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北纬四十度》借助卓异独到的文学笔触，游走在过去与当下，青春与失败，虚构与真实之间，生成了一种能够自由出入北纬四十度各个时空维度，充满内在张力的主体性，以更为深刻的青春辩证法和冲破历史铁律的“文学心思”推动人们在“非虚构”蜂起的时代浪潮中审思“文学”的疆界与潜力。

关键词

陈福民 《北纬四十度》 边疆 非虚构

作为不同民族乃至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与冲突、竞争的重要地带，与长城走向高度重合的“北纬四十度”无疑是一个散发着独特魅力的地理疆界与历史概念，这条凝聚了千百年来前辈先人文化想象与政治智慧的交界地带自然也成为了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陈寅恪主治“塞外之史，殊族之文”1；傅斯年等人为了对抗日本学者借“满蒙史研究”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文化侵略，纷纷投身边疆史学的研究。抗战时期更是出现了人人争谈边疆的盛况，“无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其所学学科与边疆有密切之关系，其谈也固无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2。近年来，王明珂《华夏边缘》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等海内外著作则结合史学、人类学等视野来理解北纬四十度的文明变迁。颇为遗憾的是，尽管古典文学留下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等一批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作，但当代文学在这个命题上似乎显得后劲不足，始终不见一部既能正面书写撼人心魄的边疆历史，又不失文学本色的作品面世。

陈福民《北纬四十度》可谓填补了当代文学的这片空白。自2018年在《收获》上开设“北纬40度”专栏，从发表《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算起，陈福民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精心营构《北纬四十度》这部横跨华夏文明两千年历史，穿梭于北纬四十度长城内外，纵谈“民族竞争与融合”的散文随笔集。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到十七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由标志着边疆伸缩进退与文明碰撞大幕徐徐拉开的“胡服骑射”至象征着北方游牧民族剽悍骑射优势告别历史舞台，现代工业文明登场的“乌兰布通之战”，《北纬四十度》用厚重扎实的史料文献与细腻劲道的笔势文风绘制出了一幅男耕女织与骏马驰骋共存，小富即安与坚韧豪强并重的千古江山图。北纬四十度作为民族冲突与文化融合的核心地带，不禁让人想起西蒙娜·薇依提出过的一个动容的寓言：“在两间相邻的牢房里，两名囚犯用掌击墙相互交流。墙是将他们隔开的东西，但也是使他们能交流的东西。”3这面墙“是一道屏障，同时，又是通道”，简直可以视作人类总体生存经验生死相依的象征。不过，《北纬四十度》的意义又不止于代表当代文学有力回应了边疆史波澜壮阔的历史命题，作品还借助卓异独到的文学笔触，游走在过去与当下，青春与失败，虚构与真实之间，推动人们在“非虚构”蜂起的时代浪潮中审思“文学”的疆界与潜力。

一、过去与当下

《北纬四十度》的写作对象是一段已经消散的风云人事，那些坐落于北纬四十度，曾在历史时空中显赫一时或铭刻伤恸的故地遗址如今大多已改头换面。有些地理坐标湮没在飞驰向前的现代化进程中，陈福民通过地方志学习和实地勘察发现，明代“土木之变”的事发地怀来城和现在的怀来县城并不是同一处地点，“明代的怀来城，在1951年修建官厅水库时被淹没了，这大约是新中国第一个因兴修水利而被放弃的古城，现在的怀来县城是另选新址重建的”4。有些旧址虽然遗骸尚存，但它承载的时代荣光与历史神韵却被世人遗忘殆尽。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作者询问呼和浩特当地的一个饭馆老板，自己想要拜访昭君“青冢”，“他似乎感到奇怪，口气淡淡得像是在自言自语：专门过来看这个？那有什么好看的嘛，我们从小在那里玩，就是一个大土包子。于是我问他哪里‘好看’，他换了坚定的语调说：北京啊。名胜多、景点多”（《在战争的另一边》）。

