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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捕捉——情绪与世道
来源:《扬子江文学评论》 | 邵丽  2022年04月14日09:20
关键词:邵丽

虽然这是一个中短篇小说结集,但仔细算算年头可不算短了,像《北去的河》《亲爱的,好大的雪》《树上的家》等,已经是几年之前的作品。现在回头再看这些作品,仿佛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那些故事是怎么来的?我又是怎么捕捉到它们的?也许这才是小说的真谛,与其说它是一个故事,毋宁说它是一种情绪,一种世道。

父亲、母亲、兄弟、夫妻……长久以来,我陷入某种莫可名状的心绪里,说是忧郁也好,说是焦虑也罢,总是被某种情绪推着往前走。我试图寻找各种角度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那种看似颠扑不破的亲情,怎样在被突然注视和放大之后失色和失真。是的,我们不需在真相面前惊慌失措——其实也未必就是真相。即使借助宗教视角看问题,我们离真相尚远,甚至可以说,永远都到达不了真相。但这依然阻止不了我们对感情刨根问底般的拷问。也许这就是我写作的目的之所在吧!

这种对感情的追问,我觉得在《天台上的父亲》这部作品里达到了极致。我试图通过一个极端事件——一个患了重度抑郁症的父亲想自杀,一家人便以爱的名义开始监督他——来剖析父子父女、当然还包括夫妻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可能认为,监督父亲的行为具有极大的正当性,他们觉得这是因为爱。而爱,永远都是对的。开始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也是理所应当地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们觉得,不惜代价也要保护父亲的生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壮举。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想着要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试图去理解他。然而,像大多数情感悖论一样,爱的背面就是恨。时间一久,事情慢慢就发生了变化,爱因为缺乏理解而变成了疲惫,甚至是埋怨和逃离。到后来以至于发展到“你怎么还不死啊”这样绝望的境地。

中国传统文化的亲亲之道,只构成尊卑有序的社会关系。虽然这种关系让一切对亲情的过分热络看起来都是那么顺其自然,但说到底它只是一种服从和敬畏,甚至是绑架,而不是真正的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父亲都在“天台”上,我们的亲人也都在“天台”上,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靠近过他们。这个结结了这么久,它背负着历史、文化、习俗和习惯的包袱,需要我们慢慢把它解开,从而把亲人从“天台”上找回来。

在《风中的母亲》里,我想塑造一个另类的母亲。她善良、简单,但是又中看不中用;她有自己的追求和处事原则,但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既不能持家也不能下厨,与贤妻良母的形象相去甚远。她忠诚丈夫、顺从公婆,完全契合三从四德的文化传统,但是又没有任何独立意识和主见。她一直在风中奔波,既随波逐流也逆风而行。她从乡村进入城市,又从城市返回乡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她真正意义上的“家”。她没有身份的焦虑,因为她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做自己。这些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却每天都在中国农村真实地发生着。它不是一个笑料,很多时候它比那些看起来悲催无比的事件更沉重。我们那些在城乡之间的风中飘着的父亲母亲,绝对不是个案。他们在风中集结,又在风中被吹得支离破碎。他们需要关注和抚慰。

《大河》讲述的是婆婆的故事。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写我的婆婆,其间也写了不少有关她的文章,都是零零散散的,根本不成体系。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活到九十岁,她活这么大年龄完全是因为她有生的欲望。换句话说,她的生活与时俱进,是个老人中的开明派,很新派的人物。她用新潮的手机,穿时尚的衣服,喜欢住在热闹的地方,最好隔壁就是个大市场。她每天都要逛街花钱买东西,不管用得着用不着。七十岁那年,她开始跳健身舞,并坚持识字写字,而且一发不可收。每天看完《今日说法》后都要写一篇观后感,她自己说那叫“评论”。去世的时候,她写的评论堆起来比她的个子还高。说起当今的热点问题,她往往比我们知道得还详细。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她都知道自己是谁,以及怎么安置自己。她活得没有大过,也没有小过,刚好是她自己需要的大小。这是一个人,尤其是女人的自尊和尊严之所在。娶我婆婆的时候,我公公是大户人家的子弟,英姿勃发、玉树临风,写得一手好字,也写得一手好文章。他找个如花似玉的好媳妇本来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他生性固执,不讨父亲喜欢。父亲一言九鼎,强迫他娶了生意伙伴的女儿。我婆婆个子低,长得又不好看,一辈子也没让我公公喜欢上她。但她自从嫁到这个家,不卑不亢,活得有章有法。家里最穷困的时候,她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自己的孩子过得体体面面。后来日子好了,她也从不懈怠,对子女的敲打从来没停止过。她既乐善好施,又洁身自持,只要力所能及,她从不麻烦别人。完全可以说,她靠一己之力带出了五个各有成就的子女,是非常了不起的女强人。

