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算与天算：叙事的过去与未来
近年来流行的“数字时代”“算法时代”等时髦术语，已经开始入侵文学领地，似乎暗含着一种技术崇拜的价值取向，但我觉得，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文学”存在的价值。对于科学技术意义上的“算法”，我是门外汉。但我经常看到有人坐在路边搞“算法”，他们当然不是在帮你数钱，而是要为你计算那些你自己算不了的事情，比如命运、爱情、来世那些重大问题，仿佛在“替天行道”似的。尽管这种行为有“封建迷信”的嫌疑，但是这种古老的“命运凶吉算法”至今依然存在且流行，说明人类还是有算不清楚的时候，还是有算不明白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学习，提高“人算”的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也不要完全拒绝“天算”。文学艺术经典中的超验部分，往往有这种功能，比如《红楼梦》开篇的神话和预言。
人会算计，这是一种操控世界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也可视之为“主体性”凸显的重要标志之一，属于科学技术范畴。天也会算计，它算那些人算不了的事情，其中隐含着作为主体之人无法企及的神秘，应该属于神话学诗学或者玄学的范畴。这两者似乎了无干系，人类和上天，各算各的账，仿佛井水不犯河水。深究起来，井水跟河水有更深层的联系，河水经常要犯井水。通过渗水岩层，地表河水的水位高低，决定了地下水的水位高低。所以不要简单地将河水跟井水粗暴地分开。
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是将“人算”与“天算”分而论之的人，而且鼓励个人僭越到“天算”领域。他认为，哲学不生产知识，哲学产生于人类对不可知事物的“迷惑”和“惊异”。同时，哲学也包含着人类试图摆脱“愚蠢”的渴求。哲学只为自己而存在，它从来都不为“任何利益”服务，它追求的是“上窥天机”的“智慧”，因而是“唯一的自由学术”和“神圣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很诱人，拉近了人类思维与最高智慧之间的距离，也改写了无知(愚蠢)与知识(智慧)的边界，还让那些高远的神秘知识与人类之间，有了亲近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人类的思想形象能够维持在一个高水准的尊严层面。
但我不得不说，亚里士多德的话过于绝对了，至少对古老的东方智慧而言，它是不完全的。比如，“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寻求智慧”的这个说法，就过于绝对。因为，我们能够找到许多既“寻求利益”又“获得智慧”的例证。比如，上古中国的商朝人，利用龟甲的裂纹占卜凶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就包含着“获取利益”和“寻求智慧”的双重诉求。我们可以给这一思维模式和相应的行为命名为“凶吉二元算法”。这种算法的有效性到底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也难以求证。此外，还有中国先秦哲学著作《周易》，传说那是周朝人的著述。它是为了应对外部凶险环境而发明的另一种算法，可以视之为商朝人“凶吉二元算法”的变种和升级版，不妨称之为“阴阳二元算法”。有人说这是“二进制算法”的先驱，我们姑且听之。《周易》的“阴阳二元算法”，利用蓍草形成的“卦象”进行占卜，既有寻求避开凶险之途的实用目的，又有试图窥见神秘天机的超越性诉求，因此，它捎带着还成就了一种伟大的智慧，一种先知预言的方法论。作为“先知之书”，《周易》是一部没有作者的著作，它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也是东方神秘主义智慧的重要源头。
托名于“黄帝”或者“岐伯”的中国古代医学哲学著作《黄帝内经·素问》和《黄帝内经·灵枢经》，同样是没有作者的著作，也是古代中国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部奇书，既是一种指向“混沌未开”或者“元气未裂”的“人体乌托邦”理想；同时也是一种“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的生命演绎；更是一种具有实用救命价值的“人体乌托邦算法”。与“凶吉二元算法”和“阴阳二元算法”相比，《黄帝内经》的“人体乌托邦算法”更接近科学，因为事关人的小命儿，不可云山雾罩不落实处。但中医哲学毕竟不是狭义的“科学”，离狭义的“科学”还有一定距离，带有哲学乃至诗学色彩。中医理论将哲学(对人体小宇宙秘密和自然大宇宙天机的猜想)和技术(观察诊断人体的病象，提供预防和治疗的方案)合二为一，将技术实用功能和智慧超越功能合二为一。不但估算人体健康状况，还要预测命运的进程和走向。
上述那些古老的“算法”很难立即得到验算。不能验算就很难说是科学，因为科学是可以反复验算并得出相同结果的。但我以为，不能验算就不是科学的说法过于绝对。科学也有失算的时候，一旦时空条件发生变化，它就算不灵了，它的验算就出错了。小凶小吉(手机坏了或炒股赢了)的小经验，可以验算；大凶大吉(重大灾变或生死消息)的大经验，无法验算。那些古老“算法”，算对了就是科学，算错了就是巫术，半对半错就只能当作诗学或者哲学了。人类命运这一类运算结果，属于“天机”消息，用不着急于去验算，可以把它交给1000年为单位的历史长时段，交给未来去验算。人体之谜、人性之惑、人类之运，成了迷人的神秘主义诗学。因此，《周易》《黄帝内经》，同时也是最尖端高深的诗学著作。
