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四川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众多,自然也是乡土文学的重镇。白话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建立起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传统。杜阳林的《惊蛰》①赓续了巴蜀文学传统,在四川乡土文学的版图上描绘出了新的篇章。《惊蛰》通过主人公凌云青的个人奋斗故事透视了中国乡村的变迁史,其落笔主要在农村青年的成长过程。“农村青年”的这一限定,凸显了作品的独特价值。《惊蛰》书写农村青年的“离乡”,却隐含了“离开故乡之后会如何”的隐忧与思考,有一种离乡与返乡博弈的味道。《惊蛰》具有浓郁的地方性,全景呈现了四川农村地区的风貌及其在时代大潮中的变迁,谱写了一曲川北乡村长歌。《惊蛰》在书写个体命运及乡土变迁的时候,也有对时代的整体回望,对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全景式记录和呈现。

一、农村青年成长的深描

杜阳林的《惊蛰》是一部深度描绘农村青年成长的作品,小说具有苦难和贫穷的底色,但同时又属于奋斗上进型作品。小说分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讲述了农村青年凌云青三段成长时光,这三段时光可简单概括为“饥饿的童年”“劳累的小学”“曲折的中学”。之所以必须要特别强调“农村青年”这一限定,是因为这一群体的成长问题在文学表达上存在很尴尬的状态,要么被忽视,要么被类型化,很少有较为冷静客观的关于此种问题的表达。只有极少数作品真正关注这一群体的成长,其中真正有代表性的有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惊蛰》的最后,作家提及凌云青的精神食粮就是路遥的《人生》。李斌在分析这部小说时也将其与路遥的作品进行对比:

事实上,《惊蛰》正属于《人生》所开创的小说类型,而且从《平凡的世界》中汲取了诸多灵感。凌云青是集高加林、孙少平与孙少安于一身的典型形象,细妹子身上也能看到田晓霞的影子。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通过知识和劳动改变命运的寓言,是一代人奋斗和梦想的集结号。②

由此可以看出《惊蛰》的渊源。可《平凡的世界》《人生》都是数十年前的作品,之后过去了多年,还有这样的作品吗?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惊蛰》所描写的乡土仅仅是地域的不同吗?有没有其他本质上的区别?一个时期以来,关于农村青年的成长书写汇进了猎奇式的乡土书写,他们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极端化。近年来,随着都市书写的勃兴以及乡土书写的主题化加剧,关注农村青年成长问题、描绘原生态的乡土、书写乡村生存困境的作品更是不多见了。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惊蛰》便具有了更多的价值。

《惊蛰》着重刻画了凌云青在离开家乡前所遭受的种种艰辛和磨难。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任人欺凌是他真实的生存状态。杜阳林对乡土生活十分熟稔,这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在场感。小说开篇书写凌云青的父亲突然去世,十里八村的人纷纷出场。通过一场乡村葬礼,各色人物展示得淋漓尽致,每个人的特性及人性的弱点都暴露无遗。苦难经历、人物性格、故土风貌,都是深深根植于作家的记忆中的,写起来自然更加真实。《惊蛰》关于苦难生活的细节描写十分到位。比如凌云青冒着生命危险爬竹竿取鸟蛋;在村里其他的孩子怂恿下怀着侥幸心理为了家人去偷桃子,被看园人铁锤绑起来示众,受尽羞辱;十多岁时背着比他还高的麦秆,一步一顿走在危险的山路上,绳索深深勒进他稚嫩的皮肉中……凌云青的艰难生活是川北农村生活的缩影。这些故事和场景来源于生活,很多故事就是作家亲身经历过的,真实度特别高。小说中正值壮年的父亲突然去世,这个有5个孩子的家庭的生活雪上加霜。现实生活里杜阳林出身川北贫瘠乡村,4岁失去父亲,母亲独自抚养7个儿女。小说中的云青每日吃红苕充饥,走街串巷卖米花棒赚学费,曾因腿疾徘徊在生死线上,被江湖医生神奇地治好,自学考上大学,这些都是作者自己的真实经历,其中有很多情节可以在杜阳林的散文集《长风破浪渡沧海》③中找寻到踪迹,两个文本放在一起对读,便会明白切身体验带给创作的特殊感染力。

人生苦难的真实经历与复杂情感的真实体验,都为作者成功塑造云青这一形象提供了坚实基础。《惊蛰》有很多童年限知视角的使用,一方面是叙述技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苦难生活的记忆影响之深。在这方面有很多细节刻画十分详尽,譬如凌云青和伙伴们在饥饿年代掏鸟窝的描写,从商议到执行,极具画面感;又比如凌云青天真地给父亲的坟头浇水,希望父亲重新长出来等,既有年少无知的一面,也有幼年丧父所带来的失落与打击。

