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新南方写作”的文化感知与逻辑自洽

“新南方写作”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命题确实具有相当的敏锐度与前瞻性，触及了某些正在逐渐彰显的问题。但就现有讨论看，其中又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提升之处。

我们首先对相关讨论的大致轮廓和基本内容略做梳理。

按照命题主要倡导者的思路，“新南方写作”包括三方面的要义。从外延看，“新南方写作”既是针对“北方”的南方，又是针对“江南”的“南方以南”，具体是指海南、广西、福建、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华文文化圈；从内涵看，“新南方写作”之“新”有四点：文化遗存和文化族群丰富多元的“地理性”，相对于传统中国“土地文学”的“海洋性”，陆与海、方言之间和美学风格的“临界性”，有待召唤和塑形的“经典性”；从实践意义层面看，“新南方写作”“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一性民族国家的限制，……政治（主权）无法抵达的地方，汉语的主权却可以预先书写和确认”，因而可以成为走向“世界文学共和国”的方向和路径（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其他讨论主要从命题内涵充实和文学史视野拓展两个方面展开。在命题内涵充实方面，既有学者从理性层面的意义维度强化，如“地域性与时代同行”（贺仲明）、“地方性与世界眼光”（刘小波）等；又有作家从艺术感觉层面的内在特质真切化，如“蓬勃的陌生”（林森）、“蛮荒及其消隐”（李壮）、“异样的景观”（朱山坡）、“新寻根、异风景与高科技神话”（王威廉）等。在文学史视野拓展方面，讨论者或者从“成长性和提示性”的角度，将韩少功、刘斯奋、林白、东西、鬼子、凡一平等作家和王十月、郑小琼的“打工文学”，分别作为“新南方写作”的源头和支流（张菁）；或者从具体文本出发，将黎紫书的《流俗地》、陈继明的《平安批》、林白的《北流》等近期有影响的作品，都作为“新南方写作”经典出现的可能性来看待（见林培源、曾攀、蒋述卓等人的相关论文）。

这些论述与言说各有其切实的领悟和针对性明显的思考。但在认同之余，笔者又发现其中存在某些未能逻辑自洽之处。首先，“新南方”针对北方和江南而言的深层次基础和依据是什么？在“异质性”背后，南北之间的关联和矛盾统一性又是否存在、基于怎样的背景而存在？其次，“新南方”侧重于揭示其本土性的内在特质，但在估量由外来力量所构成的文化丰富性方面则有所欠缺。具体说来，“新南方”常年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地的打工农民，他们分属楚文化圈、赣文化圈和巴蜀文化圈，对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至大至深，这些形象的审美意味却既不是“地理性”“海洋性”所能涵盖的，也不是“临界性”所能充分阐释的。再次，“新南方写作”的主要关注视野是一些新南方地域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写作”一词内含着“在新南方”和“写新南方”双重界定。但实际上，表现“新南方”的作家类型众多，本土作家中既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还有邓一光、陈继明这样的“新移民作家”，又有韩少功等“两栖”作家，甚至地道的四川内地作家罗伟章也创作出了表现“新南方”的精品力作。所以从逻辑层面看，反而是将“在新南方”的界定去掉，修正为从题材和内涵层面着眼的“新南方文学”更为妥帖。

总体看来，在已有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尚可从“新南方”之“南”、“新南方”之“新”和“新南方文学”的背景与线索几个方面，对相关讨论略做深化、拓展与提升。

二、中华文明差序格局与“新南方”之“南”

“南方”“北方”的区分在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而且存在着不同的层面，其内涵也是不断变化的。

从历史文化层面看，“南”“北”的区分起源于西周分封制。先秦时期，中原王朝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带为“华夏”，而将周边四方称为“北夷、南蛮、西戎、东狄”。战国策士们沿“秦岭—淮河”一线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各诸侯国活动，“合纵连横”“远交近攻”，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差序格局，中原正统文化和南北蛮夷文化的观念也随之确立。随着某些王朝的定都与南迁，长江三角洲又发展起来，形成了“六朝古都”“东南形胜”，加之沿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所以直到近现代，长江三角洲始终是生活优裕的“江南”富庶之地。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实际上也称南方，在历史上统属于“中南”地区，这些地区长期作为瘴疠、蛮荒之地而存在，“永州之野产异蛇”就是最好的注脚。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南”地区曾一度领时代风气之先，具体从事的却是政治、军事之类需要“霸蛮”才能成功的行为。中国革命史上存在着“南方根据地”“南方游击队”“中共中央南方局”之类的称谓，这些称谓基本上是将“东南”和“中南”统称为“南方”的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六大区行政区划中，长江三角洲并不以“南”相称，而叫做“华东区”，广东、广西与湖南、湖北、江西同属于“中南区”，现在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西藏则属于“西南区”。所以，长江三角洲的“江南”不过是一个古代历史地理的文化遗存。

在中国文学史上，艺术趣味、审美风格的南北差异也相当明显。关于北方“内陆文学”的趣味与风格在这里暂且存而不论。在南方文脉方面，从《离骚》化政治冤屈为情爱幽怨的凄艳悱恻，到南朝民歌“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的旖旎缠绵，再到宋代婉约词好作“妮子态”、稼轩词也不时“男子作闺阁音”（毛晋《稼轩词跋》语），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相当明显的侧重“阴柔之美”的线索。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南方审美话语内部，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具体形态，其一是“东南”长江三角洲地区传承江南士人文化趣味的典雅整饬、精致伤感的审美形态，其二是“中南”地区远接“楚辞”浪漫神奇传统的神秘诡异、民间巫风气息浓郁的审美形态，其三是以周立波《山乡巨变》、陈残云《香飘四季》、陆地《美丽的南方》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牧歌风格的审美形态。在新时期文学中，也存在着苏童、叶兆言式新历史文学和韩少功寻根文学的不同南方审美话语。

从这样的历史文化与文学背景来看，“新南方写作”的地域范围既是区别于长江三角洲的“东南以南”，更是关联着“中南”“西南”地区的“岭南”“华南”。只是由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地域差异，广东、海南走在了经济变革前列，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变成了有待崛起的“中部”，广西则与四川一道被归入了“西部地区”，相互之间的关联未能表面化而已。在“新南方写作”所列举的作家中，陈崇正的小说“潮汕巫风”（杨庆祥语）气息浓烈的魔幻想象，林森的小说对海南岛奇风异俗和地域文化的审美热情，朱山坡小说的反讽、诙谐与荒诞感，我们均可从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中发现审美意象、艺术趣味的端倪。事实上，韩少功曾经“寻根”的湘西本就属于与广西、云南接壤的“大西南”地区。所以，“新南方写作”者的艺术风范虽然不同于长江三角洲的“东南美学”，却颇近似于浪漫神奇、巫风诡异、气息浓郁的“中南”文学。在湘南地区中，永州与广西的文化共同性，永州、衡阳、郴州与广东的经济关系之密切，均不亚于广西与广东的关系。如此看来，“新南方”之“南”并不是真正自成一体的存在，既可以从内部将广东与广西相区分，又可以从文化角度将广西与湖南、从经济互动角度将“华南”与“中南”相关联。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发展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差序格局，文学创作因为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层面的差序格局，也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和南方内部差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环境中，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仍然存在，由此构成了与“江南”相区分，却与“中南”紧密关联的“新南方”。这才是“新南方”之“南”的确切方位。

节选自《青年作家》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