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永远的远》：思想向上，诗意向下
因为蝴蝶赴了花朵的约，所以才有了绚烂的春天；因为太白赴了月亮的约，所以才有了明亮的诗篇；因为张骞赴了梦想的约，所以才有了丝路的蜿蜒……
因为李铣赴了诗歌的约，所以才有了漓江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赴永远的远》，乘着一缕春风，致敬诗神缪斯。
今天，当这本厚达两百余页的诗集呈现在面前时，我们要思考的，不仅是诗歌本身，还有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我们该怎样来安放自己的身体与灵魂，来探寻诗和远方。
这部由“忧郁之书”“何处安身”“寻常时光”“风中远行”四辑近200首诗歌作品构成的诗集是李铣对诗歌岁月的一次真诚吟唱和深情回眸。人生就是不断地奔赴一场又一场约会，有的是玫瑰之约，有的是苦难之约，有的是春天之约……而李铣奔赴的是一场关乎灵魂和远方的缪斯之约。
尽管我不知道李铣奔赴的远有多远，但是作为多年的诗友和读者，我更愿意站远点，再远一点看他的人和诗，甚至在诗歌之外的某个空间，来观照和审视《赴永远的远》。
李铣的诗歌根基牢、路子正、起点高。其父李绍明先生不仅是享誉中外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博学之士，于史之外，对文、哲亦有真心之欢喜和独到之见解。其读书方法和治学精神对李铣影响深远，为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后来李铣就读于成都大学，并得到白敦仁、钟树梁、谢宇衡和钟文诸先生之教诲，他们中既有学贯古今的传统文化大家，复有抗战时期的文坛健将，亦有新时期朦胧诗歌评论的探索者，因此，李铣的诗歌训练没有偏食。而且李铣习诗的时代，正是中国现代诗歌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黄金时代，成都尤甚。他所接触的成大校园、红杏诗社、成都市文化宫、《星星》编辑部都是诗歌集聚地。平台既高，起点当不会低，况且所见所闻所识有了新海拔，下笔自是云中漫步、高山流水。只要我们愿意，仅凭他一首早期诗作《栀子花开》便可窥见端倪。
几十年来，李铣的诗歌创作从未间断，即使在他诸事缠身的岁月，他也总是能在繁忙而琐碎的生活中捕捉到稍纵即逝的诗意，这份敏感和精准，居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迟钝，反而日渐锋利，堪称当代诗歌创作的一个样本。
我以为，这是源于他长期以来对自己内心与诗歌文本有着足够清醒的认知。作为有着40年诗歌创作史的成熟诗人，他从1980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时，就坚持作品必须发乎心、情、理，说真话、说人话，坚决摒弃矫揉造作与无病呻吟，始终不渝在诗歌中不懈地对人间之爱、世间之美、社会之善以及人生、人性、生命、价值观等问题展开思考和探求。
因为他知道，一个从不思考的诗人，很难走远。
打开诗集，徘徊在字里行间，从《白马》《朗读者》《忧郁之书》《归来：先父李绍明先生藏书捐赠后》《最后的时光》《稻田酒店》等诸多诗篇中（特别是许多直面现实、深入生活、关注当下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李铣的诗歌有着迥异于他人的个性与气质：人间烟火在下，思想光芒向上。紧贴星空的思想为他的诗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而诗意的烟火让他的思考落到了人间，回到了故土，踏上了广袤而坚实的大地。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文化进程看，中国处于叠加的“现代性 + 全球性”的时态，诗歌既是这一现实生活的观照和反映，亦是关乎人类命运的思考。一直以来，李铣很喜欢赵汀阳先生的一句话“一个意象就是思想的一个中转站”，他也是这样努力的。李铣非常注重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体现历史哲学中的“渔樵耕读”意象表达。尽管他深受父亲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对民族学亦有一定的关注，但他并未囿于某一局部视野，而是将目光投向辽阔的地平线，用全球视野来审视当代诗歌乃至中国文化。他在多次与我的交流中表示，在历史作为“人文时间”的条件下，诗歌要具有文化自身的逻辑和符号，即历史的见证者——“山水”和历史的言说者——“渔樵”。他认为，这既是传统人文精神的彰显，体现出民族性，同时又是历史的方法论，体现出世界性。
40年来，李铣一直在践行用自己创作的数百首诗歌探索打通思想与诗意之任督二脉的一股气，也在寻找连接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效路径。或许这条路很远，远方的远，遥远的远甚至是永远的远。但李铣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他向朋友们反复表达一个愿景：希望通过所有诗人的共同努力，在时代的卷轴上，中国诗歌有机会在世界文学之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李铣说：“这个愿景，于我或许是‘永远的远’，但犹如阳光普照下的万物生长，我将竭尽心力，奔赴而趋近……”
这或许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现代书写。尽管诗歌的路没有尽头，但是只要有思想的引领，有诗意的铺展，我相信李铣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