最早的“人算”和“天算”，其实是合而未分、混沌一体的，因为那时候没法分，那时候天人相通相亲，天理与人道并不隔膜。科学技术和哲学诗学的分道扬镳，是后来才有的事情。面对这种“分离”状态，庄子在《天下篇》中宣称：“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随即发“悲夫”之哀叹。他叹“道术”(总括的形而上学)被“方术”(分治的学科技术)所取代。(近人蒋锡昌认为，“方术”只是“道术”的一部分，此说甚是。)尽管庄子十分清楚地知道“百家众技，皆有所长”，但他还是站在追求“道术”的更高的完美立场，批评了“机械制造工程师”墨翟，批评了“逻辑算法工程师”公孙龙子，还批评了“神秘主义天文学科”创始人宋钘等，批评他们“往而不返，必不合(道)矣!”以至于令后人不见天地之纯美，世界之全体。
上面所引庄子的观点，不完全代表我的观点。我非常敬重那些致力于为人类日常生活造福的工程师，他们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他们是最早摆脱那种沉溺于中世纪幻想玄思状态的先驱。比如，发明蒸汽机的英国工程师詹姆斯·瓦特，就非常了不起。他面对着火炉上开水壶的铁盖的跳动，无问凶吉，处变不惊，沉着冷静，用近代“机器制造算法”，算出温度升高导致液体转化为气体，算出气体膨胀产生蒸汽的推动力，算出热能转化为动能的原理。瓦特的“方术”，引发了人类劳动方式的巨大变革，首先是将人类从牛一般的重负之中解救出来了，把人类移动速度提高了无数倍，还顺便改写了人类的时空观念。对此，针对龟甲牛骨裂纹的“凶吉二元算法”，还有《易经》蓍草哲学的“阴阳二元算法”无能为力。
假如我们以1000年的长时段为思考的时间单位，那么，这个“凶吉阴阳二元算法”就有了用武之地。英国工程师詹姆斯·瓦特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蒸汽机将人类从艰辛的劳作中解救出来的同时，却培养了大批懒汉、寄生虫、食利者、资本家、剥削阶级。这才不到300年的时间，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全世界热爱劳动的人，难道都要变成懒汉和寄生虫?此可谓不吉也!不可谓不凶也!此时此刻，在古老的“凶吉阴阳二元算法”面前，近代“机器制造算法”，顿时就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它就只能是“方术”而不是“道术”。问题不是出在“机器制造算法”本身，而是因为时空条件发生了变化。而古老的“凶吉阴阳二元算法”，正是一种对时空变异极其敏感的算法。所谓“易”之三义，是“简易”的，也是“不易”的，更是“变易”的!
对机械静止的“方术”的信任和依赖，是现代文化的重要命题之一，同时又是现代文学艺术反思的对象。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二二得四”的铁律和石墙，与个体的“自由意志”了无干系。陀氏笔下的主人公“地下室人”，在大声喊叫，宁愿在“二二得四”的石墙上撞死，也不愿让“自由意志”臣服在乘法口诀表的铁律面前。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客观规律”和“自由意志”作为正反两方面的例证相对举。与此相似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他将“资本主义理性精神”一分为二，一个是合乎“纯粹物质目的”的理性，或称之为“工具理性”。一个是合乎“情绪或者价值”的理性，或称之为“价值理性”。马克斯·韦伯尽管试图调和这两种理性的矛盾，但他还是忍不住大发议论：“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的，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可见，道理归道理，情感归情感，逻辑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工具理性”带来的福祉是有限的，“价值理性”面临的问题，还得另外求签。那些遭人另眼的古老算法或许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
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正借助于芯片和纳米技术等高科技——计算机、跟踪器、窃听器、电子眼、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机器人、任天堂四代，等等——为我们造福，同时将我们带入深渊。人类已经完全进入了所谓的“算计时代”或者“算法时代”。跟商朝人的“凶吉二元算法”，周朝人的“阴阳二元算法”，黄帝和岐伯的“人体乌托邦算法”，詹姆斯·瓦特的“机械制造算法”相比，今天的高科技“芯片数字算法”貌似更高级，但在回答“价值理性”的疑问之时，我总觉得，它很容易蜕化为“高级黑算法”。我们被无处不在的“高级黑算法”所包围。它带来的无疑并非全是福音，更多的甚至是焦虑、烦恼、恐惧、厌倦、无奈。因此，“躺平”的打算始终在心头。我们在这样一个“芯片数字算法”浸淫的背景之下讨论人文和文学，倒也另有一番甜酸苦辣。写到这里，“人算不如天算”的古老谚语，又在我耳边响起。
这篇文章，是我为自己的最新论文集《故事的过去与未来》所写的序言，其实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论文集是从我2013年以来发表的论文中精选来的。八年二三十万字，多乎哉不多也!但我仍觉得有些杂乱。好在它还有热闹的长处：中国故事、城市经验、类型文学、科幻小说、二次元世界、叙事结构、典型人物、高雅文学、青花瓷美学、殷墟和朝歌酒池肉林之盛况，老子和庄子的告诫，诸多的元素相邀在一起，仿佛是应“文学”之约而来。书名就叫作《故事的过去与未来》，讨论的核心主题是“数字时代的文学”，重心还是“文学”。词组“数字时代”在这个偏正结构短语中，不过是个定语，一个修饰词组，一种难以摆脱的语境和背景。让事物来修饰文学，而不是用文学去修饰事物，也是我心之所向的愿望。因此，尽管“人算”难以替代“天算”，但我依然要肯定“人算”，并因此感到欣喜激动。倘若没有“人算”，“天算”与我何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