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文学批评的研究性
自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和程光炜、李杨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活动开展以来，当代文学研究步入历史化的进程。文学研究的重心不仅只是作家作品意义及价值的分析与阐释，同文学生产相关、对创作与评论发生影响甚至起决定作用的文学制度、文学政策、刊物与出版、作家的书信与日记、文学情节与人物的本事、作家的家世等诸因素，都上升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文献与史料的重要性大大突出，大量研究力量的投入和大量研究成果的产出，实现了当代文学研究对学术化的追求。
当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成为现当代文学从业者的自觉意识和学术风气，曾叱咤于文坛的文学现状批评和印象式批评显现出它的随意性、主观性和非科学性。在以学院派为主的文学研究领域里，研究开始与批评拉开距离，并无形中产生“等级差异”，在一些文学从业者眼里，文学史家的学术文化地位比专事文学批评的人要高。近些年学者的文化与经济地位的提高，召唤着“作协派”和“媒体派”改换门庭加盟高校，传统文学批评力量遭到极大的削弱，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动所创造的文学繁荣不再，批评的衰落不仅使文学创作失去指导者和降低了传播效应，批评自身的文学地位也岌岌可危。
批评如何走出困境，需要从多方面寻找原因与对策，其中文学批评的研究性不能说不值得关注和讨论。传统的文学批评，致力于文学热点的考察、名家新人的评说和新作名作的解读，这样的批评也会运用对文学现象可以作深度分析的理论，批评者个人的文学好恶在思想与艺术的评价中会起到制导作用，批评家的主体性实现了，然而文学现象所涉及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与文学艺术生产的复杂关系有可能被忽略。这样，作品评价的客观性和所作结论的可靠性难免降低。由于热点追踪和现状批评较少涉及与已经呈现的文学事实相关的周边因素，着重回答的是文学活动诉诸我们的是什么和怎么样，而来不及探究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形态为何如此，对特定文学场域和文学生产环境里与文学形态相关的材料呈现较少，因而令文学批评活动对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具有较强的及物性，批评成果也或许鲜活而生动，但不可否认存在学术性欠缺的遗憾。要弥补这一不足，就要加强文学批评的研究性。
加强文学批评的研究性，要求批评家具有较强的文学史意识，也就是在选择批评对象和对其进行分析与评价时，要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视野里进行，着重考察批评对象与文学发展过程的联系，以发现其在思想与艺术方面的创新之处，评估其得失、经验与教训，以及对文学史的贡献，帮助文学生产的管理者与创造者领悟文学活动与社会存在的真实关系以及自身的规律。批评家有了文学史意识，对批评活动才能抱着科学的态度，才能增强批评话语的丰富性和批评成果的学术性。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作家作品，尤其是新出现的作品，因之加强文学批评的研究性，需要详察作品的年代与作品描述的年代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和审美观，创作环境的宽松度或压力，会制约在创作活动之开始即成为历史的生活内容的不同处理方式和有差异的价值评判，因此批评家只有尽可能多地掌握“讲述话语的年代”和“话语讲述的年代”的真实材料以及艺术形象的生活来源（所谓本事），才能以此为参照，对作品题材的处理、主题的表现、社会生活的描绘、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审美倾向的表达，客观地、尽可能准确地予以评价。这样的批评，是将文学书写所创造的世界进行历史化，它可以引导接受者最大限度地接近“艺术真实”所揭示的生活真相和时代本质。
文学批评能否与学术研究打通，取决于批评家的文学史经验和理论修养，也取决于文学批评从业者的文学使命感与学术使命感。对文学史知识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有过文学史研究实践，能够形成文学史经验，当面对新出现的文学现象，批评主体会本能地将其与文学史上相类似或相反的现象联系起来看待、考察和思考，批评由此获得纵深感和思想深度。除了文学史知识与实践，批评者的文学判断力也来自于理论准备，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以及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理论的掌握和综合运用，是开展研究式批评的必备条件。一般说来，专业的文学批评家更能顺应学术发展潮流，有意识地强化批评的研究性和学术性，具有较强的文学使命感和学术使命感，对于他们来说，批评与研究的融合，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