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刚才薛毅说到《创业史》和《山乡巨变》究竟哪部更好，好像是要站队。薛毅说北方人多站在柳青一边，南方人则相反，更喜欢《山乡巨变》。如果非要站队不可，二者中必须选一，我虽然在北方，我站在周立波一边。其实我籍贯是广东，“北方人”是冒充的。另外，我非常同意倪伟的那个看法，他好像说有更多的“中间环节”“中间项”的作品最好。我不喜欢很简单的、直奔主题的作品，不大认同“十七年”中，在创作和文艺学上很流行的“主题提炼”重要性的说法。不过，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下面主要讲一下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今年(2021年)5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会上谈过。那次会主要是讨论贺桂梅的新书《书写“中国气派”》。我这里说的“关系”，不仅是指外国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或者中外文学交流，而且是说“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时候，怎样想象自己定位自身；这个想象是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进行的。贺桂梅的这本书差15页就600页了，前后写了10年，它有一个副标题叫作《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书里通过对当代的几部重要作品——《三里湾》《山乡巨变》《红旗谱》《创业史》，还有“革命通俗小说”和毛泽东诗词，来讨论当代文学在建立“中国经验”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存在哪些难题。在这本书的绪论里头，提出一种有关当代文学的新的分期方法。她把从延安时期开始到1970年代的中国文学划分为几个时期，说1940年代是“民族化”时期——当然，这里指的是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1950年代是“苏联化"时期和“去苏联化”时期，然后把1960年代前期叫作“中国化”时期；大概从“文革”开始是“世界化”时期。我对这个分期法很感兴趣。不过，我觉得这个分期方法不是“实体性”的，而是以世界文学视野来观察“中国经验”的分析方法，是一种“分析工具”。但是，这个说法打开了我们的思路，为我们认识“当代文学”的性质经验和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当然，因为她还没有很好展开，更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不大清楚。这种分期依据的事实、做出的判断，还有概念的形成和使用，还有很多疑问。我们期待贺桂梅以后做出更多的说明。

从1950年代开始，当代文学确实受苏联影响很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当代文学来说，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是一个准则，在一个时期几乎是一个“律法”。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制度、创作经验、艺术形式等各个方面。从体裁、文类上说，小说、诗、戏剧以至美术，都留下深刻的印痕。文学批评使用的概念和评价的标准，许多都来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系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念，已经相当程度地内在化于当代文学之中。柳青在当代文学史上自然是有创造性的，他的《创业史》提供了新的东西。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没有托尔斯泰、没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也不会有柳青的《创业史》。我们都知道柳青很敬仰肖洛霍夫，家里就挂着他的相片。所以，贺桂梅的这本书里谈到柳青，用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化实践》的标题。其实，这个标题也适用于对《红旗谱》《山乡巨变》的分析。

虽然当代文学受苏联文学和其他的外国文学很大影响，但是，当代文学一开始就试图建立自身的独特性，形成自己的“中国经验”。当代文学既有“走向世界文学”的强烈诉求，同时，也有“成为世界文学”的强烈愿望。“走向世界文学”这个声音，印象里最响亮、呼应最热烈是在1980年代，当时曾小逸主编了一部名字叫《走向世界文学》的书。事实上，这个诉求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只不过各个时期对所要“走向”的“世界文学”有不同的想象。在1950 年代初，当代文学心目中的“世界文学”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苏联文学。我们要是去读读1950年代初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他们写的有关苏联文学的文章，读他们访问苏联之后的旅行记，可以看到他们在苏联和苏联文学面前的恭敬、谦卑和敬仰。歌剧《白毛女》、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引起的热烈反响，是“症候性”事件。周扬、丁玲当时都说过，我们的文学还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把苏联文学当作方向和崇拜对象，在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的时候达到高潮。随着国际共运内部矛盾、分裂加剧，以及事实上延安文学和苏联文学存在的内在分歧，“去苏联化”的进程在1950年代后期加速。重要征象比如“新民歌运动”的开展，“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的提出，周扬的“建立中国自己马克思文艺理论体系”的命题.....苏联文艺在观念和制度上是崇尚专业化、精英化的，1950年代开启的当代文学，也学习苏联的精英化、专业化。最近读郭小川的日记，里面写到1958年他去莫斯科商谈亚非作家会议筹备，苏联作协领导人就反对中国当时作家下乡劳动的措施。1958年张天翼先生在北京大学“蹲点”，当时我读大三，他跟我们闲谈时说到，1958年提出“二革”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苏联方面很有意见，问是不是要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像1958年“大跃进”，还有“文革”的激进期间，文艺都有一个“去精英化”“去专业化”的趋向，如提倡文艺工作者“上山下乡”，艺术剧院、歌剧院、京剧院的“院”都改为“团”，推广“乌兰牧骑”的经验，也提倡群众、工农兵写作，全民写诗等等。在思想观念方面，当代“去苏联化”特别表现在对俄苏文学那种深厚的人性、人道主义传统的拒绝和批判。1960年代到“文革”，对苏联“新浪潮”电影的批判，对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静静的顿河》的批判，都说明了这个指向。