饭馆老板的这番回应颇堪玩味，他中意的是有着众多名胜古迹，可以亲眼见证、亲手触探的帝都北京。昭君的“青冢”通过他“淡淡得”自言自语，仿佛真的是个没什么“好看”的“大土包子”。然而在作者眼中，昭君和“青冢”却有着别样的意义和价值，“她，让世界历史乃至人类交往史出现了新的模式，让塞北的凄厉、寒冷和杀戮有了些许温度，让女性的定义及其历史作用被重新审视，更让人对一个城市一个地点感到无比亲切并难以忘怀”。表面上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看待历史与文明的视角，饭馆老板倾慕真实可感的历史遗迹，作者则渴望从历史烟云中打捞出尘封的往事。不过，虽然饭馆老板和作者进入历史的姿态、路径与方法大相径庭，但他们都期盼着借此收获一种不同于当下生活的“异质性”。饭馆老板神往的北京有着当地不曾有的热闹喧嚣的繁盛名迹，而陈福民心向往之的昭君“青冢”则以娇弱身躯扛起了一个时代的雄心壮志。值得关注的是，北京与呼和浩特都是北纬四十度的重要界标，G6京藏高速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直线距离仅相隔六百公里，却有着如此纷繁异质的文化想象与历史境遇，身处其中的人们更是互相遥望着对方，幻想、憧憬着同一纬度上的另一种文明景观、生活形态与暗藏其间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北纬四十度的独特魅力并没有随着“乌兰布通之战”的落幕而弥散失落，今人对这一时空符号的遐想与游走，守望与追寻，必然在当代重新激荡起它的荣光与神韵。

如果说呼和浩特、土木堡与平城这些偏远的地域是陈福民孜孜以求、心向往之的终点，那么同属北纬四十度的热河与北京则构成了《北纬四十度》的双重起点。热河是《北纬四十度》历史演绎与心灵探寻的起点。两千年前，赵武灵王在此推行“胡服骑射”，于文化与文明的交融碰撞中革故鼎新，翻开了北纬四十度南北争雄的历史篇章。更重要的是，陈福民与热河这个在1955年被撤销的古老地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是朝阳人，母亲是赤峰人，而我生长在承德。老热河的承赤朝三地都是我的家园”（《遥想右北平》）。因此，全书的最后一章重返故乡热河，从抛弃封地的燕昭王到甘蹈艰危的佟国纲，陈福民在有情有义的历史中追溯这片沉默不语的土地两千年的辽远与博大，清贫与忍耐，完成了对故乡的回返与致敬。

北京则是作者每一次实地勘察与写作历险的始发地。“这些年来，我对G6非常着迷，从北京到临河的北纬40度上的这条直线，我自驾走了很多次，这条直线上的很多城市——定居点，以及这条线段左右两侧不甚知名的旗镇，我都停留甚至居住过。经常是去了便流连忘返，回来不久又想再去。每次沿着连绵的阴山山脉向西行驶或者停顿，心中充塞已久又无法释放的怀想如约而至。”北京不仅是自驾旅行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一个与书中讲述的历史人事相隔千年又互为参照的文化坐标。作者常常把北京的当代文化与自己的亲身经历嵌入历史叙述。在讲述宋太宗举兵攻打幽州，平定方镇，威慑契丹的豪情壮举的《燕台一去客心惊》中，酣畅淋漓的叙述兀然转向了如今北京西直门外的动物园，“西直门外的动物园是小朋友的天堂。1980年代中期，这里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简称‘动批’）闻名遐迩……今天提起‘动批’，稍有年纪的人都记得它的辉煌，2018年的电视剧《创业时代》中，‘动批’这个词还不无怀旧地出现过”。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文化怀旧，《北纬四十度》要以此为引子，让人们的心绪从浅近的当下深入到北京厚重却逐渐失落的历史，“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关于北京，很多人通常只喜欢讲述明清两朝的皇宫传说，从老佛爷到小李子，从铁杆庄稼到旗人规矩，却茫然不知这座伟大的都城还有别样的历史，忘记了它不仅是北京，更是幽州”。相隔千年的互文对话既调适了严谨琐细的历史考证无法避免的平淡枯燥，又让两千年来发生在北纬四十度沿线的人事变迁“呈现出一副‘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成为真正“有我”的写作。

