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及作品
檀一雄
足不出户，在一种始料不及的生活模式中过了一春，倏忽就又到玉扇轻缣、水冷瓜甜的夏天了。说到夏天，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留学日本期间，某年夏天天气大热，教室内听讲状态可想而知，酷爱小说的日本老师竟拿了本《官僚们的夏天》在课堂上忘乎其形地给我们读起来，因而这部小说对我来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本名著，更牵缠着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在其中。
对于官僚的故事我自然无由晓知，好在日本文坛所谓“无赖派”的轶事还是略知一些的，所以，姑且借着夏天这个主题词来聊聊日本“无赖”们的夏天，何况马上就是人所周知的那个“无赖派”代表人物太宰治的生诞日了。
织田作之助
平林泰子
壹
或许应该为“无赖派”重新“赋码”了
“无赖”这个词其实不全然是负能量的，狼抗无赖当然招人愤，但比如“小桃无赖”就很有几分“撩人”了（辛弃疾）。正像明末学者仇兆鳌所说的：“人当适意时，春光亦若有情，人当失意时，春光亦成无赖。”而日本文学史上的“无赖”这个词，其实本身即是出于一种误解，没想到其后更是被以讹传讹一直误解至今，说起来也不无滑稽。
二次大战前后，日本文坛活跃着一批异色的青年作家，尽管他们没有创办旗帜性的同人杂志，没有正式结派创会，但由于他们在人生姿态及作品表现中有着一种共同的倾向，既有文坛将其称为“无赖派”。这个名称的肇称者是太宰治，他在写给贵司山治的《回复》中宣言称：“我是libertin。我反抗束缚。我嘲笑那些得意一时的人。”太宰治在libertin这个外来词旁标注了汉字“无赖汉”三字，这便是最早的出处，也是其后这一作家群体被打上“无赖派”这个戳记的由委。其实太宰治接下去还有这样一番阐述：“其本来姿态为反抗精神，或许也可以称为破坏思想，它并不是在摒除掉压制和束缚之后才开始萌生的思想，而是作为压制和束缚的反作用与之同时发生并具有斗争性质的思想。”（1946年3月刊于《东西》杂志）值得注意的是，libertin 一词原指欧洲中世纪的放荡者或不信教者，以及追求自由思想的“自由思考者”，看来太宰治本意是期待并呼唤一代愿意正视现实世界、尊重人性、追求个性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文士出现，对旧有的私小说传统以及既成文学体制发出挑战，但“无赖”一词无论在汉语还是日语中，均有撒泼放刁和无所凭依、无可奈何两种语义，没有半点自由思想的含义，算不上是libertin的对译，倒更像是太宰治一个无心的误译。
事实上，在此之前日本文坛已经有了一个专有名词来称呼这一后继新人群体。作家、评论家林房雄在《小说时评》文中就曾写道：“日本现在的文坛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流派，上村晓为‘私小说派’，丹羽文雄、高见顺为‘正统小说派’，石川达三为‘新社会派’，坂口安吾为‘新戏作派’”。戏作原是对江户时代后期至明治初期诞生的通俗小说的统称，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俗文学，与格调相对高雅的传统文学互为对称。十八世纪下半叶，日本渐渐迈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都市文化也随之兴起，一批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贴近社会、反映现实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记述和描写作者身边的风俗、世相、人情，开始渐渐脱离之前占据主流地位的和汉文学，当时的俗文学创作者则被称为“戏作者”。“新戏作派”这个称呼从文学方法的角度基本定义了这群年轻作家的写作风格，应该说，这个名称还是比较贴切的，只不过一来因为太宰治的几次无赖派宣言，二来“无赖”更加好读好记（“戏作”这两个汉字在日语中竟可以有四种发音），因而无赖派的称呼很快流布开来，新戏作派这个称呼则完全被取代了。当然除此以外，我揣测，这其中可能也暗含了某种喜恶，隐隐暴露出既有文坛对于新生力量的一股酸意。
