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耳：最美好的时光在一座孤岛上 ——读艾伟小说《过往》
在旅途中读艾伟的中篇小说，体量上刚刚好。一年前我是在高铁上读的艾伟的《妇女简史》，记得当时读得太投入，几乎忘却了真实的世界，忽然清醒过来，惊觉火车差点坐过了站。现在又是在飞机上读完了艾伟的《过往》，合上书页时，飞机正开始从高空降落。两本书都不太厚，正适合旅途阅读。我有一种主观感觉，艾伟的中篇小说仿佛是一只抽掉了多余气体的压缩袋，经过挤压过后的压缩袋，将空间夯实得严密又结实。我们读艾伟的小说总有一种紧张感，全程无“尿点”地读下去，肌肉和情绪都有些紧张，一个字不能错过，阅读姿势也不能太过闲散，因为闲散不符合艾伟中短篇小说的调性，这是一个有点吝啬的作家，不给你闲散的，可以看“野眼”的机会，一个字是一个字，信息量接着信息量，少有闲散的抒情，说风景，聊空天，小说中的剧情像一只陀螺一样在不停转动，不知什么时候会转到它的“最后时刻”。
小说《过往》的第一句就是，“蓝山咖啡馆晚上十点半后生意好了起来”，有什么事马上要发生？而最开始的神秘一幕，要到终局前才破解，那个“服饰艳丽的女人”是谁，她干了什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干。
《过往》中的母亲戚老师是一个非典型母亲，她的人生轨迹从“永城”正式登场，走向同大多数中国母亲不一样的道路，然后去省城、去京城，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回归永城，试图与自己的儿女重新建立血缘之上的亲密关系，她身上展现出来的，有女性、母性、妻性诸多方面，在戚老师身上，最反传统的是，她身上的女性一面大于妻性，也大于母性。当我们对温柔贤慧忍辱负重为母则刚之类的“母性”特质过于熟焾，甚至成为一种略带束缚感的思维定性时，《过往》中这一个无法无天的戚老师，可谓石破天惊。
本质上，这是一个将个人的发展放在最重要位置上的事业型女性。她成就了自己，自私又任性，也给丈夫和儿女带去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家庭的悲剧毫无疑问因她而起。在现实中国，多少有才华的妻子为了丈夫的事业自我牺牲了，而在戚老师这里，为她奉献的，助她成名的是同样有才华的丈夫，因《奔月》演出成功之后，她走向聚光灯，走向舞台中心，走向盛名之下的名利场，而她的丈夫，走向隐，走向人间消失。
从《敦煌》到《过往》，艾伟一直在关注女性个体的命运，甚至可以说，艾伟一不小心，成为了当下女性寻求自我突围的“代言人”。艾伟借小项和戚老师这两位非完美女子，说出了普通女性藏而不露的一种心声。如果说小项是一个并不安稳的妻子，戚老师就是一个另类的母亲。而生活中，又有多少兢兢业业地为人妻为人母的女性，想痛快地当一回迷茫的小项，自私的戚老师，想拓展一下自己被世俗规定了的人生的各种可能性。
在小说架构上，《过往》有意烘托起一个绝对主角：母亲。父亲在小说中只是活在他人的讲述中，从未正面登场过。父亲也是有光芒的，他的光藏在了母亲的身后，这从中国强势的“夫唱妇随”式公序良俗来看，又是一次颠覆。父亲成就了母亲的梦，或者说，艾伟在小说中指出，母亲的成名，大红大紫，本来就是父亲的一个梦。他为她写戏，她将戏唱红。他给了灵药，而奔月的是她。《过往》中的母亲和父亲二位一体，“戏”是他们爱情关系的中心，也是家庭关系的中心，生儿育女反倒不是这个家庭的重心，如果这么解读的话，那么秋生、夏生、冬好童年时不太受母亲关注的经历，反倒是可以理解了。因为这一个母亲，本就不是将生儿育女作为最高天职的女性。只是艾伟亲自建构了一对灵魂伴侣式的夫妻，筑起了他们的理想人生，然后又将一层层人间的纷扰和人自身无法克服的欲望，作为击碎他们理想梨园的大棒，作为强大的“入侵者”——母亲，她也就是一个拥有普通情欲的女性，她成名后并不能抵御来自名利场的诱惑：她有了也许是重重心机的男女关系，甚至不感到羞愧，于是无法忍受母亲“不要脸”的儿子向父亲“告密”，父亲消失了，悲剧注定了。
至此，《过往》从一个非典型性母亲的故事，回到了一个普通人无法抗拒诱惑，之后又在人生终曲前完成母亲身份角色的救赎的故事。
艾伟的小说，人性刻画之准确度，犹如外科大夫执手术刀。从《妇女简史》到《过往》，我们看到了雕刻名手般的冷静从容，从容背后，却是被搅起的复杂的人性维度，惊起一滩鸥鹭。
