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石头城》创作谈
《石头城》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感谢《十月》杂志，感谢亚娅老师。这部长篇小说，有构思的念头很早。2008年，我读博期间，在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者张宪文教授指导下，写过《屠刀下的花季》的纪实文学，讲述南京陷落期间少年儿童的故事，曾入选“教育部指定青少年阅读书目”。当时正逢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公映，而后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斯皮尔伯格的纪录片《南京》、哈金的《南京安魂曲》等影视与文学作品也陆续出来了。我有幸参加了陆川导演在济南的电影首映式，并在现场有过对话交流。那时张宪文教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本，尚在陆续出版过程之中，我有幸提前看到了相当多的史料。写完了那本纪实文学，当时就曾有写个类似题材小说的念头。
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由对当时流行的该题材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不满所致。新世纪以来“南京抗战学”受到关注，起于张纯如女士对拉贝、魏特琳等外籍人士的史料发掘。感谢张女士，她让南京遭受的痛苦记忆，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又一次被历史性唤起。然而，“南京陷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也是既八国联军破北京之后，中国第二次在近代遭受国都被攻破的悲惨历史，而其惨痛、屈辱和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庚子事件”。这些年的“南京叙事”，无疑有着浓重的后殖民倾向和西方视角。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场几十万中国人死难的“大故事”里，“主角”却并不是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人。他们是来自西方的“拯救者”，严歌苓笔下有着浓浓传奇与象征意味的“十三钗”，甚至是陆川电影中的“日本兵角川”的故事。我这么说，不是否认拉贝与魏特琳等西方人士的历史功绩。他们在中国人面临苦难时站出来，拯救无辜，救死扶伤，值得尊重。我也明白严歌苓用传奇笔法写历史的文学初衷。我想说的是，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故事，需要有更多本土作家，从本民族文化与历史根底出发，写出自己的“中国故事”，而不是让别人“替我们发声”。我们的主人公也应该是那些面对历史浩劫的，普通的中国人。正是有此初衷，我萌发了写南京抗战小说的念头。此后的七八年，我博士毕业，忙于科研与教学任务，这个想法也就暂时放下。也许冥冥中的天意，2016年，我调到苏州大学任教，离南京很近了。江苏文学氛围很好，鼓励创作，我的写作欲望又被激发了。我从一个文科教授变成了中年“文学新人”。我比较偏爱历史题材，陆续写了几十篇抗战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获得了些奖项，作品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其中数篇涉及南京，也是为《石头城》打下了基础。恰逢此时，我拿到了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及苏州市扶持项目，有了些启动经费。我就鼓起勇气，开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难度是很大的。从资料层面来讲，经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这方面史料已非常丰富，比如前些年发掘出来的“红山义勇”资料，就打破了我们从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很多认识，特别是关于“南京抵抗者”的故事。但我需要更多历史细节。从抗战前后南京的民俗民风，历史风貌，地理环境，再到当时混乱复杂的历史场景与特殊氛围，各色人物的表现，都值得去关注。我在清凉门大街租了房子，当了大半年的南京人。南京离苏州很近，我没事就住在南京。我在南京图书馆查阅大量民国报纸，寻找那时的历史氛围。我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办了借阅证，搜罗各色资料。恰好我碰到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在二档常驻。在他的帮助指导下，我先后查阅金陵女大、中央军校、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国民党宣传部和军政部的大量资料。我成功混入二档馆食堂，和重庆来查父辈抗战资料的老爷子成了朋友，也认识了二档馆那些可爱的小猫咪。查资料累了，撸猫、喂猫成了休息方式。我买了1937年南京地图，按图索骥，以“案件侧写”与“田野调查”方式，模拟当年日军入侵过程和军民的混乱撤退，在中山门、挹江门等各个城门，在中山陵，燕子矶，下关码头，三台洞，八卦洲，灵谷寺，浦口火车站，在南京那些大大小小的古迹和街道上，我这个山东人，时刻处于巨大的“历史眩晕”，仿佛穿越历史尘埃，化身为历史中人，亲身感受那些炮火的威胁。
