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野望》写的还是芳村。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书写芳村，书写那个华北平原上的小村庄。我不想说，我不断的诉说和抒发是出于对故乡的热爱和眷恋，出于对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源自根脉的朴素的深情。我想说的是，这么多年了，我其实是渴望通过以文学的方式，发现和重建故乡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个体命运与时代生活之间的关系。我渴望通过对一个村庄的书写，记录当代中国沧桑巨变的深刻履痕，为一个时代珍藏鲜活而真实的国家记忆。

从某种意义上，《陌上》是《野望》的前史。《野望》中的人物以及人物关系，同《陌上》一脉相承。我得承认，写完《陌上》以后，我意犹未尽。那些活泼泼的人物，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他们喧闹着呼喊着，哭着笑着，几乎要纷纷跳到我的笔端。我喊了翠台来，做《野望》的女主角。为什么是翠台呢？有媒体朋友问。是啊。为什么是翠台呢？在芳村众多女子中，翠台可能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可是，因为她是翠台呀。翠台身上，有着深厚的传统的底子，朴素如泥土，厚实如大地，土生土长，如同田野里的庄稼，时节如流，岁岁荣枯。围绕着翠台，是一个村庄的千丝万缕，一个时代的光影跳跃，一个国家的山河浩荡。

每一次回乡，走在乡间小路上，大庄稼地森森然绿浪翻滚，田野散发出浓郁而热烈的气息，村庄安静而喧哗，大地沉默而沸腾，而岁月绵长，日常的河流生生不息。我常常震动于这伟大而平凡的日常生活，震动于乡村生活广袤无边的河床上那淤积沉淀下来的深沉厚重的传统的底子。在剧烈变动的历史进程中，我关心着中国乡村的“常”，我想写出“常”与“变”之间的内在关联，或者，只有把这新变置放于恒常之中，才能更加凸显出这“变”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在《野望》里，我用二十节气结构全篇。当然，这也许并不新鲜。二十四节气谁不知道呢？哪一个中国人，不活在二十节气的循环往复中，并且在这循环往复中更替代谢、生老病死呢？千载而下，二十四节气不知经历了多少轮回，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时间周而复始，而万象更新。巨大的恒常与伟大的新变，它们互为表里，彼此映照，在一个村庄的鸡鸣犬吠中，在一个时代的日月星辰之下，发出意味深长而又一言难尽的喟叹。我不得不承认，我在这意味深长的喟叹中百感交集，辗转难安。我常常在村庄里随性乱走，像一个热切寻找谜底的孩子。

是的。在《野望》里，我照例没有讲故事的野心。我不是不信任故事。我只是固执地认为，对于一个村庄而言，故事还是显得狭隘了。一个村庄会缺少故事吗？或许，一个村庄最不缺少的，就是故事。那些飞短流长，那些街谈巷议，带着乡土民间特有的传奇色彩。我不想写那些到处流传的村野奇谈，我想写出平凡的朴素的流水一般的日常，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混沌的，缠绕的，湿漉漉毛茸茸，烟云浸染，饱含着生活的汁液。这么说吧，我是想写出一个村庄的众声喧哗，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日夜流淌，不时发出激越的动人的轰鸣。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野望》里，我不断地写到芳村的大喇叭。怎么说呢，大喇叭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个村庄，这样的喇叭必不可少，它担负着多种功能，广播消息，宣传政策，娱乐群众，发号施令。在《野望》中，大喇叭里不断传出自己的声音，有时候是国家政策，关于乡村振兴，关于生态环保，关于美丽乡村建设；有时候是民间信息，卖桃子的来了，卖韭菜的走了，哪里有招工的，谁家丢了一只猫；有时候放一出戏，河北梆子，《打金枝》《空城计》《龙凤呈祥》。这些声音通过大喇叭，传遍村庄、田野、河套、果园，同乡村的风声雨声混杂在一起，同村里的鸡鸣狗吠闲言碎语交织在一起，与邻村的大喇叭一唱一和，遥遥呼应，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宏大与琐细，抽象与具体，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彼此缠绕彼此激发，有一种丰富复杂的意味在里面。我是在后来才发现，大喇叭这样一个无意的装置，其实是一种隐喻。通过大喇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中国乡村在时代激流中新的表情、新的气质、新的风貌。大喇叭在村委会，然而它又无处不在。大喇叭发出的声音，在村庄里不断回响不断激荡，这是一种富有意味的形式。它大约只属于中国乡村。或者说，只有中国乡村，才能为这种形式赋予丰饶而广袤的想象空间。

《野望》是朴素的，也是诚恳的。写《野望》，我几乎是信笔直书。我仿佛回到我的故乡，回到那个村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心跳，都有温暖的绵长的回应。这真好。

也许有人说，一个村庄有什么可写的呢，你打算什么时候写写芳村以外更大的世界？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不想说，或许我写出了一个村庄，我也就写出了中国。这太狂妄了。人到中年，我渐渐学会了谦虚——你叫做谨慎也好。当然，我也渐渐学会了沉默。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是在人生走到中途的时候，懂得了生活的矜持，也懂得了生活的包容。我在现实生活中沉默不语。我只在虚构世界里高声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