“无赖派”并不是日本文学史上一个正式的流派，除了太宰治，日本文坛习惯将织田作之助、坂口安吾、石川淳、田中英光、檀一雄等人一同称为“无赖派”，评论家奥野健男则认为，三好十郎、平林泰子也在“无赖派”之列。日本的“无赖派”作家或多或少受到法国及欧洲那些颓废主义文学的影响，他们在文学实践中，勇敢地批判既有秩序、尝试用一种新的套路去反映涤故更新的社会现实。从创作手法上来说，“无赖派”多喜欢采用夸张、滑稽、讥谑、歪解的表达方式，佯风诈冒，假痴不癫，甘当“小丑”，以一种反常规、反套路的“反弹琵琶”姿态，故意唱反调，同伪善的人生和社会进行无谓的抗争。说到底，这些无非是小部分知识分子不满社会现状而又无力反抗，于是通过文学创作来宣泄种种苦闷彷徨的情绪，宣扬悲观、颓废的情绪，甚至从变态的人类情感中去寻求创作灵感。考虑到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思想混乱、道德颓圮、风俗浇荡，人心迷惘，看不到希望和未来，“无赖派”作家们却少见地敢于反叛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和民族主义等人们眼中的主流文化与价值，这种抗争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无赖派”这个称呼重新“赋码”了呢？
贰
“婪酣饱时大汗流”的太宰治
在太宰治的笔下，夏天是这样的画风：
夏天，全家人挤在三席大的屋子里，热热闹闹、乱作一团地吃晚饭，父亲用毛巾不停地擦拭着脸上的汗，自言自语似地嘟嘟囔囔发着牢骚：“‘香粳动食指，婪酣饱时大汗流，须知俗鄙事。’《柳多留》中有这样写道，可瞧这几个孩子吵吵闹闹的，再风雅的父亲，也止不住汗流满面哪。”
——摘自《樱桃》，陆求实译
在三席的屋子里，孩子们吃着饭，丈夫光着膀子喝啤酒，肩上还披了条湿毛巾，我实在舍不得，所以只陪着喝了一杯便不再喝了，抱起小女儿寿子给她喂奶。表面看起来，这完全就是一幅全家幸福团聚的和谐画面，不过气氛还是有那么点尴尬，丈夫始终在回避着我的视线，我也小心谨慎地选择话题，不去触碰丈夫心里的痛处，所以，会话始终显得有些沉闷、寡淡无趣。
——摘自《发妻》，陆求实译
太宰治笔下的夏日风情有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
1948年日本的夏天是不是热到令人“大汗流”“光膀子”不得而知，但一定是个令人心烦意乱、纡郁难释的夏天。这年的6月13日深夜（也可能是6月14日凌晨），太宰治与其最后一个情人山崎富荣一同在东京都的玉川上水投水自杀，直到6月19日遗体才被打捞起来，巧合的是，这天恰是太宰治的生日。而在稍早的5月11日，他刚刚完成被誉为其“最深刻的巅峰之作”的《人间失格》，甚至就在投水的这天深夜，他的最后一篇作品《Goodbye》只写到一半尚未完稿，从而成为向人世“Goodbye”的遗响。
在所有无赖派作家中，太宰治称得上是最阴郁、最颓靡的一个，这或许与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正如太宰治在他作品中所表现的，他懦弱、爱讨好别人，同时又敏感、情绪感受十分深刻，但内心又不无张狂的一面，这些塑就了一个人格分裂、复杂而矛盾的太宰治，也使得他在生活中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热衷于表演。围绕芥川奖提名及评选的种种丑态即是一例，太宰治对评委之一的川端康成又是嘲讽诟谇，又是献作恳愿，前倨后恭，也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他自己说过：“我在家里，总是爱开玩笑。这也许是因为心里烦恼事太多的缘故，所以表面上不得不装作快乐。其实不只是在家里，我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不论心灵多么痛苦，肉体多么难受，我必定会死命营造一个快乐的氛围，而与客人道别后，我因疲惫而神思恍惚，想着金钱的事情，道德的事情，还有自杀的事情。”（《樱桃》）
太宰治的作品往往糅入了很多自传性的内容，但他在作品中有意将自己塑造成“风雅的父亲（或丈夫）”、“神的好孩子”，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撇下妻女于不顾，和情人一起赴死，哪里有半点好父亲好丈夫的影子呢？是个彻头彻尾的不负责任、没出息的无赖汉。太宰治的一生活得丧，作品写得丧，偏偏却以这种“丧”博得文名。日本有评论家认为太宰治不是一个深入观察型的作家，而属于那种自我意识过剩的表演型人物，假如说，太宰治的自杀也是一种人生表演，也许可以说，他一生中唯一对于表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件事情算得上是蛮认真和敬业的。太宰治的连载文评《如是我闻》不啻是对文坛的宣战檄文，只不过，其人生表演却是损人但未见得利己，评论家中野好夫的评语可谓一针见血：太宰治的人生态度完全就是一种反社会的利己主义。
青山光二著《我是赌场天才厮儿》
织田作之助去世两个月后出版的《夫妇善哉》纪念版封面，昭和22年3月大地书房
檀一雄著传记小说《太宰治》
《夫妇善哉》电影海报
坂口安吾
叁
