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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从生活真实到文学虚构的旅程 ——《时代与肖像》与《民谣》的比较分析
来源:《小说评论》 | 走走  2022年05月31日09:24
关键词:王尧

2020年《雨花》第一期开始以“时代与肖像”为栏目名称发表王尧的散文,而在这一年的年末,王尧出人意料在《收获》发表长篇小说《民谣》(2020年第6期)。“时代与肖像”系列发表后,王尧在散文写作领域声誉鹊起,他在和媒体的谈话中说起,如果非要有一个头衔,他愿意接受“散文家”这个称号,足见他对《时代与肖像》以及其他散文写作的重视。对中国文章传统的重视,是王尧的一贯想法。但随着王尧长篇小说《民谣》的发表,在整体上讨论王尧写作(暂时不涉及他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也变得复杂起来。从王尧后来的访谈及《民谣》单行本的后记中知道,《民谣》这部起笔于20年前的小说,在2020年春节后恢复写作,大致完成于6月底,这就是说,“时代与肖像”的部分篇章是和《民谣》同时完成的。如果阅读了《时代与肖像》和《民谣》,就会发现:散文中的个别人物、几个故事在长篇小说中也以相同或变化的面貌出现了。自然,这不是简单的重复,也不是简单的重写,甚至不是一般的“纪实”与“虚构”的关系。无论是谈及散文还是小说,王尧多次使用了“记忆”这个关键词。如果我们简而化之,把《时代与肖像》视为记忆的书写,视为通过这种记忆书写还原生活,那么,这其中的部分记忆植入小说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和散文的差异又是什么,就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我想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由个别到一般,尝试做些分析。

1

初恋

《时代与肖像》开篇《那是初恋吗》,依次提到了几乎让自己丧魂落魄的冬妮娅,一个穿着裙子在大桥上出现的上海姑娘,一个穿着凉鞋来念初二的女生小朵,以及一个高中时期坐在自己前排的镇上女同学。

这个“并不漂亮”,但“花裙子像一阵风刮着”的上海女生,在《民谣》卷三第8节中出现,功能却与散文中没有象征、没有隐喻而直接过渡到也穿裙子的女生小朵不同,成了勇子和秋兰谈对象最初暴露的微妙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上海姑娘小月(小说中她被命名也意味着,她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情节推动作用)的裙子成了“中介物”。这就像化肥袋需要连缀在一起,小说需要这种至关重要的一下敲击。这段为《民谣》而虚构、隐秘生长的情感,在夏天轻盈地飞扬,被缝纫成形。但两人的感情并没有随风飘扬,一年之后的秋天(卷三第10节),让人心头沉重的麻烦终于来了:“一个有前途的大队干部,如果娶了富农的女儿,他可能就做不了革命事业接班人了。”现实显然是阴郁的,这从两条裙子的不同花色安排上就可看出。没有历史包袱的上海姑娘小月穿的是花裙子,秋兰的裙子则是藏青色,“亮中发黑”。但如果我们相信,作者在构思时,潜意识中必定先有关于“她”命运的走向存在,那么这第10节,开头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已经适度暗示了希望:“秋天的河水似乎比夏天浓稠,转身自水中上岸时,从脚面滑落的秋水像丝绸一样。”是的,像丝绸一样。不是那用来擦干血泪泥汗的毛巾布,被水一泡,沉沉一大坨,而是那尼龙化纤的绸布,不吸水,不会被所谓历史问题拖坠。在经过设计的延宕之后到了第16节,第一句话就是:“勇子和秋兰的喜酒是在1974年元旦办的。”小说和散文的一大区别就是,小说总得绕远路,路得绕得错综、复杂,这样才能让读者觉得,这段感情是费劲的。散文则直率,不闲扯。

散文中只占一段的小朵,在小说中则拥有了自己的姓氏——方。有时她叫方小朵,有时她叫朵儿。她从《民谣》卷一第1节的第三段就开始出现,一直断断续续,直到小说的四分之三处。散文中,“我和她并没有交往”,小说中,这一记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朝着无法预测的方向向前。方小朵第一次出现与嗅觉有关:“后来方小朵贴近我时,她觉得我身上还有这种味道。”五月,麦子散发着霉味,整个村子散发着霉味,“我”散发着霉味,霉味煞风景地出现在情窦初开那个瞬间。这令人不快的直接的嗅觉被精心设计,使人联想到乏味、厌倦、断念等所有的滞重。与愉悦无关,与品质生活无关,甚至暗示了初恋价值的低廉——“如果没有可以预期的未来,就没有开始,我们及时终止了最美好的一段记忆。当后来不动声色地想起这些时,我发现我和方小朵在当时都是残忍的。”