这种“有我”的“参与性”书写不仅赋予了《北纬四十度》的写作对象以厚重的历史感，在不同时空的嘤鸣激荡中发思古之幽情，更是在把当代重视怀旧追忆的流行文化内嵌到昔日风云变幻的民族交融时，生成了一种能够自由出入北纬四十度各个时空维度，充满内在张力的主体性。《北纬四十度》中伴随种种典故史识登场的个人生命经验使得这种自觉张扬的主体性尤为动人。《“土木之变”及皇帝和他的王先生》一文先以闲笔写作者早年的求学经历，“当时总要在永定门火车站坐京张铁路去张家口，混在其间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站，就像北风呼啸中一掠而过的沙粒，几乎不会引人注意。它又破又土站如其名，叫作‘土木’。1980年代读书期间及其后，我在永定门火车站和宣化之间的绿皮车上往返经过这个站点不下二十余次，每次列车报站我都隐约听见了它但从没留意过——它真的是太平凡太普通了。直到很晚的后来我才知道，它全称叫‘土木堡’，是‘九边’宣府镇防卫线上一个‘据点’。五百七十年前，这个又土又破的地方曾经发生过一场几乎动摇国本的惨祸，它灰头土脸的普通与它所承载的重负相比，实在是太不相称了”。北纬四十度不仅横穿中国最壮丽的山河，折射华夏文明的历史变迁，同时也跨越了书写者的半生坎坷，见证作者本人对这条地理带从懵懂好奇到痴迷感喟的心路历程。《北纬四十度》在尊重历史和谨慎查证的前提下，借由充满张力且高度鲜明的主体性，用个体与时代的实感经验烛照幽微隐秘的千年往事，让文明长卷逸出了史料文献的叠床架屋和前人书写的同义反复，获得了一种独异于历史考据与社会调查的文学本色。

二、青春与失败

主体性的彰显不仅体现在《北纬四十度》中多重时空经验的拼贴镶嵌，同时也影响了写作者对于材料的整合及阐释。陈福民在自序里回忆了年少时与北纬四十度的“触电”时刻。“最早引起我兴趣的是中学时读司马迁描写的李牧：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檐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司马迁笔下英姿飒爽的李牧自然是“令少年时代的人们热血沸腾的人物，想象着这类勇迈绝伦的古典武士，就有恨不能追随麾下的冲动和遗憾”。这些充满青春激情的人物形象萦绕在陈福民心头，最终育就了《北纬四十度》。书中许多人物的登场常常是破空而来，行动更是裹挟着卓而不群的原初激情。或许没有一个人物能够像开篇的赵武灵王那样，让人正面领受青春冲决网罗的澎湃能量，“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堂堂一国之主为了能够克胜劲敌，竟然出让王位，化妆易容假扮使者，在勘探地形的同时还敢直面敌国首领，身份暴露后更是纵身跃马，一路狂奔……如此富有想象力和行动力，集纳胆识与谋略于一身的浪漫形象令人瞠目，也让人神往，“所有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不禁让我们惊叹，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得出来，也就罢了，还要亲自去干，除了天才的想象力与视天下英雄为无物的绝大勇气胆识，我无法多赞一词”。

然而，面对如此辽阔悠远和绵长深沉的北纬四十度，陈福民毕竟经历了数十年的积累与沉淀，清醒地认知到单靠青春激情并不足以托举起北纬四十度繁巨厚重的历史底蕴。因此，他还续写了浪漫青春的前史后事，在史料的穿梭往复中还原一个更切近历史实相又不失文学“本分”的北纬四十度。《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并没有止步于赵武灵王的策马驱驰、一骑绝尘，而是怀揣悲悯与同情续写了荡漾着青春气息的赵武灵王的悲惨结局。“但是赵武灵王的想象力为自己所埋下的杀身之祸，在五年之后终于爆发了。而这一次，不再激动人心也不再具有理想青春气息，相反，那是最为腐朽的中国历史最常见的模式。长子赵章被废，心怀不满发动叛乱，失败后鬼使神差地逃到了主父的宫室。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主父竟然收留了他，共同抵抗赶来镇压叛乱的国家军队……就这样僵持了三个月，雄才大略、果敢坚毅、英姿勃发、具有无限想象力、创造力和行动力、怀有天下伟大构思的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在吃光了粮食吃树皮、掏鸟窝，直至吃无可吃之后，活活饿死在沙丘宫。”短短五年间，雄姿英发的一代帝王沦落为凄惨狼狈的宫中囚徒，热血激昂的青春豪情换来的却是如此荒诞悲凉的结局，历史实相的冷酷真实总是令人扼腕叹息。