也许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这样的婆婆,她们都是伟大的母亲,也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述说。所以我觉得婆媳之间的故事看似千篇一律、了无新意,但细细想来却触目惊心。这是一种很大很重要的关系,重要到几乎可以影响到大国崛起的程度。

《黄河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家族的故事。往大里说,这个家族就是当时整个中国农村的缩影。这个故事在我心里已经沉淀了十几年,一直没有把它讲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十分满意的讲述方式,或者说,如果不能足够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冒犯。即使最卑微的人,也有自己的梦想,那梦想也值得尊重和呵护。这就是我最想说的。也许,那梦想如风中之烛,捧在手心里小心地呵护着还难以为继。但唯其卑微,那光才更纯粹更纯洁。我们能够看见那光,是一种慈悲,也是一种修为。

父亲身边的母亲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女人,她也像父亲一样有自己的梦想。她从不向命运低头,家族曾经的荣光在她血液里隆隆作响。她经见过大世面,一心一意想扶助丈夫活得更体面些,但一腔热情总是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灰飞烟灭。一直到老,即使她享受着儿女因子承父志带来的各种便利,也始终活在“靠吃都能活一辈子,养活一家人,到底是个啥世道呢”的耻辱里。也许,父亲母亲都没错,可能母亲的梦想更适合儒家文化的主流,她“羡慕我们的老邻居周四常,孩子个个有出息,不是县长就是局长,逢年过节家里跟赶集似的不断人,还都拎着大包小包的。我们家可好,不管谁回来都是浑身油渍麻花的,头发里都有一股子哈喇子味儿”。但这并不能成为她辖制父亲理所当然的理由,这才是故事的悲剧之所在。

那么到底是谁逼死了父亲?是人还是环境?是他人还是自己?历史和个人,都有自己的运行逻辑,然而又都互相影响。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就是人自身的解放。所以,人的追求和梦想不能尽情发挥的时代,肯定不是一个好时代。

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个家庭组成的,社会对父母的挤压,同样会影响到家庭。父母之间的张力和博弈,也给孩子们的成长蒙上了阴影。大姐的自私、二姐的隐忍、“我”的无奈和弟弟的懦弱,构成一幅疼痛而真实的人间烟火图景。其中的爱恨情仇与真假对错,真的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最终“我”和兄弟姐妹还是站起来了,我们站立的支撑点恰恰是父亲梦想开始的地方。于此而言,似乎父亲才是最终的胜利者。但对于一个活生生的家庭而言,这样的胜利真的有意义吗?人生有诸多面相,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还是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自从我下基层挂职锻炼之后,就很少再写爱情小说了。即使偶尔写一两篇,也与过去的文风迥然不同——过去我总是沉浸在那种想象出来的小情小爱里,与现实相去甚远。而当我在最底层与那些最普通的民众长期一起生活之后,突然对爱情有了新的理解。人间烟火,的确是由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非常具体的物事所组织,对于刚刚解决了温饱的人民来说,很多事情都比爱情重要。

《李夏的夏天》讲述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李小夏是个四岁就被离婚的父母抛弃的女青年。她像风中的陀螺一样,被命运的鞭子抽打着,一个人孤苦无依地在尘世里漂泊。她挣扎过,奋斗过,始终没有向命运低头。但命运也始终没有眷顾这个纯洁、善良、自立自强的女孩子。她一次次被抛弃,先是会计,后是男友……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淹没和改变她,她一如既往地追逐着温暖和光明。父亲、母亲和继母,一个个被她安慰和照拂。到最后,她实现了与生活、也是与自己的和解:“小夏把妈妈接到郑州来了,她每天晚上下班都跟她说会儿话。她告诉妈妈,自己就要有孩子了,是个女儿。她希望妈妈祝福她的孩子平安。妈妈不会跟她聊,她的神情一如既往地僵硬麻木。”但这些并没有让母亲得到安慰,也许在她看来:“没有结婚,却怀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也许小夏正应了继母的话,到底成了一个坏女人。”但经过生活反复磋磨的小夏已经长大了,她才不会顾及别人的看法呢!“坏就坏吧,反正是活给自己看,管他呢!小夏在这个夏季的末尾,生活态度前所未有地积极起来,她做好了当一个母亲的准备。孩子生出来,她要好好爱她,永远不离不弃。”

所以我觉得把小夏的故事写出来虽然未必很有意思,但是很有意义。一个只有为成就自己活着、并且知道如何活着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爱人的人。

