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卜台：无锁的村庄》：沙卜台的魅惑
时间是一种语言，它是用来重构现实基因的符号。每一种对遥远的灰蒙蒙的过往的书写，都是时间的浓墨重彩。那些被拉长的摇摇晃晃的影子，永远充满了涩涩的疼痛与诱惑，时间就是缝在现实肌体上的那条让你呲牙咧嘴的针脚。《沙卜台》恰是这种时间经纬缝制出的精致衣衫，丰富而又华贵。
作品所描述的北方那个偏远封闭而又落寞的村庄，是无数个已经萎缩却给曾经的成员留下深刻记忆村庄的代表。作者以非虚构的方式打捞出这个村庄曾经丰富繁华与万般滋味，这里的人与事。沙卜台从东到西，从门户到河沿无不充满了风过耳畔的记忆。那里有作者清晰的笑声，他所记录的邻里乡老，都那么熟悉而真切，虽没有血脉相联，却骨肉相亲。
对生活浓情蜜意的美誉与书写其实差不多都是多年以后带有遗憾的追想，现实远远不如我们叙事的美好。甚至，现实有时是令人胆颤心寒的恶梦，更多的是无趣无聊与挣扎。人生所有的意味都是我们事后的追想与妄言。能够在生活与现实的酱缸里品出甜蜜与自足，有时需要蜕变异化叙事人的身份，让我不认识我，让我家成他家。我相信，当作家回望所描写的大地与人类的那个时段时，假如真正回浸往日泥淖，那将是一次痛苦不堪的回乡。人，必须回避与选择，甚至去虚构旧日，否则无法面对。
在他所描述的沙卜台13个家庭里，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作品中最该写的一个家庭，被胥得意有意地回避了，那个家庭就是他自己的家。我们几乎在整部作品中都没有找到清晰的痕迹，他只是偶尔作为一个旁观者现身。这说明，作家所写的是想告诉他者的，而不想写的，却埋在了心里。侯健飞的《回鹿山》写的是自己的家，而胥得意《沙卜台》写的却是别人的家，这就是他们的区别。我猜想他回避自己的原因，一是想另起炉灶专写一篇自己，但这并不防碍在这部书里写本家，所以这不是理由。第二个是他内心里有结，有痛，所谓“乡痛”的便是。他回避了那些痛楚的记忆，说些与自家无关的“家不长理不短”的他人故事。
因此，胥得意回避了丝丝缕缕的乡痛，而有意写出了一个大不同的乡愁。他把神秘而美好的一面展现给了我们。其实，我们实在无法想像居住在沙卜台的贾英莲家、老曹家、林方有家、吕忠孝家、小宽家、林木匠家的那些一地鸡毛有何神奇？就连被描摹在作品中的当事人家们或许都没有意识到那些事事非非有何大惊小怪的。他们非常有可能对作品中所叙述的琐碎庸常的事情毫无知觉，只有当看到作家胥得意文字的时候，才悄然追认。似乎是作品唤醒了那些可有可无，也无法“当真”的生活记忆。可是，那已经不是他们自己体验的生活，而是被胥得意在电脑里敲打出来的文学化的生活。如果没有胥得意的叙事，如果不是在一本被印成书的纸世界里，他们如何看得出那是他们的生活？那是他们自己的故事？现实被书写后，“人物”们都被动地认可了。
文学现实只是手与手套的关系，无论手套做得多好，多真实，用了多么不可思议的材料，也不可能完全与肉质的手相同。甚至“一模一样”那也只是两种物体。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非虚构文学也与生活的现实是两种不同的肌体。胥得意所描写的沙卜台与现实中的沙卜台有着明显的差异。作品中的人生被作家胥得意那双浓香蜜酿的鬼手摆弄得比现实生活丰富生动，人物在作品里有了普遍的价值与意义。这与现实中的人物是不同的。胥得意重新为现实人物穿衣戴帽，描眉画眼，具有了新的意味。
德语作家，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里阿斯·卡内蒂的非虚构作品《五十个怪人》描述的似乎是生活中的“真实人物”的组象。他试图用五十个人物浓缩一个城市的历史，一个时代的众生。他用“舔名人”“告密员”“泪水司炉”“台布癫狂女”“咬物高手”“书迷鬼”这样的命名来归类描写那些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他所叙述的人都是具有某种突出特征的漫画人物。这些人物具有了独特的符号化特征，有着强烈的暗示与隐喻性。恰如，我们一提到“阿Q”就能想到精神胜利法，一提“哈姆雷特”就能想到犹豫的复仇者，以及说到“唐吉诃德”就能想到那个挑战大风车的勇敢的挑战者一样，在那些被夸张放大的人物特征里，我们通过一个尖型人物看到了整个极为丰富的现实世界。