或许是为了补偿悲惨结局带来的心意难平，《北纬四十度》在历史叙述的终点重新出发，畅想赵武灵王与赵国不曾拥有的另一种可能性。“虽然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必要时假设一下，却也能打开各种被封闭的可能性，给后来者遗憾或绝望的情感以慰藉。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赵武灵王没有在‘沙丘之变’中死于非命，他在‘胡服骑射’这条路上继续西进，铁流滚滚，旌旗蔽日，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秦赵大战，在赵武灵王亲自统率下，由九原、云中集结并发动。这一次，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赵国的骑兵部队手里。”《北纬四十度》一方面以如履薄冰的谨慎克制面对追求真实的历史叙述，不让青春激情的锐利锋芒动摇历史的本相；另一方面，虽然文学无法改写历史的实际走向，文学也不甘臣服于现实。即便历史的“铁幕”已经严丝合缝，但文学仍旧有潜力、有能力在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上撕开一道裂缝，悬想一种新的，未曾上演的可能性。在此，《北纬四十度》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的青春辩证法。当生气淋漓的青年形象被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检视，青春就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空洞概念。在激情、浪漫、未来等一系列青春本有的属性外，失败、衰落、无能、荒诞等与“青春”紧密相连的内面也浮出历史地表，使青春成为了一个问题或难题——一厢情愿的理想与激情并不意味着占有了历史，历史叙述直截了当地告诉后人，唯我独尊的青春反而会葬送一个王朝与时代。赵武灵王的故事是再好不过的例证。然而，揭示“青春”的内面并不是要以此否定青春的魅力，它们的存在恰恰让人们在认识到青春的复杂与含混后，带着更成熟的目光回返庄严历史中的浪漫个体。

因此在《失败者之歌》中，一个熟悉又陌生的“飞将军”李广与读者劈面相逢。作为普通读者，人们熟知的是那个勇猛善战可“子不遇时”，失意落魄却在历史上享有巨大声誉的李广。“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5《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这些对李广形神兼备的描写使得后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喟叹李广的身世命运。不过，《失败者之歌》通过多条有趣又有力的证据告诉读者，李广并不只是一个后世无数蹉跎终身的落魄文人聊以自慰的文化符号，他也是一个有私心，会恃宠生骄滥杀无辜的人。打猎晚归的李广被恪守汉朝法律，不准“夜行”的霸陵尉拦在门外，李广不得已在野外过了一夜，“下面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当李广被再次启用去右北平郡任太守时，‘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可怜这位扫兴的倒霉的坚持原则的霸陵尉，无辜死掉了，死于以权谋私、草菅人命、英勇无畏、廉洁爱人的‘汉之飞将军’手里”。通过史料的罗列与叙述，《失败者之歌》揭示了李广不为人知的残暴一面。

不仅如此，《失败者之歌》还破除了长久以来环绕在李广四周的光环。首先，王朝的整体国家战略从客观上决定了渴望建功立业的李广无法施展拳脚：“‘子不遇时’的大背景，其实是汉文帝的施政方针所决定的。这种等于‘我们保证不首先与匈奴打仗’的承诺，不仅是出于汉文帝的道德觉悟，更是出于他贤良明智的政治经济判断。这种息事宁人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对于国家和民众而言，其利好处显而易见。但对于李广来说不啻是一种毁灭。”其次，李广自身卓尔不群却不谙人事的政治头脑，有匹夫之勇而无谋略智识的行事风格也注定了他的怀才不遇。李广作为中央政府的军人却私自接受地方郡王的封赏，自然招致皇帝的不满。汉武帝看中他的名望、忠诚与勇气屡次起用他，可是“凡有他参加的战事，不是失败就是被俘，或者同时出征别人都有功，唯独他毫无建树”。《失败者之歌》指出，“李广是整篇《史记》中唯一一个被提及个人战力技艺的正规军将领”，个人战力技艺被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央，也就意味着李广本身并不是一个统帅型将领。求安稳的国家总体战略和轻谋略的个人能力缺憾最终使得“帝国的尊严和他的为战斗而生的青春一起流走了”。试想，若是不曾察觉到光鲜亮丽的青春还有一个深沉的内面，带着充分的自觉回返历史现场，《失败者之歌》又怎么可能剥茧抽丝似地还原出充满悲剧色彩的“飞将军”李广的复杂面向呢？