《惊蛰》的三部分内容都是凌云青在离家去上大学的绿皮火车上的回忆,这种写作模式类似于王蒙的《春之声》。《春之声》也是一位叙述者坐在火车上随着意识流动而生成的文本,并且两部小说所描写的时代背景也惊人地相似。不同的是,《春之声》更多的是关注一个国家的未来,而《惊蛰》则更多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凌云青之所以在经历了长时间挣扎之后仍然要义无反顾地出走,是因为他有苦难的过去、迷茫的未来,他需要逃离,还有一个家庭的担子需要他挑起来。凌云青离乡的初衷不是要成名成家、出人头地,也没有拯救苍生的鸿鹄之志,只为过上衣食无忧且有尊严的生活。当然,小说也有很多地方写到时代的大潮,凌云青的个人奋斗也是乡村中国的奋斗,个人的故事与国家的故事联系了起来。但是,作品明显区别于那种个体让位于集体、自上而下地讲述的宏大叙事模式,而是从个体到家国,凸显个体的中心地位。《惊蛰》有大量的篇幅是在书写乡土的贫困、落后及生活在其中人们的挣扎。苦难书写是为离乡提供更多的依据。两次死里逃生的凌云青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青年,他所有的努力只有一个诉求,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凌云青坚信知识可以改变这一切,于是通过考大学的方式离开了。

二、离乡之后的隐忧

《惊蛰》近20万字,几乎都是在描述一种苦难的生活状态。真实的苦难生活就是农村青年要出走的唯一动力,这比任何渲染都要有震撼力和冲击力。联系到当下农村的一些现状,我们更能体察作家的良苦用心。譬如由大量的无固定职业农村青年构成的群体,在电子设备、移动互联网、免费文化产品(最为典型的就是短视频)等构成的当下社会生态中,似乎过着和城市居民无差异的生活,这种消弭差异的假象其实带给他们的只是片刻的幻觉。真正的苦难彻底消失了吗?并没有。这一群体还需要努力出走吗?答案显而易见。《惊蛰》用这种赤裸裸的苦难来作为离乡的动力,其深意也就凸显了出来。直接摆出问题,认清现实,也是励志书写的题中之义。更为重要的还有两个问题:类似凌云青这样的青年出走之后会怎样?还有很多没有能力出走的青年,他们的未来又会怎样?

小说只写到凌云青考上大学之后踏上离乡的火车就结束了。小说在书写凌云青为离开做准备的时候,也侧面写到了其他人离开的尝试。离乡之后又如何呢?真的可以凭借知识和劳动改变命运吗?孟繁华就此论述道:“无论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他们绝不会再回到过去,不会再回到他们曾经的乡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当我们看到云青的列车一往无前时,我们已经意识到,无论云青遇到什么,因有过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他都不会再回到观龙村了。”④

离乡之后便不再返乡,也许是最真实的情形。而实际上,近年来不少作品却写到了返乡潮,这在当前很多具有主题先行意味的作品中表达得十分夸张。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乃至此前的很多作品,已经有不少的返乡书写,要么是一种成功后的回忆,要么是创业奉献、回报乡土,其真实性不得而知。而《惊蛰》仅仅书写了童年往事和主人公的离开,并没有书写返乡,未来难以预料。从这一角度来讲,作家没有写下去的进城故事,其实留给了人们更多的思考。无论是凌云青极其个人化的出走动机,还是离乡之后的隐忧,都是在乡土文学传统赓续中的突围,更为冷峻理性,更接近问题的实质。

《惊蛰》主要的书写是为主人公的离乡做铺垫。云青幼年丧父,家乡贫穷,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离开是唯一的选择。在绿皮火车上,年少的凌云青并不能预想未来的命运,小说只叙述到凌云青考上大学前离开家乡的那一刻,未来的道路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已经有大量的作品书写了农村青年进城后的遭际。他们进城后怎样生活才是根本的问题,是能够扎下根,还是无处安放自我,抑或是有能力返乡去拯救更多同样穷苦的青年呢?这些结局,不同的小说都有呈现,《惊蛰》仅仅是拉开了序幕而已。

凌云青的奋斗改变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命运,还有众多观龙村的村民,以及那些滞留在乡村中的少年们,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改变呢?陈福贵、吉祥、孙大龙、孙二龙、孙三龙……这些无法通过知识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未来又会是怎样?在此之前,杜阳林的《落凤坡》⑤其实已经书写了一个留在村里也可以改变命运的故事。7岁女孩明远秀随改嫁的母亲来到落凤坡,与许志兴一起长大,但因为继父罹患疾病,成绩优异的远秀不能参加高考,后来还以“换亲”的方式嫁给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年轻人宋国梁。宋国梁因车祸去世,远秀成为寡妇,又回到落凤坡。远秀跟着村里的农技专家学习果树种植,后来还被推举为村主任,带领全村人致富奔小康。这个多多少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可能并不具备普遍性。重点是,远秀仍是依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只不过知识是在村里学习的罢了。《惊蛰》在某种意义上也表达了作家关于乡土未来命运的担忧和进一步思考。