坂口安吾的“百人份咖喱事件”
日本“无赖派”作家群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坂口安吾。曾经有人将坂口和太宰治放在一起评论说是“石头沉到了水下，树叶浮出水面”，暗指坂口安吾比太宰治更厉害，却不如太宰治名噪。
坂口安吾出身豪门，父亲曾任众议院议员，母亲家是新潟县的大地主（其母亲娘家是日本古代著名政治家、推行大化改新的功臣藤原镰足的后裔）。他在战前即以一篇荒诞可笑的《风博士》赢得文坛瞩目，战后曾连续担任第21届至31届芥川奖的评委，推理名家松本清张正是在他的力推下，以《某小仓日记》一作荣膺该奖。
自带“愤青”气质的坂口安吾生活疏懒、放荡不羁。1951年夏天，坂口患了被害妄想症。此次病发的起因颇有点闹剧性。作为当时知名的流行作家，坂口收入不菲，然而全都被他挥霍掉了，居然一分钱的税都不缴纳，于是这年5月，税务当局将他的稿费汇款单悉数冻结、家中的生活必需物品和藏书也全部查封扣押。坂口非常气愤，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先后写了《查封日记》和《绝不认输直至胜利》两篇文章，控诉国税厅，引起轩然大波。与此同时，喜欢出入竞轮（自行车赛车）场的坂口，大概是因为赌赛车输了钱心有不甘，竟然私下调查一番，然后向检察厅提起诉讼，宣称竞赛的主办机构存在舞弊行径（事后被认定是坂口的“主观臆想”而不了了之）。那时候的赛马赛车一类可都是黑社会最主要的赚钱营生，怎么会容许一介文人试图去揭开黑幕呢，于是各种报复威胁随之而来。担心人身安危，坂口只好辗转寄宿于妻子娘家和朋友的家。先是去了作家大井广介家，后来搬到位于东京石神井的檀一雄家。某天，坂口突然吩咐夫人三千代：快去叫一百份外卖咖喱饭！夫人没辙，只得去附近的饭铺订饭，一家店不够份，又央求了另外两家铺子，这才凑足一百份，浩浩荡荡送至檀家。檀一雄哭笑不得，一个劲儿地阻拦，“脑子瓦特了”的坂口哪里听得进去，只好以照单全收收场。唉，都是天热惹的祸呀。
当然也不能全部归咎于夏天。事实上，坂口生前一直在与药物作抗争，由于生活不规律，加上苦思冥想搜求创作灵感，坂口长期交替服食多种中枢神经兴奋药物和安眠药。在这次“百人份咖喱骚动”之前，坂口已经时不时出现幻听、幻视、抑郁、狂躁等药物中毒症状，还曾住院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接受过治疗。1953年8月，坂口和檀一雄受文艺春秋社委托前往信州旅行采访，结果在浅间温泉病发动手打伤了当地的艺伎，被松本市警察局拘留，幸亏檀一雄四处活动、央求，总算于8月6日早晨无事获释，而刚刚回到客栈，便接到长子纲男出生的快报。
肆
夫妇善哉的多情丈夫
夏天不只让人躁郁发狂，有时候也会给“无赖”带来好运，例如对织田作之助来说即是这样。织田作之助也是“无赖派”的一员主将，深受日本读者喜爱，其代表作《夫妇善哉》在战后多次重刊，一举将织田推上了“战后流行作家第一号”的宝座。
1940年7月，《文艺》杂志刊载了织田作之助的《夫妇善哉》。当时，日本军宪当局对新闻出版实行严厉的管制，有资料显示，仅在昭和十四年（1939年）11月一个月内，警视厅就以纸张配给及利润状况不佳等理由出手关停了500多种杂志，在这种情况下，因同人杂志用纸量少，且主要面向圈内同好基本谈不上什么发行量，相对来说管制较松，于是一时同人杂志层出不穷。《文艺》杂志试图对此进行“统合”，即全方位“扫描”同人杂志，从中搜拔出优秀作者和优秀作品向全国推介。负责“扫描”和推介的选评人是青野季吉、宇野浩二、川端康成和武田麟太郎四人，第一回推介的就是织田作之助的《夫妇善哉》。《文艺》杂志刊载后，同年8月创元社即推出了单行本，其后又有多家出版社纷纷出版《夫妇善哉》的文库本。《夫妇善哉》以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的大阪为故事舞台，描写北新地一位能干的人气艺伎蝶子，与化妆品铺子的少东家柳吉私奔，为了生存，两人尝试着做起各种小买卖，蝶子性格阳光，柳吉则生性阴柔且胆小寡断，两个人在不断的失败和争执中仍不离不舍，坚守爱情，相携共度人生。作品篇幅不长，由于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凡俗世相和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因而广受欢迎。这篇作品是织田的第五篇作品，但却是他赢得文坛认可、崭露头角的第一部，被认为具备了织田文学的所有特色，后来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人气历久不衰。作品中写到买卖的金钱数额时，连几钱几文的零头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令人叫绝，据说织田这是受了其一向敬仰的作家井原西鹤的影响。