三、虚构与真实

虽然李广不再是一个纯粹“子不遇时”的失败者，但《失败者之歌》并没有粗暴地剥夺《史记》赋予李广的声誉与魅力，而是将《史记》的书写视为一种文学笔法。“文学往往被称作‘向失败者的灵魂致敬’的艺术。李广‘失败’的一生被叙写为一种人格上的胜利和荣誉，始终为那些不如意的人生所接纳，为那些不如意的人们所惦记。《李将军列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精神慰藉和观测人性的切口，成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失败者之歌。”司马迁倾尽心血，以传神的文笔修辞将战事的失败翻转为人格的胜利，赋予李广以后世史书无法比拟的悲怆与共情。可是面对是历史书写中如此充盈的情感，作者总不免有些犹豫，“司马迁的致敬堪称最高等级了，对此我曾经非常笃行且感动，但今天读来难免有些迟疑”。

这样的犹疑并不为陈福民独有，作为一本既需要深坐书斋的案头功夫，又需要实地考察的脚力功夫的散文集，《北纬四十度》可谓是兼具历史品格和文学心象的非虚构作品。陈福民曾在对谈中用“历史书写中的文学心思”来描述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相遇的时刻。6在非虚构写作热潮居高不退的当下，如何直面非虚构中的“文学心思”可谓是难题。十年前，当《人民文学》率先推出非虚构专栏时，一种“纯文学的焦虑”流溢而出——以虚构为核心、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已经无法与当下的社会公共议题有效对话，无法回应今天的变局。换言之，文学愈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与飞速变动的时代建立起一种健康的联动感。虚构的文学节节败退，转而乞求非虚构。因此，非虚构的出场必然裹挟着一种紧张感。这是一种置身于危机状态中的写作，紧张感不仅源于非虚构要秉笔直书热点议题的写作使命，更出自非虚构与其他各种文体碰撞时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当非虚构不得不周旋于文学叙述、新闻特稿、田野调查、历史读物等多种文体之间，并随之变幻不同的面貌、特征与写作抱负时，种种文体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不清。可见非虚构的出场非但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纯文学的难题，非虚构与文学的结合反而加重了“纯文学的焦虑”。在无远弗届的非虚构面前，文学正在变得可有可无。林林总总的非虚构到底能为文学注入怎样的强心剂？捍卫想象的文学又能为非虚构带去何种新的可能性？或者说，在这个时代，非虚构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北纬四十度》书写历史的方式给出了一条可资参考的道路。《“土木之变”及皇帝和他的王先生》在描写明英宗朱祁镇和身边太监王振匪夷所思的亲密关系时，特意考订了两人相见时的年龄、皇帝的童年经历与少年境遇，以此推论这样的境遇对皇帝人生历程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个时期，以及后来很久的时间，朱祁镇遭遇了一个人。这个人不仅在他襁褓中就保护他的安全，在他孩提时代陪他玩耍解他孤独，在他8岁丧父后又在实际上承担了父亲的角色。而在他登基、亲政后，这个人基本成了他的政治顾问和人生导师。自始至终，他对这个人依赖、信任、敬爱有加不改初心，并恭恭敬敬尊称为‘先生’。这个人叫王振”。人们很容易从中辨识出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色彩。这些无法落到实处的关联、并置与比较恰恰又是史家书写时不敢着墨太多，乃至刻意回避的笔触，在《北纬四十度》中时隐时现。可以说，《北纬四十度》是带着一双文学的眼睛进入历史的，不断逼近历史当事人的感觉世界，以此丰富和重现北纬四十度上有血有肉、重情重义的完整的人。

