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教鹤然：您的新作《爱的川流不息》从家里即将增添的新成员布偶猫融融谈起，回忆了“我”与小动物们之间发生的故事。作品临近结尾时，您提到南方朋友向您叙说近况，表示如果没有了动物的陪伴，恐怕“日子有点过不动了”。您这本书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张 炜：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大事件，尽管还没有完全过去，对人最初的强烈触动与感受仍旧与现在是不同的。仅有恐惧是不够的，但恐惧能引起非常复杂的情绪，包括思索，包括最后进入的回忆和总结。我们都会想象，在巨大的“不可抗力”面前，我们自己、我们大家的合力，这一切加起来能够做成什么？这样的询问是最基本的，也是很难回答的。我们面对动物们纯稚的眼睛，常常会有一种无力感和羞愧感，但有时也会涌起一种超凡的勇气。我们人类认为自己是有重大责任的，这种感受使人类高大起来，而违背这种感受，将使人类变得渺小。比如对动物们的保护，首先是对身边依赖我们的小动物们的保护，我们能够做到吗？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么还谈什么其他的宏言大论？所以，我在疫情期间进入这方面的回忆，也是自然而然的。这种回忆需要从头开始，更需要回到少年时代。

教鹤然：有人将《爱的川流不息》归为“儿童文学”的范畴，您是否有提前预设潜在读者的年龄？您怎么认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界限？

张 炜：我一直对特别像“儿童文学”的文学有一种不信任感。我们不是不需要那样的文学，而是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对它怀有某种警戒和规避的心情。作家如果有抱负，也许不会安于各种“类型文学”的创作，虽然这种文学写好了也极不容易。我主张，作家写出儿童也能够阅读的文学作品，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最好不要去写专门的“儿童文学”，不必拿捏出那样的一种特异腔调。也就是说，作家以损失文学性和诗性来追求任何一种文学，是不值得的。文学就是文学，除了一些研究者，写作者自己不要再切割、再分类了。写作中，作家每次都会陷入一种情境和感受，最后写出的文字，如果适合给孩子们看，那就交给他们，或由他们来选择好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要经得起成年人的丰富经验的挑剔，作家必须有这种自信。即便是童话，它们当中真正的优异者、杰出者，也会让人觉得在境界与思想方面，其高度与深度都是难以企及的。有谁会觉得马克·吐温和安徒生们简单和浅直？显然是不会的。

教鹤然：与同样探讨人与动物关系的小说《寻找鱼王》相比，《爱的川流不息》带有比较鲜明的自叙传性质和非虚构色彩，两者在文学语言、故事结构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出现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

张 炜：人一旦上了年纪，就更喜欢阅读真实而非虚构的文字。当然，如果标明了是虚构，那也要是极为精妙之物，是非常高级的语言艺术才好，不然就没有兴趣去读了。时间很宝贵，正事还忙不过来，哪有精力去看随意编造的故事？阅读是如此，写作更是如此。写一些回忆性的东西，把以往经历的担心和忘记的事物留下来，这很重要。现在这部书之所以命名为“小说”，是因为我把一些动物真实的悲惨结局改得好了一些，并不是原有的情形，所以只能以虚构的体裁来标注。一是一，二是二，这是求真的努力。我们目前流行的一些文学作品，有时虚构与写实不分，甚至看到写实比虚构距离真实更远，这是一种道德滑落。用纪实的方式和口实推广虚假、粉饰或蛊惑，这在写作者这儿是大不应该的。我非常爱读一些人物传记，喜欢看他们一生所经历的大小事物，从而看到人性之差距、社会之区别，觉得极为受益。如果我不信任这类文字，是绝不会找来看的。人到了一定年纪，都知道自己应该信任什么、什么可以信任。

教鹤然：小说看起来探讨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更深层的意涵则是在呈现对于生命的敬畏与尊重。您曾在《柏慧》中写到过小狗“大青”的死亡让还是孩子的“我”感到“一个生命原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力保卫另一个生命的，尽管他有强烈的愿望。”在新作中，这种无力和绝望伴随着一个又一个小动物的离开，愈来愈深刻地根植于“我”的心中。可否展开谈谈，您为何偏好在文学创作中追索和探寻人与自然、人与生命的深层关系？

