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邵丽这个名字是跟秦晴老师联系在一起的。

想到秦晴老师，就不得不回到14年前在八里庄的那个中午。时值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在校，上午听完人类学讲座的学员在食堂午餐，不时争论着人类的祖先究竟是猴子还是熊。我顺手帮几位学员盛汤，被秦晴老师看在眼里。饭后她找到我，要求我不要再做那样的事，笑意中透着一份严肃。我不以为然，笑着跟她讲随手罢了，结果她很认真说，“你是班主任，要有老师的样子。”那时我入职第二年，她是高研班的班主任，我是副班主任，后来她因长时间阅读学员的作品导致眼疾加重而回家休息，我接替她的工作。有学员写到她，“这个叫秦晴的女人，我们鲁院的老师，自始至终，她都‘温良恭俭让’着一张柔软的面孔，上面有母性的光泽星星点点。”想了想，诚然如此。

也正是那个中午，她跟我讲了很多。她的父亲是秦兆阳，又在鲁院工作多年，对许多作家作品了然于胸。她跟我提起那些在这个院子里学习过的作家，多年后我只记得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王安忆，一个是邵丽。巧的是，适逢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公布获奖名单，我再次看到邵丽的名字，也就找《明惠的圣诞》来看。当时单位周边地处城乡结合部，门前那条坑坑洼洼的街道两旁是密密麻麻的门店，其中发廊居多，树下的自行车、摩托车横七竖八，一些年轻的女孩子翘着二郎腿，夹着烟，坐在门口的圆凳上，不时拿眼觑着来往的男人。巧合的是，小说里一个好看的村里姑娘进了城，原想通过出卖身体过上理想的生活，似乎一切也在按照她的设想前行，此时出现了一个李羊群的男人，他关心她呵护她，她动了感情，却在陪他见朋友感觉到隔膜之后，回家选择了自杀。记得当时读完，我与李羊群有着同样的疑问，“她为何就自杀了呢？”以至于我每次下班经过那里，我便会想哪个会是明惠？是否也有可能自杀了？当然，我后来是懂了。邵丽在最近一篇访谈中讲得也清楚，“明慧算是个幸运者，她进城后遇到了一个愿意接纳她的城市人李羊群。然而，李羊群仅仅是拿她当一个倾诉者，他所能给她的只是一个暂时安身立命的屋子，而不是一个温暖的充满爱意的家。李羊群不是刻意不给，而是他的不刻意，伤害了明惠。又一个圣诞夜的夜晚，明慧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虽然有了个李羊群，但那不可能是她的依傍，她的尊严和幸福，随时都会消失不见。生命遭遇了最无法跨越的门槛，留在城市她注定得不到她渴望的身份和爱；但要她回到乡下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她过去付出的一切都付之东流了，与其如此还不如死。所以她的死是不可逆的、是必然的。唯其如此，就更加悲哀。”

随后几年，陆续读过邵丽一些作品，也在不同的场合遇到，只是交谈机会不多。直到我去了甘肃村里任职，中国作协组织了一个到甘肃的采访团，负责带队的同事信誓旦旦说要来看我。得到信息后，寂寞孤独的我很是兴奋，早早收拾好办公室，谋划着他们参观的路线，可等来的却是让我出山跟他们汇合的消息。原来，同事发现即便地图中相邻的两地竟需翻山越岭十个小时，我只好约了车先到临县，再奔兰州。其实我是喜欢去兰州的，在兰州，除了吃牛肉拉面，还可以洗澡，当然最要紧的还是和朋友们小酌。尤其师友们从远方来，自然免不了多喝几杯。

邵丽也在这个采访团中。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次与邵丽喝酒。每个初见邵丽的人，面对她的形象与气质或许都会想到“优雅”一词，人都会在时光中老去，唯一与时光相抗衡的方式就是优雅，优雅通常有两个指向，一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傲，另一个是令人莫名产生信任与温暖的亲和，邵丽明显属于后者。酒桌上的邵丽喝酒爽快，话不多且妥帖，她所给人的气息是真诚的，也是充满侠气的。或许也正是这种优雅与侠气的交融，很多人都对她喜爱与认可。

