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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征候分析
来源:文艺报 | 杜李  2022年07月04日09:09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对民族事业的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但是,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构成中,少数民族文学所占的分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不是数量方面的提高,而是需要涌现出更多产生深刻影响的大作品,让更多写作者和读者深刻意识到,依托于民族文化,同时借鉴广阔的视野,能够产生时代性的佳作,从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少数民族作家不论是纵向继承还是横向移植,都需要进一步摆脱掉昨日的束缚,不断地自我突破,促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交织”走向“交融”、从“秘闻”走向“秘史”、从“延续”走向“创新”。

从“交织”走向“交融”

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灵感与创作激情,大多自觉不自觉地来源于家园故土。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思潮的深入和1990年代知识分子对新话语模式的找寻,更是助推了“民间”的热势。有着得天独厚资源优势的少数民族作家,纷纷打捞和开掘各民族的文化资源,他们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无法抹去也不可淡化的民族地域特色。少数民族文学的优势正在于其民族性与地域性,因此,这些对于地方风物和人情社会的描写,得到了读者的欢迎。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一些作家笔下的地域风俗与民族风情,多是在盲目的认同中一味地直接截取或拿来,一如照相馆中任意置换的幕景,高超的工艺和技法虽能让它“逼真”,却终是无法让其“成真”,转换成美学意义上的“艺术真实”。

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为了完成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或让作品表达出民族文化内涵,常常在叙述中生硬地嫁接民族元素。这些民族元素的突兀出现,如同走台上的展演,看似丰富了文本的叙事空间,却并未链接起文本的精义旨要。民族元素与文本叙事之间并没有连通血管和神经,二者间是泾渭分明、决绝分离。当然,有了一定修为的实力作家对这种生搬硬套式的嵌入可能进行了一些“圆润”的处理。他将民族文化元素编织进遥远的历史时空之中,让人凭吊或悼念。他们沉潜在对奇风异俗的渲染之中,此起彼伏地构筑着一座座少数民俗博物馆,自我陶醉地讲述着那些遥不可及的故事。那些随着时间的流变而不断嬗变的民族风情习俗,却被永远地静止在了他们的笔下,变成了一个个僵死在今天的异类。

我们知道,历史、习俗不是停留在昨天,而是跟随人们的脚步,走进当代人的生活之中。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简单膜拜和圣化之中,而是应该以当代眼光审视其当代嬗变,并分析这种变化与人民现实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创作实践中,仅仅将民族特色如线网一样交织到文本之中是不够的,还必须将线网变成脉络和神经,将“交织”变成“交融”,并充分吸收时代的营养,接受阳光和雨露的滋润,才有可能长成大树。

而且,生活的真实往往并不等于文学的真实,从少数民族生活日常到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其间有着艰难而复杂的转化、提纯与擢升。少数民族文学既要忠实于民族生活,更要忠实于文学规律本身,甚至文学真实须更高于生活真实,否则作家的职能可以完全被记者所取代。这不是说作家可以抛弃生活,相反,需要更加尊重生活,理解民族生活的内在逻辑。少数民族文学不是“民族+文学”的简单叠加,而是“民族×文学”的深度复合。如果说,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生活是骨架、文学是血肉,骨架与血肉的粘贴相加,依然只是僵硬裸呈的标本;只有它们深度交融,血肉丰满骨架,七经八脉相连并赋予灵魂,才是生生不息的活体。

从“秘闻”到“秘史”

新世纪以来,因地域性特色的凸显,有力地应对了全球化同质现象,进一步助推了“地域文学”风潮的兴盛。这极大地激活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兴奋密码。他们善于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讲述那些古朴神秘、波诡云谲的秘闻轶事。毋庸置疑,对地方性知识的自觉嵌入,是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的思维习惯,也是将其作品特色化的重要策略。

但是,在作品中书写秘闻,又极容易让作家陷入就事说事的窠臼,进而导致叙事模式的程式化与叙事主题的概念化。因作家对相关物象缺乏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深刻的艺术体验,即便描述得再绘声绘色,依然存在着微观视角的捕捉与嫁接不够、对内心情思的发掘与表现不足、对时代背景的理解不深入等问题,既难以深入进少数民族生活的内部,也难以窥视出历史发展的本真。

因此,少数民族作家必须超越自己对少数民族生活与物象的碎片化认知,充分张扬主体意识,通过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把握,来建构起厚重的体验认知与具有整体性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强烈的人文意识指引下,从生活世俗的表象抵达存在的意义与生命的本质。同时,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所书写的熟知的少数民族生活,既要贯注充沛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情怀,又须极力摆脱掉“地方血统”的意识控制,不断深化并自觉提炼广阔而丰富的经验与资源,并注重渗透来自于时代生活与世界文学的丰富体验。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才有着更为持久的及物性与审美活力,也才有可能呈现出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秘史。

从“延续”走向“创新”

因为对家园故土的深情,很多少数民族作家都拥有一个沈从文式的共同梦想,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湘西”。我们看到,一些作家循着沈从文的路径依然能够取得很大成功。可是,同样地借鉴沈从文这一“样板”,为什么只有少数的几位获得了成功?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多在简单地延续而缺乏创造地承继,缺乏对以往模式的超越性延展,缺乏对丰富资源与文化传统的陌生化审视。

而且,我们对沈从文的理解,可能存在着一些偏见。比如,关于他的城乡二元文明对立观。沈从文并没有一味地美化乡村世界,他对苗族文化本身也有自己的反思和批判。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把那个孤立的湘西世界放到动态的社会关系之中,审视它的时代变迁。对于我们当下的写作者来说,如果只是沿着《边城》的模式简单模仿,是很难写出自己的特色的。

现实生活在发展,文学的审美趣味在变迁,新的写作内容需要我们开拓新的写作模式。我们需要继承民族的古老传统、现当代作家的成功经验,但也需要基于现实内容的需要进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新。这并不是要求大家丢弃自己的民族本位,而是应当学习沈从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审视与诘问,挣脱掉民族文化传统的局限,以全新的艺术理念来触摸现实,写出时代的新意。在这其中,沈从文对小说文体的突破与创新、对小说人物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的求新求变的探索精神,或将更值得少数民族作家学习与借鉴。

不仅仅是沈从文的“《边城》模式”,各个民族大都有一些固定的叙事原型,有对后来写作者构成巨大“影响焦虑”的大作家。新的写作者面对这些传统、前辈,既要虚心学习,也要结合写作的题材、内容进行拓展、创新,融入自己对于历史、现实、人生的丰富思考,让民族特色与陌生审美经验并存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使自己的创作不断得以开拓与超越。

总之,民族地区的生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发展变化,其中涌动着无数动人的故事和细节。如何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写出这些故事与历史、时代的深刻联系,深刻反映人民群众的复杂内心世界,是有志向的少数民族作家正在努力解决的文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