面对《北纬四十度》中那些冲破历史铁律的“文学心思”，陈福民有着清醒的自知，“我不是在做历史研究，我的写作始终属于文学……我从未放弃文学创作的基本理念和手法，我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希望将语言的生动、笔法的细腻、适当的人物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之严谨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调整历史故事的讲述，重新塑造历史人物”（《〈北纬四十度〉（自序）》）。《北纬四十度》由此展现出了一种重新整合文学与历史的雄心与抱负。其实，文学与历史，实录与虚构的判然二分本就是现代以来才有的现象。史家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笔下不乏小说家言，诗人杜甫与小说家曹雪芹则被公认为史笔。钱钟书先生更是有“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的提点，并特为指出这一方法“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7十余年前，历史学家杨念群在《新史学》创刊时，力倡“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注重“必然”的现代史学逻辑使得“‘偶然’的丰富性被‘必然’的暴力逻辑所取代……历史被裁减成了十分单一乏味某种既然定逻辑的重复表演”。8罗列以上种种无非是要说明，文史自古不分家，整全的智慧又岂能因为现代学科分界而受辖制？

既然如此，非虚构文学理应携带自身无法舍弃的优质基因参与非虚构写作，那么这一优质基因体现于何处，又当如何体现？在与《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的作者马修·德斯蒙德对话时，学者项飚抛出了一个非虚构写作的核心问题，“如何与受访人建立起那种强烈直接的同理心？”马修回应“这不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9。在马修看来，建立同理心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之即弃的工具方法，它关乎的是写作者自身的生活肌理与生命经验。将这种“强烈直接的同理心”回置到《北纬四十度》，尤其是《失败者之歌》的结尾，可以看到这种文学移情与历史实录间张弛有度的同频共振。一方面，书中毫不讳言《史记》对李广的渲染煽情源于司马迁与之相近的身世遭遇和观念冲突，“因为观念的缘故，他既不能理解汉匈骑兵作战的要领，也不愿从上古立场后撤，因此往往情不自禁将李广那些‘短处’视为优点，并且在感情上对人物的‘社会不适应症’予以正面的强烈文学渲染。这种徘徊曲折纠结，在司马迁那里是痛彻骨髓的。但这种并不能真正滋养人心的矛盾态度，显而易见出于他自己不幸的身世遭遇，同时也充斥着世界观方面的冲突”。另一方面，对于深层动因的揭示又没有抹杀《史记》的贡献，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肯定了《史记》的价值。《失败者之歌》将个人地位的升降与时代风势的变迁关联起来。随着儒学逐渐取得正统地位，“李广的‘讷口少言’，‘人人自便’，简易朴素，宽仁率性，对规章制度和纪律约束的繁琐与严格感到厌烦，军事上奉行与对手个人力战的自然主义态度，等等，这些属于个人品德和行事风格的元素，基本是在黄老思想基础上被描述被盛赞的。它们与未来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认定其实是渐行渐远，往往更多存身于个体的道德选择中”。当注重集体观念、平抑个人光芒的儒学准则压倒其他一切时，高扬个人品德与行事风格的《史记》向后人展现了一度辉煌却又没落的“不合时宜的事物”，“然而我们就此看到，这种情况恰恰也是思想自由与精神多样性的魅力所在。离开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事物，世界也许会显得更加单调”。

《北纬四十度》无疑带着更为谨慎和辩证的视角理解“历史书写中的文学心思”，既有历史类著作必备的史实考证，又充分领悟到笔下的世界与人物远比个人的想象要辽阔丰富，文学的抒情必须要懂得节制和限度。将想象与抒情放在更宽广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审视，在充分尊重史识的前提下重新赋予它们不容辩驳的合法性，可见《北纬四十度》不仅怀揣钱穆先生所谓的“温情和敬意”10向古老悠久的华夏文明致意，更是在情理兼备的叙述中靠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11

注释: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美延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5页。

2 马长寿：《中国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央周刊》1947年第11期。

3 [法]西蒙娜·薇依：《源于期待：西蒙娜·薇依随笔集》，杜小真、顾嘉琛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4 陈福民：《北纬四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本文不标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此书。

5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67、2871页。

6 罗昕：《〈北纬四十度〉：面对历史，文学能做什么》，澎湃新闻2021年11月1日。

7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166页。

8 杨念群：《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读书》2007年第4期。

9 [美]马修·德斯蒙德：《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胡谆、郑焕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10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页。

11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