除了凌云青,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试图逃离家乡。老一辈的孙铁树背着包袱打算再也不回来了,凌云鸿学剃头满师之日也带着憧憬前往南方,就连最小的孩子云白在云鸿不带他走时,也哭着发誓以后要去南方—“去南方”正是逃离农村的集中呈现。也许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凌云青以及其他人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在农村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而必须要逃离农村。但离乡之后,使命并不就此完成了,未来仍是未知数,这正是《惊蛰》的独到之处。

三、乡土书写的赓续

《惊蛰》总体来说是四川乡土文学书写的一种延续。无论是小说的主题、人物、故事,还是作品中地方风物的描摹、地方习俗的展示,抑或是四川方言的使用等,都有传统可以追寻。《惊蛰》故事背景在阆南县观龙村,这一村庄地处中国腹地川北,具有确定的地理位置。除了故事背景与生活场景外,《惊蛰》中使用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的川北话,小说中方言信手拈来,随处可见,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地域性。

《惊蛰》是一部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乡土小说,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川北农村的生活状态,堪称一部有关20世纪80年代川北乡村的史诗。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耕文明智慧的集大成,“惊蛰”节气在小说中就不仅仅是一种结构和素材的需要,而是一种农耕文明特殊印迹的延续。《惊蛰》是一幅川北山区的世俗风情画。小说开篇,因为父亲突然离世,邻居们出面帮忙,各种人物出场,都有着地地道道的乡土人物性格特征。风俗描写成为《惊蛰》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惊蛰》的许多章节都有着这种带有川东北本土色彩和韵味的描写。开篇那场葬礼,将地方风俗展示得十分到位,特别是让一个4岁的孩子参与其中,以保证仪式的完整性,这让一种无法轻易更改的地方风俗更加显现出地域的特性。

除了地方风物,关于地方性书写,更多的笔触伸向了乡土人情人伦,其中既有人性的恶,也有人性的善。司空见惯的“肚皮官司”,没完没了的闲言碎语,各怀私心的小算盘……从儿童到成人,普遍具有恃强凌弱的特性,欺凌大行其道,习惯于转嫁仇恨与怒火,无尽的怨气充斥在不少人的生存世界里。小说多次极为详细地书写了这种场景:贫穷使观龙村的一些人不顾廉耻、亲情淡漠,陈金柱一家为了多占耕地,甚至移动界石,欺负兄弟留下的孤儿遗孀。徐秀英有困难,求助于她的兄弟姐妹,后者对她的苦难无动于衷、不闻不问,甚至冷嘲热讽。陈金柱、刘翠芳无端猜忌,对兄弟妯娌凌永彬、徐秀英,从暗中欺负到公然伤害,进而残忍对待幼小侄儿凌云青;孙铁树因为曾有对徐秀英一厢情愿的恋情而导致妻子岳红花挥之不去的嫉恨,终至于酿成对徐秀英全家的恶性报复,并导致凌云鸿的牢狱之灾。观龙村之外的地方又如何呢?凌云青去广元投靠舅舅,遭遇冷眼,只能独自从广元流浪回阆南,一路继续忍受各种艰辛。亲戚之间毫无情感可言,人性自私的一面被集中呈现。

杜阳林没有把观龙村的生活谱写成一曲自在和谐、乐天安命的诗意牧歌,也没有将其绘制成一幅山美水美人美的田园风情画。这既表现出乡土的普遍性,也描写出了地域性。由此观之,观龙村众生的悲剧并不仅仅是贫穷使然,因为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依旧有那些伟大的人格和抚慰人心的温情。徐秀英一家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除了他们自己的勤奋和韧劲外,也得益于观龙村善良村民和一些朋友的扶助。这是人性中的一抹温情,是贫穷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从福喜婆、韩老师一家,再到周家夫妇,甚至在回家路上遇到的陌生人,都给了凌云青莫大的关心和帮扶。

农村青年成长书写、离乡书写、地方性书写,都指向了作家的乡土情结。写乡土,写家乡,并不仅仅是写田园牧歌,而是带着批判的眼光,书写隐藏在那乡土之中的人性灰暗的一面,这其实也是巴蜀文脉的接续。这些场景里有很多早期四川作家作品的影子,最为典型的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乡土书写是四川白话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巴蜀文学一向以“乡”和“土”为主要特色,巴金、马识途、李劼人、沙汀、艾芜、周克芹,包括后来的阿来、罗伟章、马平、贺享雍、卢一萍等四川作家,都有关于乡土的书写。如何传承这支文脉是需要作家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的,杜阳林在四川文脉延续上有很好的体现。只不过,杜阳林的乡土书写最终汇流到关于人和人性这一永恒的文学主题上去了,同时也在思考现代化进程这样的问题,将乡土与城市关联了起来,将个体命运和时代大潮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四、时代大潮的回眸