如果说,散文解决事实性的陈述(不高明的散文也会根据某种规范做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评判),那么,小说则需要更进一步,它不能仅仅为了陈述事实而存在,它需要提供高于自身事实的陈述,去处理所谓的意义,去承载象征、隐喻、意象。如果方小朵真有其人,那么关于方小朵的真实记忆就成了小说的酵母;如果方小朵是虚构的,那么问题不是散文是否可以虚构,而是散文和小说中的记忆都带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王尧是通过真实的记忆还原生活,还是通过虚构的记忆重建生活?我的理解更倾向于后者,在这里具体文本中的记忆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已经次要,重要的是记忆或许只是通过虚构来重建生活的一种方法。

在文本的内部构成上,为了有助于情节,小说还可能需要向读者提供大量有关因果的信息。它们出现在那儿,不只作为信息存在,还要塑造人物性格,拉扯想象空间,或者提供某种宿命的指向。

散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一天她发现她坐的是不久前死去的同学的座位,在放学时突然大哭起来。我是班长,就请示班主任同意,跟她换了位置。她问我,你不怕死人?我说,一起长大的,他不会吓我的。”在小说中,前面叙述基本一致,但新增加的一句回答,有了启示性的作用。“‘他是我一起长大的同学,怕不了。’我回答说,‘你胆子这么小啊。’”这是一句对人物的判断,它更像是随口一说,没从心里过,也并没存心“挑衅”对方。但它却开启了下面一段,小朵从心里掏出的一些(作者虚构出的)真实:“我后来知道,方小朵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她母亲的突然去世。方小朵没有说出她母亲去世的详情,她说她父亲到西鞋庄劳动改造时认识了她母亲。其实,村上的人几乎都知道了,供销社新来的老方以前是‘右派’,后来改正了。”这三句话非常写实,有海明威八分之一冰山的简练。它邀请读者自行想象,七十年代,一个戴帽右派会经历些什么,而那位勇敢爱上的母亲,又会经历什么,以致猝死。又由于转述的关系,它看起来,并不那么功利地聚焦、强调。(这反倒更容易让读者上升到一般情况下。)与散文相比,小说这一部分的处理,把小朵从“我”认识的语境中抽离了出来,她的经历,也因此有了时代的普遍性。私人的记忆材料,暗示出了公共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其实比散文提供了更多被分享的可能与意义。

王尧把散文中“到我们这边的邮电所工作”的小朵爸爸的职业,换成了小说中的“在供销社百货柜台工作”。和站柜台卖货这个工作相比,无论是在室内负责寄信、邮件分类,还是骑车送信,邮电所的工作都拥有更多个人空间。作者此处的虚构,有意无意限制了老方精神自由的可能。

小说如此拐弯抹角,我们读者却离认识的真相(注意,不是事实的真相)更加接近了。

2

李先生

《时代与肖像》中,《李先生的文言文》和《民谣》中的李先生形象,几无二致。比较大的差别之一是在老先生投水死后。小说中增加了前去磕头情节,于是老先生的二儿子转交“我”一张纸条,上面是《孟子》里的一段话。鉴于那是小说正文最后一段,可以推测,这一情节纯属小说家造物,为了被他人理解,为了产生意义。

差别之二,是小说中的李先生十九次和风水一词发生联系(散文中则不见风水二字)。我们来看看其中重要的几次:一次是因为红卫兵从家中抄出民国国旗,被批斗的房老头儿吊死在大桥下,李先生自言自语说:“风水坏了。”还有一次是李先生认为,“四周有水的村庄都不是那么穷。这就是风水”。

在四面有河的地方,先人们筑巢而居,庄出现了。在田野的河岸旁边,舍出现了。这就是李先生说的风水。接受了这一观点的“我”被江南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勇子批评,勇子说,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为了能让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大队决定学大寨,填东泊。“勇子跟我说,你外公很固执,(因为外公坚持,“自古只有开河的,没有填河的。”)你那个李先生还说填东泊,坏了风水。”奇迹不会因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热情而发生,围湖造田以失败告终。