胥得意的《沙卜台》也是透过沙卜台13户典型的普通北方乡村居民的生活，铺展出一个具有普遍意味的，带有符号化指向的隐喻村庄。而这个村庄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具体的“沙卜台”，成为乡土中国的缩略影像。他写的是沙卜台——他写的是沙卜台吗？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描述的是充满了魔幻色彩的“马孔多”的孤独历史，但是，却暗含着整个拉丁美洲的世纪沧桑。莫言所描绘的“高密东北乡”远远超越了山东那个偏远而陌生的地理村庄，成为中国农村带有魔幻色彩的普遍世界。而《沙卜台》正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村庄的记忆重构出了一个正在没落与消失的封闭世界。这是具有某种指向的叙述，也是作品的价值所在。
当某些人大赞城市与乡村的“变化”时，常常用“几年不见，已经认不出”的词语夸赞进步与现代。展现在面前的崭新村路，已经重建的洋气多姿的家舍乡墅。我们已然找不到追忆热望的家乡本相。事实上，我们寻找的并非是那些已经辨认不出的“进步”，而是“不变”的那些房屋建筑，那些破烂不堪，那些苦难挣扎。“留住乡愁”，不是留住那些被推倒重建的新，而是守住那些老屋旧瓦，甚至是破铜烂铁。乡愁是被凝固在历史与生活化石里的旧影，而不是一个陌生化了的新世界里。如果记忆追回的只是一个认不出的新世界，那么，回乡与随便游走在陌生角落又有什么区别呢？乡愁是“怀旧”，而不是看新。
胥得意恰恰是把那些旧屋旧瓦，老邻老居聚拢在了一起，努力让记忆重构出儿时的空间。落寞的现实与五味杂陈却充满了暖意的过往之间有着一个顺序的延展，核心却是旧日时光。
作品正是把那些曾经的无奇平淡甚至鸡零狗碎的咸淡装裱出一幅神奇的油画。正象画家律相银为作品绘制的精彩插图那样——那些用钢笔的点线面描绘出的黑白世界，甚至让我们伸手即触地抚摸到了生活的质地。作品的文字在精细生鲜的画面里纷纷扬扬，飘散出袅袅炊烟，母唤儿归声，鸡鸭牛羊的鸣叫咀嚼，蚊蝇飞舞吵闹，草树溢着清香，泥土泛着潮气，一幅活色生香，平凡庸常的大千。用“生动鲜活”已经不足以评价作品提供给我们的感觉。那是一种杂陈着快乐与悲伤，浸染着爱与恨，亲近与隔膜，眷恋与背离，粗犷与细微，苍凉与温暖的味道。说不清，道不明，深植灵魂的心田。多年以后，胥得意正是以这种心境把这瓶窖藏已久的醇酿敬献于世的。
胥得意以一个文化考古者的心态在时间的废墟和故纸堆间发掘记忆的碎片，修缮了自己与那个时代生活的踪痕。他在沙卜台的种种印迹中找到了独特而恰如其分的话语头绪，用时间的语言复建起属于他也属于沙卜台村民们唯一的陋室老屋。点起火炉，煮上一杯陈茶，卷起一根旱烟，洋火引燃，细细道来。
胥得意用织苇席的方法，把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言碎语，织成了五彩百衲。象孙犁所编织出的“荷花淀”，也如赵村理“板话”出的“山药蛋”。或粗或细，或甜或苦，或老或新，却是成体系的人物谱，众生像。
他喜欢倾听他人，收纳那些急于诉说，必须倾诉的人的挣扎与苦难，幸福与美满的故事。他由此得到了那些说者的信赖。倾听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教养。在倾听中胥得意获得了哺乳与滋长，积累起了构筑他的文学屋舍的砖瓦泥浆。
胥得意又是一个“说者”，是一个能够给出适当意向的“好事者”。他喜欢说，他以他的方式，甚至是较重的东北腔调说，你都无法拒绝。以至于他的导师、著名作家徐贵祥都劝他“少说两句”，可是，面对如此丰富而又多情的世界，他又怎能停歇？
