物画一般的人心象征之物，看似微不足道，却有可能阻止一场凶杀。同时，小说还以不少曲笔和看似旁逸斜出的闲笔，探讨了信仰救赎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