风水这一情节的设计看似漫不经心,但作者的旨归是明确的,它所暗示的是比它自身丰富得多的东西,比如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到,就像被人为阻断的河流一样,风水这样的传统文化,因“文革”出现断层。但风水这样的词,经由老私塾先生说出,又是完全自然的。在小说中,这是特别巧妙的一笔。或许,王尧在开篇破费周折地介绍村庄地理时,已经暗藏了“风水”的玄机。

如果说,散文结构最低限度,只需要把事件按同一个主题或松散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伞状),那么小说结构最低限度,则是要抓住这些事件相互之间的关系(网状)。散文可以不关心表现出的总体结构(所谓的“形散神不散”),可以随意抓取事物,让它们或坐或站,只要它们所呈现出的面貌,符合一个作者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如果能在此基础之上,营造出一种可以加上定语的总体氛围(比如有趣,比如苍凉……),能通过这些事物表示出作者的一种态度,那它已基本成熟。但这对小说而言是不够的。比如小说需要呈现出的作者态度最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多维的。无论处理什么年代的叙述,小说都是无时间刻度的现在。小说需要给出不同的声音,所谓众声喧哗,应以“有生”写“有声”。小说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不能把作者本人凌驾于其他人物之上。小说甚至不能像散文那样天真、孩子气,不能“无耻”承认作者自身缺陷,并因此洋洋洒洒却无所作为(读者对散文的态度有点像老一辈对孙儿的溺爱,没什么原则)。小说还需要闪转腾挪,在多愁善感(过度了就是煽情)与零度叙事(过度了就是麻木)之间不断找到平衡。

所以,如果说小说需要虚构,那么这里应该加上定语,小说需要实用的虚构。这种实用性,需要自觉,也需要精确。风水的嵌入,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这里需要强调,虚构,和想象不是一回事。虚构,其实无视文本的真实或虚假。我们不会知道李先生究竟有没有送给“我”清朝年间颇为值钱的《康熙字典》,而“我”又有没有真的为他磕头送行过,发生,还是没发生,一点都不重要。虚构,其实就是允许小说家使用文本(包括事实),重组它,改装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关真,也无关假。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大概也就是看所有用来构建的文本,为作者的什么诉求服务;这一诉求,是否有智识上的启发性影响、情感上的共振性影响(即是否改变了读者认识外部世界、内在自我的方式)以及怎么服务。

为了服务好作者的诉求(这诉求我们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意义),文本常常被改变顺序。散文中,作者先写李先生之死,再写对李先生发表过新诗的《嘤鸣》杂志来龙去脉的探寻。小说中,则先写探寻《嘤鸣》,在搁置了整整两节后,才写到李先生的死。为什么调整成这一叙述顺序,才令小说家王尧满意?为什么他会认为,这样处理,读者才能把握“先生之死”更深的意义?

在我看来,那是为了让先生主动选择的死,产生更辽远、更复杂的回响,让这位先生和他的时代在黑暗中沉没,而沉没前的那点浪花也无人察觉。邮差总敲两次门,那是宿命论的天道安排。小说的结尾最好只掉下一只靴子,余音绕梁,等不到另一只靴子掉下的读者,才会犹犹豫豫地,将注意力聚焦于这最后的一段遗言。即使再迟钝的读者,或许也会被这文字书写下的仪式感打动,叹一口气。这一口气,便成就了这部小说,更普遍的、人性上的意义。老先生写在纸条上的孟子语录于是也就成了悬念。

3

“神经病”

散文集《时代与肖像》中,第十七篇是《“神经病”》(加上后记,一共二十二篇),篇幅仅占两页零四行,共计1128字。主人公名为胡增和,散文主要叙述了这几件事:他一边自称老子一边打老婆;和人吵架试图投河自杀但看围观者无人相救又自己冒出来;打牛号子打得好。

到了小说《民谣》,这个“神经病”却成了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他的名字从胡增和,变成了胡怀仁。小说中的怀仁“行船,耕田,打牛号子,给死人收殓”,比散文中的增和多了两份工作,一是行船,二是给死人收殓。