他更是一个记录者，他倾听，然后记录在案，随后以他的方式公诸于世。这个过程过于简单，以至于让人无法注意到。可这恰恰是他创作的秘密所在。如果他有什么技巧的话，这肯定是一条。
文学创作就是一个记忆、修补与重建的过程，作为一个记录者，胥得意重拾的现实是个体化的，他所修补的世界是有胥氏风格的，他所重建的乡村更是充满了理想色彩。
我们可以把胥得意的《沙卜台》和侯健飞2014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散文《回鹿山》比较一下，同样是写北方乡村的散文，而且所描述的生活也差不多。胥得意的“沙卜台”和侯健飞的“回鹿山”相距344公里，如果开车，也就是几个小时的路。他们的生活有着相当多的相似性。他们的语言与生活面相似，他们都生活在蒙满，蒙汉交错的地带，都有着北方农村和草原交融文化的特点。可是，他们记录的方式却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侯健飞用的是文学化故事化更强的方式重建了那些冷暖交替的生活，而胥得意则使用了落地生根的语句让人深信不移的手段，指认了一个确切的精神田园。
读过《回鹿山》的人会追问，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是真的吗？因为作家标称自己的作品是“散文”，而且是以散文的体裁获得鲁奖。但那些惊心动魄，文学化过于浓重的描写让许多人追问，《回鹿山》难道是虚构的吗？作家无数次地证明自己的作品所写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甚至作家在自己的车里总是放着一把蒙古刀来为这部非虚构作品辩解。当有人问起他所写的事件与人的真实性的时候，他就从车里取出那把带了许久的刀具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在作品中所写的蒙古刀，这不是虚构是真实的。
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执着地为事件和人物的真假去辩解，维护作品所谓“真实”的尊严。因为当你说的时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了。你所说的只是你想告诉他人的真实，已经不是原初之意。你说和当事者所言是有巨大差距的，你说你说的是真的，难道他人说的就是假的？
我们可以以相反的疑虑追问，胥得意的《沙卜台》是不是没有一点虚构和文学化的处理呢？这当然也是一个不必深究与拷问的问题。文学就是文学，他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生活本身。
有人追问鲍尔吉·原野所写的草原，侯健飞所写的回鹿山，胥得意所写的沙卜台都是“真的”吗，他们的现实生活就是那个样子吗？这正象你问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不是真的一样，那已经不是他们所生活的空间形式，而是他们“讲述的”地理标记，文学故乡。
现实生活的真与假已然不是“第一问题”，逗起胥得意重述那片曾经的热土乡音的是沙卜台对于他的精神魅惑。在这种好象“鬼附体”似的重度迷醉中，他其实是不由自主地成了“笔仙”，一只无形的神奇之手操控了他的记忆与话语，自然而然又是顺理成章地铺就了他的乡野村庄。
作家就是“闹事者”，他挑起了一个村庄的事端，搅混了一洼清水。让朴素的众生变得生动而有眉眼，让平平常常，波澜不惊的13户人家，乍起风波，惊诧不已。
胥得意用“倔”犟、固执，甚至偏执的语言，“还原”了那个世界，创造了一片肥得流油，又土得掉渣的梦乡故土。他在那里落地生根，破土萌芽，长大出走，最终出落成一个可以口吐莲花的书写者。
作为讲故事的人，胥得意重重地拿起，轻轻地放下，以举轻若重的方式诉说与描绘了一个异域他乡，让我们留连忘返。
阅读是一次“放空”。清空自己之后，我们在《沙卜台》中惊喜地看到了那个不同凡响的牧歌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