去的次数最多的，还是大屠杀纪念馆。我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去一次。每次都有不同感受。我在文物上寻找历史细节，如日军军旗上的不同地名。我在文物上感受历史的硝烟。我更观察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面对巨大历史震撼的表情和体验。我仿佛置身于无数死去的和活着的人的目光之中。他们鼓励着我，激励着我，顽强地写下去。
也遇到过险情。深冬，一个雨天的下午，我独自去南京理工大学附近的西山阵地考察，荒山空无一人，只有几条上山的小道，泥泞不堪，附近有战壕和碉堡。我不断拍照，沉思，体验。为了更好地感受氛围，我拨开两边的荒草，试图寻找更多迹象。然而，荒草太高太深太密，我很快迷路了，丧失了方向感。雨越下越大，天也越来越黑，荒草遮蔽了视线，我似乎感受到无数奇怪的声音，在呼唤着我。我的手被草割破了，大衣也湿漉漉的，雨伞也被狂风掀翻，如果我在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前，找不到路，那还真是麻烦。正当我考虑是否要打110报警时，我仔细听着远处车辆发出的微弱声音。有车辆，必定有路。我就顺着那个方向摸索，终于走了出来。那一刻，我才发现，那片山包其实并不大，而那时我已狼狈不堪。我打电话给了南京的好友黄孝阳。他立刻邀了几个朋友，晚上请我吃饭，给我压惊。在南师大旁边的酒楼，我向孝阳和朋友们讲述了这个故事。孝阳沉思着说，嗯，这很有意思，你这本小说发表时，一定要写在创作谈里。不过两年，仿佛话音还在耳边萦绕，黄孝阳君却已仙逝。提笔至此，想起黄君的友谊和帮助，不禁泪眼阑珊。
南京陷落的历史，进而言之的中国抗战史，是历史惨痛的回忆，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的写作难度还在于，一方面，我们要摆脱西方后殖民视角的影响，写出中国人的心灵创伤和心理体验，写出中国人的牺牲和抵抗，写出“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写出历史的丰富与复杂，通过文学笔法，在严谨的历史的褶皱，寻找鲜活的细节和文学的想象。既不可游戏历史，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历史，又不能过于拘泥于历史，让小说文本丧失应有的丰富性、可读性和故事性。我以爱国主义与民族文化为根本，以现代的历史理性关照历史事件，并结合中国传统国家战乱记忆中的“兴亡感”，来展开我的“石头城”的故事。以往的叙述之中，我们过于注重南京所谓的秦淮河文化的象征符号，似乎南京文化就是秦淮八艳之类的阴柔气息，但南京属于江淮官话语系，与苏南吴语系在文化上有不少差别，既有六朝烟粉如诗如梦的歌声，又有来自安徽朱元璋的硬朗、坚韧的开阔大气。我设计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家国”，以蒋家人悲欢离合为核心，写了形形色色中国人，还有日本人、美国人等几十个人物，我试图正面描写巨大历史灾难的慷慨悲歌带来的想象力冲击，有很多战争场面描述。有个朋友说我是“以北方之气写南方之事”，大概有这方面意思。另一条线索则以日常生活为主，这也是中国人生命本质之一。其中有中日美食文化的碰撞比拼，各类风俗文化展现，也有中国人自尊自足的文化尊严。我力争将这两条线索融合，既有历史的严肃记忆，也有丰富可读的故事性和鲜明立体的人物。尽管我个人能力有限，还是要以此为目标与方向努力，尽力写好这部小说。
其实大量工作都在查看资料，包括学术著作，书籍，日记，报刊，文件等，寻找创作感觉，我真动起手来，速度却并不慢。初稿大约四十万字，几经修改，最后定稿为二十九万字。写这部小说，让我消耗了不少元气。恰逢去年孩子高考，学术会议繁杂，个人在教学与科研上也非常忙碌，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小说完工后，我大病一场，有数月痛苦不堪，去年年底，才慢慢好起来。我不知道读者如何看待这部小说，我只能说，我尽了心力。我完成了十几年前的写作心愿，我要为苦难的先辈们写本书，我要写写中国人的故事，我无怨无悔。
还是要感谢很多朋友。感谢去世的青年作家黄孝阳兄，音容宛在，他的支持时刻激励着我。感谢我的学生，现就读于哈佛大学的张煜棪同学，提供的英文资料。感谢盐旗伸一郎、山本幸正等日本学者在相关题材上的启发，感谢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感谢评论家汪政先生，王尧教授等提供的帮助，感谢王金胜、崔庆蕾、宋嵩等同门师兄弟的支持，也感谢我的博士与硕士研究生们。他们校对稿子，改正瑕疵，并成为该小说的第一批读者。我那时写完一章就发给他们看看，他们的“催更”也让我保持着比较快的写作速度和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