《树上的家》是一个忧伤的故事,虽然故事很短,但是其中的滋味倒有着欲说还休的绵长。在这个只有短短四千二百多字的小说里,我却有很多话要说,虽然最终却没说出来,但没说出来比说出来更好。能够把砍掉的都处理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可以空出大量的留白和伏笔。我只是作为一个既沉浸其中,又能脱身而出的旁观者,去细细体味婚姻破裂时夫妻双方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以及家人的忧伤,尤其是对孩子的伤害。在小说里,我并没有交代婚姻破裂的具体原因,没有责怪婚姻主体的任何一方,也没有作出谁对谁错的判断,更没有发出珍视婚姻、千万不要伤了孩子的呼喊。只是在静水流深里,在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里,让夫妻双方离婚所造成的阴影慢慢扩大,以至于覆盖整个家庭。那母亲是何等的焦虑和伤心啊!她“一边认真地整理着怀抱的沙发垫上的褶皱,一边努力地倾听着外面走廊里的声音”。毕竟她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是拥有幸福的婚姻的。那老公是何等的无奈啊!他是国企区域业务主管,“在自己的辖区马不停蹄”,甚至两次专门请假回来办离婚都没成功,可见婚姻已经成为双方急于摆脱的桎梏了。而作为妻子的工作和生活也好不到哪去,“业余时间都是按分钟计算的”。他们哪里还有时间观照自己的感情、爱抚自己的孩子呢?而年幼的孩子并不知情,还在“屁大点事儿就会高兴得嘎嘎嘎地笑,或者哇哇哇地哭”,还在闹着拼“树上的家”。

但“树上的家怎么拼都拼不到一起。要么把房子拼好了装不到树上,要么装到树上了平衡掌握不好,总是倒下来跌得粉碎”,丈夫只得“把房子拆掉,一样一样往树上装”,这便需要妻子“侧过身子来,一只手扶着树身,一只手帮他拿着建筑材料”,最终才把树上的家装好。

但这样组装的家只是暂时的,第二天“上午办完离婚手续,老婆还要赶往学院去上课,他还要赶上午的飞机去乌鲁木齐”,他也只能“小心地迈过昨天晚上三个人共同建好的树上的家,走了出去。”他走了出去的轻,和母亲落在他身后重重的眼神,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张力,让人心痛不已。

《亲爱的,好大的雪》的写作风格与《树上的家》有相似之处,也可以当成姊妹篇来看。婚姻经过了七年之痒,“现在连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了”。然而,作为婚姻的当事人来说,“事情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谁也说不清楚”。也许这才是婚姻的可悲之处,正像《树上的家》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他们也说不清楚到底婚姻出了什么问题。过去他们曾经是那么相爱,即使到“现在”,他在她心目中的位置也无可替代。曾经爱过的王琦因为喊了她的老公一句“卖油郎”,便把她惹得大光其火,顾不得那么多中学同学的面子,公然与他翻脸。然而,丈夫真在跟前的时候,她又是那么不耐烦,每句话都能点燃心中的怒气,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感情中的很多因素是无法说清楚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并没有说清楚,这让他们的婚姻虽然处于颠簸之中,却有着难得的稳定性,“不说清楚自然有不说清楚的好处——要么你说得太煞有介事,那是没事找事;要么说得太轻描淡写,那是拿事不当事。不过总的说来,这种情况不是突然而至的,它有一个缓慢的生长过程,波浪式地前进”。然而,终有一天会由量变到质变,造成婚姻的解体。即使不是宿命论者,谁对婚姻有着足够的把握呢?她情同手足的闺蜜杨妮,老公干得风生水起,让她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而且对她言听计从,两个人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然而杨妮却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死水一潭,没有一点激情。别人的生气和吵闹,在她看来简直就是生活的点缀,羡慕得要死。因为“你们的爱情都有四季。可我只有一季,春季;或者说,四季如春……上帝给我们四季,可是我只有一季。我们这一辈子,连架都没吵过,不可怕吗?”

然而,这“好大的雪”毕竟不是周而复始的情感游戏,也不是始终能点燃生活激情的永动机,它终有一天会在疲惫的生活面前露出真相。当“我”从同学聚会的情景中找到初恋的那种感觉,渴望再一次出现“好大的雪”的幻象时,竟然在最后一刻失去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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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她有点走神,她想象着今晚回家的场景。跟老公分别两天了,他肯定会在客厅看着电视等她。他是因为等她才看电视的,平时除了新闻他几乎什么都不看。她透彻地洗了个澡,出来浑身还冒着热气。她让老公把家里所有的灯都关掉,整个房间充满了月光。她过去拉着老公的手来到阳台上。月凉如水,银光四泻,夜色如魅。老公在后面轻轻地揽住她的腰,她把头往后靠,往后靠,一直抵到老公的下巴上。她感到他在用下巴摩挲她的头发,听见他在她的耳边轻声说道,亲爱的,好大的雪!……到了家门口,她掏出钥匙开门,突然觉得手脖有点发软。她把手搁在门把手上,就那么短短的一会儿,她觉得浑身的热气都被那冰凉的金属给吸走了。

冬天已经到门槛了。

那样的冰凉和虚空,却是很多婚姻的真实状态呢!