行船,意味着具备流动性,能将庄、舍连接成一整个村庄。胡怀仁因此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河水,串联起了许多故事,将村庄公共空间里发生的事,与“我”的家族私人空间里发生的事,相互交织,自然地融合起来。

行船,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碰撞与变化。搭船的人与行船的人,一些身体会遇到另外的身体,而这些身体,涉及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阶级身份。比如,父亲不敢从船里跨上岸,“无奈之下,怀仁只好搭上了跳板。这个时候,父亲才上了岸。这确实有点尴尬。让父亲一辈子记住的是怀仁跟他说的那句话:‘你之前是少爷,现在不是了。’”

行船,也为小说中的“我”建立了凝视与风景之间的距离关系。一路行船,“我”一路给朵儿讲村上人家的掌故,自家的往事。这个看似浪漫的傍晚,却在这有距离的凝视与讲述之中,让十四岁的“我”,“看到了无法改变的生活”。“就在朵儿问我未来时,我突然发现了一种循环。……我下意识用竹篙击水,好像这样能打破循环。”

船行水上,显然会受水的影响,水决定了人能经过哪里。自然环境一旦变了,人也就变了。“我掉转了船头,无法向东,也无法向南了。之前,向东,再向南,便是东泊,现在东泊被土填了一个角落,我们无法像以前一样在河里绕庄子一周。河水的循环被打破了。”是的,“循环”一词,呼应前文,再次出现。这是一种暗示?这次行船意味着,“我”与必须艰辛劳作才能有所收获的土地,是可以分离的。果然,两年之后,“我”离开村庄,去了镇上读高中。“我如果读了高中,毕业后不会回乡扎根的。”在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处,是年轻一代命运的苍茫感。

而给死人收敛,如果结合时代背景,这一编码则释放出了至为丰富的内涵。

怀仁帮西头老太、大少奶奶、外公、李先生……收殓,“谁家死人了,都是怀仁去收殓,他在这个时候成了最重要的人物”。而收殓,“是一个复杂的仪式”,整个村子,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代替。

自杀而死、老死、病死……因了收敛仪式感的存在,死亡有了需要肃穆对待的理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粗暴或许是很多普通人对待他人的方式。被粗暴地对待,又粗暴地对待他人。一个连活人都不能被温和对待的冷酷世界,就更别说对死者尊重了(尤其,可能还有畏罪而死的)。而所谓怀仁,应该就是心怀善意,平等对待每一个生者、每一个死者,不管他们是怎样的生法,又是怎样的死法。

在那样一个扭曲的年代,“增加平和”显然是虚妄的、不切实际的。于是王尧重新命名。就像圣经里上帝告诉亚当夏娃他所命名的事物以后,世界从此不同一样,王尧赋予了胡老头以意义。怀仁,心怀仁义、仁爱……“仁”是什么?是儒家最基本的社会伦理范畴。指认了仁,其后的礼、义、廉、耻这些才能接下来展开,而这与李先生写在纸条上的那句话又内在联系了起来。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晰地辨别出,从真实的素材到虚构的小说,这迢迢之路,完全由作者的观念、意图构成。好的小说,一定是信息丰富的作品。(就像“转卖:婴鞋,全新”这个六字故事一样,据说这是海明威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与人打赌写下的。)面对散文,我们几乎没有对戏剧性的期待,面对小说,我们却会期待它的不可预期,如果我们期待出现的,最终却没有出现,那只能说明,这部小说没有准备足够多的富含审美的“过剩”信息。

结语

就“意义”这个层面而言,王尧的散文集只是指向了那个年代,那片乡土,那些人、物、事,他的小说则实实在在体现了那个年代、那片乡土,那些人、物、事。作者笔触细腻,长篇小说中的每一细节,无论外部环境还是人物内心,都经过感官与情绪的浸润,其饱满、感性的光泽度,丝毫不逊于其精致的散文。而且,这些细节和故事的内在联系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读者去思考和处理。这种有难度的写作也让阅读增加了难度。如果说,散文集《时代与肖像》还只是学者王尧、评论家王尧在谈论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小说则让这个王尧“成为”了王大头、王厚平。

但其实,这一对读,似乎使得散文集又变得模棱两可、暧昧难明了。它似乎也在使用无声的唇语呐喊:请拿我当真,但不要拿我当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