确实，苏联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都有一个“世界化”的诉求，也就是各自的独特经验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普遍经验。我想，在由国家、执政党主导国家文艺的社会主义大国，大概都会有这样的诉求。苏联193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不仅在国内实施、展开，也向世界推广：凭借着它在国际共运的主导地位，在西方左翼作家和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有深刻影响，在许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被确立为一种纲领、原则性的准则。中国“文革”期间的“激进派”也有这样的抱负，创作“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所谓“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开拓“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等等，都在展示他们的雄心。“去苏联化”其实就是要取代苏联，为世界的无产阶级文艺树立榜样，提供普遍性经验。这个阶段，就是贺桂梅书里所说的“世界化时期”。尽管调子极高，成效却很可怜。是否“成为世界文学”且不说，“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在本土也很快夭折，难以为继。

虽然都有“成为世界文学”的冲动和实践，但是当代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具体路径、采取的策略却有不同。苏联是既有剥离、批判——1930年代在批判“形式主义”旗号下，将西方和“本土”的现代派、先锋派文艺排除出去，但是他们也确立了从普希金开始到高尔基的“文学正典”的传统，作为建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或“前史”。中国当代采取的是一种彻底剥离的“纯洁化”措施，在“封资修”的名目下，想将古典、西方和苏联的文学都排除出去。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是一百年的空白。

2002年，我有一本书叫《问题与方法》。这本书是依据我临退休时在北京大学给研究生讲“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课堂录音整理的。全部录音和整理，都是贺桂梅做的。她常常主意很大，第一堂课我看到讲台放着录音机，事先也没跟我说过。没有她的自作主张，就没有这本书。这本书的最后一讲，我提出了当代文学——当然指的是 1950年代到1970年代——在不断走向衰败，在根源上，用了“自我损害”的说法。我说，当代文学一方面有一种试图割断与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联系的“纯洁性”追求，要剥离一切被称为“封资修”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这个剥离注定反过来只能损害甚至摧毁自己。他们的这种类乎苏联192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念，自身走进死胡同。所以，我在书里用了“宿命”这个带着唯心色彩的词，来描述这个困境。

记得当时贺桂梅对这个论述表示了不同意见，说这只是从当代文学内部看问题，没有从世界视野来观察这一现象。她当时还是学生，博士还没毕业，没有严厉批评，只是委婉表示。我因为“师道尊严”的心理障碍作祟，也没有跟她仔细询问和讨论。读了她的《书写“中国气派”》，我明白了她的思路。当然，我对当代文学走向衰败和“自我损害”的观点现在也没有改变。

现在，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存在一些误区和盲点。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开展很深入、充分，但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和“文革”部分，开展得很不理想。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略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论文写到这方面的情况，资料上也有一些整理，如上海陈建华教授组织编撰的当代文学与俄国、苏联文学关系的资料，很扎实全面。但是整体上还很薄弱。前些年我写了篇文章，叫《死亡与重生？》，讨论马雅科夫斯基这个诗人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影响，对当代政治诗建构起的重要作用，还有他在当代文学界地位的跌宕起伏的状况。文章投到《文学评论》被退稿，一个理由是它“不是论文，是随笔”，另一个说它是外国文学。第一个理由可能有道理，不像论文”。但说它是外国文学不是当代文学，就有点牵强，有点奇怪了。文章后来在《文艺研究》上发表，收入“人大复印资料”的时候，也被放在“外国文学”里头。其实也不仅仅涉及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一些与当代文学密切相关的事件、现象，也被做了这样的处理。两年前，我在文章《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中讨论的1958年北京大学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这个事件，现在只会在古代文学的学科史里涉及，而当代文学界一般认为是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其实，在1950年代，像周扬、邵荃麟他们都不会认为这只是古代文学研究。1959 年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对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学生集体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的讨论会，规模都很大。北京的四次讨论会在全国文联小礼堂举行，由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和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轮流主持。当时的理解是，这就是当代文学问题。因为他们认识到，当代文学的建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如何选择、遴选建构的思想艺术资源。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李煜、王维、陶渊明的讨论，1960年代初对“山水诗”和“中间性作品”的讨论，都和当代文学有密切关系。但是现在，这些好像都排除在当代文学研究之外了。

而这些不是从历史出发的认识与做法，无疑有碍于我们对当代文学历史展开的充分认识与有关学术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