《北去的河》看来是个小切口,小故事,其实讲的是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核心就是在城市化不断加速,农民进城成为一种趋势的时候,城乡背景下人们的内心冲突。这种冲突既有人们突然失去土地以后的漂浮和窒息感,也有对乡土生活念兹在兹无厘头的归属感。我只是想把人与土地的那种纠葛表达出来,这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最绕不过去的问题。

然而,我虽然很喜欢这篇小说,但作品里也确实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既是唯美的,也是有着反智倾向的。毕竟城市化才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过度美化乡村其实是一种没落的思想,所谓的“乡愁”也不过是悲观避世的一种颓废情绪罢了。

乡里人刘春生把女儿雪雁托付给在北京的堂弟秋生,他希望雪雁能“跟他们三五年,在北京安排个工作,再找个婆家”。可雪雁对城市生活只有短暂的新鲜感,她的根子还是扎在故乡的泥土里,很快她就觉得在城里根本没法生存。她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叔叔秋生的抚慰,因为在已经当了司长的他看来,在老家过日子“快是个快,慢是个慢,心总有个落地的时候”,而在城市里却只有像赶黄昏集似的漂浮感。由此看来,秋生的落寞也并没有得到抚慰,脚踏实地的充实感是都市所不能给予他们的。城市的繁华无非是一场浩大的喧嚣,而乡村的宁静祥和才是人生真正的归宿。这从刘春生自城里归来后的感悟里得到了升华,当他回到故乡,面对“一河床圆滚滚的石头埋在浅水里”,立刻感到入骨的亲近。他终于明白,“家”不仅是房子,还是土地上生长的一切,是一种“气味儿”,并从心底理解和原谅了雪雁的“不知好歹”。

在小说里,不但城市和乡村各自不可替代,而且是非常对立的。这虽然抚慰了我们有着乡土情怀的几代人,但它并不是生活的真实或者本质。进城即使不是惟一出路,但也是最好的选择。所以现在再来看这篇小说,我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和纠结的。

我不得不说,《春暖花开》这篇小说是真有其人其事的。写起来好像云淡风轻,说起来却是一言难尽。写的是别人,又何尝不是自己?我曾经看到一个评论家用“含泪的和解”作为评论的题目。这正合我意,我觉得这就是一次和解,既是刘老师与自己学生的和解,也是他与自己的和解。刘老师是乡村教师的典型代表,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爱生如子,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学生,所以师生之情在他眼里与亲情一般无二。对于学生王鹏程,他的感情更是不一般。他一直看好王鹏程,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孩子看待。在王鹏程打算退学的时候,让他住在自己的办公室,到自己家里吃饭。最后王鹏程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地区状元的时候,又是他冒雨送信,师生两个在暴雨里涕泪横流。他对王鹏程可以说是仁至义尽、恩重如山,是王鹏程的恩师。所以当他得知王鹏程当了淮南某县县长打电话问候的时候,学生的一句客套话便把他引到了淮南。

但他到淮南之后,事情却不如他所愿,他的满腔热情在冰凉的现实面前不断冷却。王鹏程迎来送往,要不是在宾馆大厅偶然遇到,忙得跟恩师说句完整话的时间都没有。后来干脆抛下恩师到外地招商去了。这事儿令刘老师大为感伤,虽然他时时处处都为王鹏程着想,但也不是没有失落和埋怨,“他觉得心里像吃了粉笔灰,堵得慌。”后来在饭桌上,他努力想让自己喝醉,一醉方休。但谁知道天难遂人愿,越喝越清醒。他想把自己的怨气发泄出来,那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被冷落和羞辱后的悲愤交加。但思来想去还是放弃了,终究“他满心里想的,还是他的学生王鹏程 ”。

当他回到家乡,一群学生给他接风的时候,他好像又回到了讲台上,回到了学生们中间。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会觉得“身上背负的一件重物卸下了,心里有些东西开始松动。他想起了王鹏程温热的手,想起很多很多以前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心结彻底打开了。而打开的心结,就是诗和远方,就是春暖花开的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能听到河水流淌的声音。这条河辗转好几个省,从镇子中间流过,不舍昼夜流向淮河。而这次去淮南,两次穿越淮河,他都没有扭头看一眼。今年就不说了,等到明年,春暖花开,他一定要找个合适的地方住上一段时间,好好看看淮河”。

古人将老师比之如父,诚不为过也!

人要么在挫折里沉沦,要么在挫折里成长和解脱,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黄河边的父亲到淮河边的刘老师,除了人本身,时代所给予的优裕和逼仄,也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所谓“此其时也”,是感叹,是庆幸,也是悲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