张 炜：如果人连自己身边最珍爱的小动物都保护不了，再奢谈其他就成了虚妄之言了。这也是一个至悲的事实。我们谈得太多太大是无用的、自欺的，也是不能说服自己的。我们在生活中要实现很多极大的目标，这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如果连一些最基本的、不费大力即可解决的事情都办不好，这不是一种极大的自嘲吗？大事与小事的关联在哪里、症结在哪里，大概不难弄懂。人性的不完美是显而易见的，人与自然、与动物的关系方面，会极大地揭露人类自身的致命弱点。有人也许不愿更多地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也只能更多地暴露其自身的冷酷性和虚伪性。无仁之心即是无耻之心，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让我们在生活中相信那些无仁之心，等于让我们相信鬼话连篇。动物的命运、它们的生存状况，总是无一例外地折射和反映出一个时期人类社会的人文水准。在小动物们生活得和谐幸福之地，人们会日日挣扎、艰难喘息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正视和回答。我们对于生活建设的雄心，能不能从这里开始？如果是这样，就可以用上鲁迅先生谈勇气的一个词了——“真勇”。

教鹤然：从《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早期作品开始，到《独药师》《我的原野盛宴》《爱的川流不息》等近作，您一直深耕于对苦难经验的书写。近年来，您似乎在尝试以一种更为幽微、含蓄和克制的方式来处理苦难，将视线从宏大叙事中的历史经验中抽离出来，更多地关注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体验，仿佛在做一种“减法”。对您来说，出现这种书写方式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张 炜：眼前的和具体的事物，也许比宏大的讨论更具说服力。这在探求和思索方面，是前进而不是后退。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进入追究，可以引起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们要考虑眼前的幸与不幸，大胆逼问自己时下的日常的生活：我们能做什么，是否无能为力？这一切又是因为什么？我们的苦难就是从眼前的细节开始的，它们会发展蔓延开来，最后变得无法收拾。常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祸都来自冷酷阴鸷之心，对人性过高的估计会让人一再失望。但我们永远不能对仁善的力量失去信心。有很多的恨，才会有很多的爱，但是一旦恨的数量超过了爱的数量，恨就是有害的东西了。那些最能爱的人，恨起来也格外有力和准确。恨的方向性了问题，通常是因为爱的深度不够、爱的范围不够。

教鹤然：前段时间您在一次作品对谈会上谈到，自己是为了那些“能够感动、能够爱、能够恨的人而写作”，因为“写给他们就是写给未来”。您把“爱”的力量看得很重，正如新作的书名一样。是否可以说爱是您不断写作的动力？“爱力”的内涵是什么？

张 炜：爱的力量，有一部分可以源于恨的力量，不过像一个孩子那样将爱和恨具体化、量化，有时并非是幼稚的。我们之所以有创造的动力和兴趣，就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仍然是可爱的、值得爱的。仁善的人直到最后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会否定这个世界的可爱。我们讲“爱力”，这个“力”不光包括了力量，还有本源的动力，它是出自生命本质的天生的部分。这样说，就肯定了生命原初的一些性质。“爱力”暴发之后是相当惊人的，它将让人不顾一切地去维护、去斗争，这样的人，很少依靠什么“恨力”。“恨力”相对而言可能是比较狭隘的，尽管它和“爱力”也常常会走到同一个方向。但最后的结果，往往还是有所不同的。恨着，深深地恨着，这还不够。只有当“爱力”触动了“恨力”、调动了“恨力”时，这种恨才不会弄出大错。恨一旦走偏了，将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破坏力啊！“恨力”假借美好的名义行事，会在一夜之间毁掉我们所有的好东西，这将是大面积的毁坏，而且毫无怜惜。这些经验和例证，人类已经积累了太多太多。没有柔肠的人会帮助我们大家？谁会相信呢？我们的生活如果交给了狠人、狠心的人，那一定会发生空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