对邵丽，我也是敬重的。从事文学工作的时间已不短，我越来越体会到那句“作家写到最后是人格的较量”的真切含义。写作是作家的天职，以文字表达对重大事件、庞杂生活以及丰富、幽微人性的评判是属于每个作家的必然权利。一个作家，除了知识分子的属性，还应该是社会的一份子，在当下社会，在公共事件面前，那些为了批评而批评，那些始终在批评却从未提供建任何设性意见的冷眼旁观，坐而论道的写作者，我很难做到对他们的肯定。而那些起而行之，投身其中的写作者，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尊重并敬佩的。在这些人当中，邵丽算一个。

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最为紧张的时刻，邵丽要组织作家们创作反映基层抗疫一线现状的短篇报告文学。由于疫情严重，实在无法去到当地，邵丽通过电话采访了两位年轻女性，她们的丈夫都在疫情防控的高强度工作下猝然离世。邵丽说，“面对她们，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何其无用的人，我没有任何办法安慰她们以缓解她们的悲伤，也没有任何能力伸出援手拉她们一把。”当邵丽放下电话，她哭了长达半个小时。自嘲道，“年龄大了，感情脆弱得像风中的芦苇，稍有风声就觳觫不已。”

在今年的洪灾面前，邵丽有写了一首反映抗洪的长诗，我让编辑发到中国作家网的公号，影响广泛。面对这首诗，也有人以为她只是在家闲时呻吟几声，于是她这样写到，“有人问我：灾难来时，你在家写诗喝咖啡吗？我可以自我表扬一个吗？截止目前我们河南省文联依靠组织和艺术家们的影响，送往灾区的急需的救援物资已经超过千万元，一次次电话联络，一车车的生命补给，我每天回到家多说一句话都缺力气。我们文艺人在抵御千年不遇的灾害面前没有缺席，也不会缺席。我在深夜里写诗，歌颂的是那些普通平凡的平民英雄，我赞美的是大河南不屈不挠的光彩和精神。我的书写，无愧于心！”

担当与悲悯，至刚与至柔在邵丽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在那些感动自己的人与事面前，在那些需要回击的非议面前，邵丽毫不掩饰她内心的情感，在情感的直抒表达背后，是一种强大的共情，是一种炽热的坦诚，也是一种无视周遭的自信。

作为当下非常优秀的作家，邵丽对社会与人性是洞透的。她的创作从最初对夫妻、婚姻、情感等细微处着手，一次次转型，最终走向开阔的社会生活，她的笔下涌动着鲜活的世情百态与世道人心。很多年前，有人评价邵丽“以她丰厚的生活积累为支撑，敏锐地点中了生活的‘阿是穴’，触及了社会的‘痛点’，而且她能以悲悯的情怀、理想的眼光来对待生活的苦难、包容人性的复杂，并冷静地用有节制的笔触将其描画出来，从而使人感觉到深深的理解和慰藉。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她的这种意识也越来越自觉，作品也因而越来越成熟圆融。邵丽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但几乎她的每篇作品都会得到广泛的关注，产生很大的影响，无论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均是如此。”多年后来看，依然准确。

近些年，邵丽的创作又变了，开始聚焦于父母题材，从《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金枝》再到最近出版的小说集《天台上的父亲》等等无不如此，想她这样用大篇幅长时间不断书写“父母”的作家也是少见。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她一方面在重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亲亲之道，并非只构成尊卑有序的社会关系，毕竟“这种关系，只是一种服从和敬畏，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宽容和爱。”另一方面，她还是想用文字记录下那些活生生的前辈，并将给后辈们听。“莫非所谓的先辈，就剩一个名字和牌位吗？饶是如此，先辈的过去，就是我的今后。我不忍心。那一代人平凡而又奇崛的人生，不能似孩子口中的口香糖，嚼一阵子就给吐了。”

谈到邵丽的作品，便不得不再讲一件事情。几年前的一个春节，似乎是2018年，我在回家的高铁上看到她转发的一篇文章，为她先生所写，打开来看，内容是对亡母的回忆，读到中途竟难以自控，落下泪来，全篇读完，情绪久久难以平复。等到平静之后，果断打赏。在我的阅读过程中，落泪的次数不多，细数一下，这是第三次，打赏的次数更少，细想一下，那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