《惊蛰》同样有着一种史诗情结,这是任何作家都无法摆脱的创作母题。小说通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明晰了时代背景。周恩来总理去世、唐山大地震、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和“严打”等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时代背景的提示。改革开放这一时代背景始终在场。村里人逃离的路线几乎都指向“南方”,这是直接和改革开放这一宏观政策相关的选择。作家选取了一个时间横截面,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小说的故事始于1976年,终于1986年,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十年,改革开放这一声春雷令万物复苏,“惊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向这一巨大的变革。作家同时将时间往两头延伸,向前推有周家夫妇在特殊年代的遭遇,往后推有对凌云青离乡后会如何的隐形思考,个体命运书写始终跟随着时代的大潮。

母亲徐秀英形象的塑造以及凌云青的个人奋斗是小说着墨较多的地方。徐秀英为了将五个孩子抚育成人,表现出了惊人的坚忍,她抵挡着欺凌和诱惑,忍受着一切磨难,借粮、借肉、借钱,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凌云青从小就懂得如何在贫穷中保持人格的尊严,他主动为母亲分担农活。为了家庭的生计,他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毅力,帮助母亲干最苦最累的农活,最先在乡民中贩卖米花棒贴补家用,接着又开始做破烂生意,并因此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又在投奔亲戚无果后徒步几十天回到家。如此困苦,都没有击垮他,相反,他还利用一切空闲时间争分夺秒自学补习功课,并最终破例参加了高考。吃苦耐劳,忍受一切屈辱,是他们的共性。

所有的大前提,则是时代大潮的改变,是改革开放带给了人们生活的希望和幸福的曙光。在改革开放的阳光照耀进来前,民众虽然已经足够努力,但是仍无法摆脱生活的困顿。政策一变化,人们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是能够自由流动,农民的上升空间拓展了。凌云青能够贩卖米花棒赚钱贴补家用,除了因为他的吃苦耐劳的个人品质,更主要还是政策的开放。这是一个时代的写照,作者对这个时代怀有的情感、希望和冲劲跃然纸上,一览无余。小说有自叙传性质,写凌云青的成长史,一个乡村青年的命运史。但小说也超出了个人成长史,它同时也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史。不过,作家仍保持一种警惕,改革开放解决了贫困问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商品经济大潮下的道德伦理的迷失也是常见的文学主题。《惊蛰》中的“大虾米”出场就是一例,这个一心想发家致富的农民,被以秦教授为代表的投机分子诈骗,不得不开启找寻之路。这仅仅是一闪而过的描写,却深意无限。

杜阳林的《惊蛰》书写乡土,但又不局限于此。凌云青具有典型性,又不具有典型性。一方面,他不具备一般小说人物形象所具有的高大、独特与伟岸,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青年;另一方面,普通青年不就是所有人吗?这其实又是另一层面的典型。因文本独特的结构和精雕细琢的细节处理,以及作品中所蕴含的多重精神指向,作品显现出别样的风味。《惊蛰》是一部成长史,而且是一部农村青年的成长史。随着精准扶贫和随之而来的乡村振兴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作品书写一种宏大的历史进程,其中的农村青年都是活生生的个体,对他们的掩盖与遗忘,是文学书写的失职。遗憾的是,随着都市化的推进,关注乡村青年奋斗的主题已经越来越稀有。

结语

通过一部乡土题材新作的分析,联系到近年来文坛如潮水般涌现的书写乡土、描绘农村的作品,可以引发诸多思考。什么是乡土书写的“中国经验”?或者更深层次地发问,究竟什么是中国的乡土?是政策化的乡村、魔幻的乡村、诗意的乡村,抑或是神话式的原乡?同一片土地,在不同的作家笔下有不同的面貌。当我们将那些社会性问题放进来考虑的时候,就会更加凸显作品的价值。杜阳林的小说深深扎根于四川的乡土,这是他的来路,也是梦开始的地方。杜阳林的记者身份及从业经历使得他的作品充满各种议题设置与现实关注,《惊蛰》在自叙传的基础上,触碰了历史现实的多个面向。农村青年的离乡、返乡及成长问题,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及移风易俗的矛盾,宏观政策在农村的落地生根,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历史伟业,农村的现状与未来的最终指向,这些都是乡土文学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杜阳林的小说在乡土文学的传统中引入了更多的思考,也因之有了更为独特的价值。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当代文坛》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