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败坏的呢？

其实在《论语》里还是可以的。《论语》虽然不是一本小说，只是一本语录集，但我是当小说来读的，因为其中刻画了一群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当读到“子见南子”篇孔子急赤白脸地对学生子路赌咒发誓说“天厌之！天厌之！”，读到“公西华侍坐”篇“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到孔子在“乡党”篇侃侃而谈他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不禁心醉神迷！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尚且健康和美好的人格，以及健康和美好的师生关系。

除了孔子和他的学生，古代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是我很热爱的，那就是苏东坡。人人都爱苏东坡。这家伙不但才华横溢，还有情有义有风骨，还好吃——如果苏东坡不好吃，那他在我这儿就算“白璧微瑕”了，或者“瑕不掩瑜”。不论哪一个，反正是有“瑕”了。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我是人不好吃不可与交。一个不好吃的人，我认为基本不是一个天真的人。而苏东坡呢，那是可以借用金圣叹夸赞李逵那句话来形容的——“是上上人物，一派天真烂漫到底。”

就因为苏东坡，我对宋代的看法是很好的。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说，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产生，是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的，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和艺术家。那么，可以产生苏东坡这样光辉灿烂理想人格的宋代，怎么说都应该是好的。

但知识分子的形象后来就成了《儒林外史》里那个“中了！中了！”的范进和不摁灭一根灯芯就死不瞑目的严监生，成了《围城》里那个毕业于克莱登大学、回母校讲“梅毒和鸦片”的方鸿渐，就成了鲁迅笔下“茴字有四种写法”的孔乙己和想“咯支咯支”洗一洗的四铭，成了大众酒桌上的“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而最文雅的形象，也不过是钱理群先生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不知道吴敬梓、钱锺书、鲁迅等人是不是要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坍塌负一定责任，反正，现在知识分子的形象确实不怎么样了。

所以写知识分子，好像就要写可耻和堕落。一个没有廉耻的猥琐的知识分子是更可信的。理想灰飞烟灭，风骨荡然无存，本来应该清风明月、落英缤纷的桃花源，结果比名利场还名利场。这已经是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和高校的刻板印象了。这也不算冤枉了知识分子。在高校教书几十年，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都是这些知识分子。

说这么多，我倒不是在说知识分子比别的“分子”更糟糕，而是说知识分子不比别的“分子”更好——这是问题的关键，当知识分子不比别的“分子”更好时，别人阿谀他也阿谀，他甚至比别人阿谀得更文采斐然；别人追逐名利他也追逐名利，甚至比别人的姿势更妖娆，这就丧失了知识分子基本的身份立场。毕竟知识分子是有自己身份属性的。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里说，知识分子应该持一种广义的“怀疑和批判”，是“失败的诸神”。而我们现在温顺的、洋洋得意的、胜利的知识分子太多了。甚至按埃科的定义——知识分子是要有创造性的、要生产新知识的——如果一辈子只重复教授一门关于海德格尔的课，也算不上知识分子。

某个评论家对我说，阿袁，你要写出教授灵魂的痛苦，这样小说才更深刻。

我知道他是好意，但我对此还是要谨慎行事。一方面我不迷信痛苦，我赞同加缪所说的，痛苦并不比快乐更有意义。另一方面，我也没有看到多少灵魂痛苦的教授。中国教授的痛苦，至少我认识的大多数教授的痛苦，是不太抽象的痛苦，它们往往和利益得失有关，诸如没有当上副会长之类，如果一个中国作家非要像西方作家——比如菲利普•罗斯、比如戴维•洛奇、比如索尔•贝娄——那样来写一个教授的灵魂如何痛苦、如何救赎，我认为他写的不是一个中国教授，至少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教授，而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合乎教授身份和合乎批评范式的文学形象而已。

所以《纵我不往》的主人公季尧，他也不是一个痛苦的教授。这从最初的题目《亲爱的生活》可以看出来——小说的题目改变过好几次，从《亲爱的生活》，到《子衿》，到《纵我不往》，每一个名字都和小说主题有关，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亲爱的生活》侧重点在季尧对生活的讴歌。小说依然写高校，依然写教授，可以说，它是我高校系列小说的延续，但也有两个不“依然”之处：一是小说的主人公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了，之前我的小说基本是写女人的，我曾经戏言“文学是女人学”；二是它刻画了一个高校“青椒”形象，他不再是当下大学叙事中“堕落的高校”里的一个“堕落的教授”，一朵盛开在这个时代的“恶之花”，不再是那个随世俯仰、八面玲珑、仕途春风得意的入世者陈季子，也不再是那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出世者苏不渔，而是——从某个意义上而言——“失败的诸神”之一。他对高校学术生态、教育现状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反动，比如“不识好歹”地拒绝申报国际交流学院胥院长建议的“让薛宝钗走向世界”的文化项目，拒绝当留学生戏剧社指导老师，拒绝校长参加他的读书会等，以致因为这些“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拒绝得罪了领导，后来在职称评选中因为“非升即走”的政策不得不离开学校。这些都是季尧“不往”的方式。小说取名《纵我不往》的意旨也在于此。

作为一枚高校“青椒”，季尧这些“不往”的行为，在当下其实并没有典型性。如果要刻画一个 “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小说中另外两个人物鲍小白或者何况，应该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毕竟当下高校的大多数“青椒”，经过这些年的熏陶和培育，已经十分适应高校的生态环境了，他们努力发论文，努力申报课题，努力把“学术的裙带”系得十分妖娆。而季尧这种“青椒”呢，不说是绝迹的“恐龙”，至少是濒危的“鸮鸟”了。在小说中，系主任老尚几次三番地把季尧说成一只傻乎乎的“鸮鸟”呢。

小说最后的“几介居”，建筑在庐山脚下，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桃花源了，但与其说它是桃花源，不如说它是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因为季尧们——“几介居”住了不少因为“非升即走”而来此的“青椒”——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过起了高蹈的隐士生活，而是仍然孜孜于学术与教育，孜孜于美食书籍，他们牢骚满腹，又缱绻深情，始终和教育和生活相濡以沫、相亲相爱，且没有悲壮的舞台表演意味，而完全是一种乐在其中的日常姿态。可以说这既是季尧们的一种“不往之往”，也是我作为一个高校教育者，对我们的教育以及当下“青椒”们面临的困境所作的一种可能性思考和诗意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