《夫妇善哉》这个题名，来自一家真实存在的饮食店的店名。这家饮食店位于大阪法善寺旁一条小路上，织田在《发现大阪》中曾经写道：“俗称法善寺横丁的这条夹道，简直就是一条美食街，在并排三人就无法通过的狭窄夹道两旁，鳞次栉比几乎全都是饮食店，‘夫妇善哉’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家。”而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生活原型，则是织田的二姐千代和姐夫山市虎次，这大概也是织田能将故事讲述得如此感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至于男女主人公未婚同居形成事实婚姻，可能和织田自己的出身有关，织田的父母结婚时因为双方家长反对未能登记注册，他生下后随舅舅的姓氏取名叫铃木作之助，直到13岁时父母终于登记成为合法夫妇后他才被改回织田这个姓。织田作之助的父母早年经营一家名叫“鱼春”的出前屋。什么叫“出前屋”？按照字义就是今天的“外卖店”，但实际上它当时是专为附近的低档妓馆配送饭食的，大概类似于今天夜晚开私车接送地下夜总会小姐的那种灰色营生吧。
青山光二曾依据真人真事写过一部记实小说《青春的角赌》，其中记述了织田作之助某次从大阪到东京，晚上和青山及数位杂志编辑去银座一带的酒吧饮酒，一连横饮数家（日本人称之为“梯子酒”），及至后半夜才拖着踉跄的步子回到下榻处，看到哈欠连连的夫人迎上前来，织田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困了就打一针希洛苯嘛。”由此可见，注射兴奋药物在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进屋后，织田先是急不可耐地取出这种针剂，自己打了一针，然后招呼随行的编辑们一起打，吓得几位年轻的编辑慌忙告辞走人。
刚开始注射希洛苯时，织田多少还有些顾虑，基本上三天左右才注射一次，但后来频次就慢慢上去了，等到创作《世相》的时候，有几次连着三四十个小时不睡觉，精力再充沛的汉子恐怕也撑不住，于是竟然一天就要注射两三次。据织田自己回忆，他在东京期间，几乎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睡四个小时就很不错了”。如此不休不眠也并不完全是因为扑在创作上的缘故，织田的日常生活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件事情：神聊、闲逛、创作，而前两件事对他而言又是必不可少的，时间不够用便只能靠药物撑着少睡觉挤出时间来，也因此他一动起笔来便急张拘诸，片刻也不敢停下，而在赶往酒场的时候他怀里都会揣着手帕包着的注射针筒和药剂。
生活中的织田作之助是位出了名的“爱妻家”。前妻一枝死后，他一直将亡妻的照片和一缕头发贴身带着，片刻不离，直到去世。织田作之助以33岁的韶龄谢世，着实令人惋惜。
伍
90高龄获奖的“无赖派”
2003年6月，《新潮》杂志刊出了青山光二的私小说《哀哉吾妹》。稍早之前，第29届“川端康成文学奖”开奖，时年90岁的青山正是凭借这部作品与堀江敏幸分享该奖，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也是日本各大文学奖的获奖高龄纪录），震惊文坛。青山光二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美术史专业，学生时代即与后来成为“无赖派”主将之一的织田作之助共同创办同人杂志《海风》（1935年），曾三度入围直木奖并先后获得“小说新潮奖”和平林泰子文学奖。太宰治生前，青山与其走得比较近，加之与织田、檀一雄等人气味相投，玩在一个圈子，历来被视为“无赖派”一员，然而作为当时唯一健在的“老无赖”，青山本人晚年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太宰治、织田作之助等人是纯粹的“无赖派”，自己并不是。
顺带一提，青山光二最令我激赏的一件事，当是1990年其作为日本文艺家协会入会审查委员长，在永山则夫入会问题上坚持正义，强烈反对其加入协会，体现了一名作家应有的责任心和道德感。永山则夫于1968年一个月内持枪连续射杀四人，翌年被捕，1990年经日本最高法院审定判处其死刑，1997年8月1日在东京葛饰区的小菅拘留所被绞刑处死。永山则夫在狱中等待判决期间时创作了多部小说，其中1984年由立风书房出版的《木桥》竟获第19届日本新文学奖，这大概也是只有在日本文坛才会出现的奇怪现象了。
最后想说的是，日本的“无赖派”作家们如此戏谑人生，甚至不惜自我毁灭，但是世道因此而变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