《过往》很像是艾伟的一幅篆刻作品。他写越剧演员们所处的“永城越剧团”的内部，搭建了一个类似于新时代的“梨园”场，梨园内部的世界，与外面的普通世界有所不同，越剧演员们的嬉笑怒骂、落拓不羁、万种风情，他们说话的方式，赶场的酒局，较常人大起大落的人生局面，小说中都有精彩呈现。读者仿佛身在其中，贴着梨园中人比普通人生活的温度高一点的那种气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不由想到，毕飞宇的《青衣》和艾伟的《过往》虽然写到“梨园”日常环境的体量不同，但我们都能读到那种细节的幽微，而氛围、环境、群体的某一种相通的生活方式的描绘，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母亲戚老师的人生选择，理解秋生骨子里的艺术气质，理解夏生与母亲的学生庄凌凌的老少配恋情。梨园在社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特别的世界，但艾伟的《过往》，梨园并非是目的地，而是这一个母亲恰好身在梨园。我们看得出艾伟是细致地做过一番功课的。演员这个群体需要很高的生命能量，好演员更是特别需要强大的生命能量，《过往》中的母亲戚老师，正是这样一位能量大得惊人，大到离谱的人。
这个“谱”，正是凌驾在大多数平凡母亲这个身份之上的，早已“约定俗成”的那个“贤的妻、“良的母”之谱。
《过往》根本上是写人类的血缘情感。母亲是因，孩子是果，小说中三个孩子的命运都和母亲息息相关。一个“不作为”的母亲，间接成就一个自己提着脑袋闯荡的儿子秋生，造就了一个继承自己事业的斯文儿子夏生，毁掉了一个花季的痴情女儿冬好。被她的大能量所伤害的亲人，本来可以一直恨她，选择不原谅，但最终，因为母亲的“自带光芒”加持了强大的亲情“和解”的说服力，这也正是母亲人格的魅力。
《过往》的写作是剥洋葱似的。小说的最后，已经时日无多的母亲杀了人，这是最后的母爱爆发，是对儿子秋生生命的救赎，也是对她自己一生所欠亲情债的偿还，“母亲杀人”这一幕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为母亲加了一层“英雄主义”色彩，可见艾伟对这一位非典型母亲的偏爱。母亲，一个大写的，敢做敢当的女人。但同时作为一个母亲，她几乎亲手毁掉了女儿的一生，使冬好只能在精神病院里麻木地度过一生。发疯的冬好，成为一场母子间的大和解之后，一个永远抹不去的黑记忆，她既是过往，也是当下。
我们回首当代中国小说中的母亲们，发现艾伟的这一个母亲并不好写，她如此自私，撒谎，不负责任，但又不失可爱、性情。作为读者，我们既想责备她，批判她，却又忍不住喜欢她，袒护她，为她叫好。
从《敦煌》到《过往》，艾伟的女性人物们一个个粉墨登场，一场人性“灰度”意义上的风起云涌渐至高潮。或许值得我们憧憬一下：艾伟的“妇女简史”如果成为一个系列，那么《过往》之后，他还将在这个女性谱系中添上怎样的新成员？
《敦煌》和《过往》都有“戏中戏”。《过往》中有两出戏，第一出是令母亲成名的戏，叫《奔月》，从小说开篇至结束，《奔月》不断被提及，占据了叙事中心。第二出是母亲最后登台由她首演的戏，也是父亲为母亲写的戏，实际上，当下所有人的故事，是围绕着第二出戏的诞生而展开的，但艾伟却故意不提第二出戏的戏名，而是不断地加大《奔月》这第一出改变了全家人命运的戏的意象，而后来的那出“永城越剧团新排的戏”，似乎就是《奔月》的生命延续。两出戏中戏，一显一隐，母亲和父亲，也是一显一隐，彼此呼应。
小说结尾打捞出自行车的那一段，意象非常美又有回味，这个小说将来拍电影时，很建议保留这个镜头，当然，这有点像文艺电影的结尾。
“桥头围观的人多了起来。人们对在这里捞起一辆自行车感到很稀奇。两人中的一个有点人来疯，他像大力士一样把自行车高高举起。阳光投射到那人的脸和自行车上，看上去犹如一座雕像。”
一切都回不到秋生骑车带着冬好回去的那一天了，生命不可能重来。没有圆满，只有残缺，但是，圆满又在暗处， 最后母亲首演的剧本竟然出于父亲之手，读到这里，心里不由得产生一种沧海桑田的感慨，只是物是人非，时光不会重现。
小说是孤独的艺术，是一个人致力于建造起一个世界。《过往》中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一座海上孤岛上的琴瑟和鸣。艾伟写道，父亲觉得哪怕他和母亲一起在海上的沉船上一起死了，也是幸福的。而代表着复杂社会的陆地，将要吸纳他们，成就他们，也诱惑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