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扎扎实实地写几个人物出来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美人”一词肯定俗不可耐，又怎么可以被征用来做一部中篇小说的标题，而且这小说偏还就刊发在国内顶级文学大刊的头条位置。但张惠雯偏偏就这么写了，而这家文学大刊偏偏还就这么发了。能够这么做，无论是对作家张惠雯，还是对这家文学大刊，都需要相当的勇气。这部中篇小说，就是《美人》（载《收获》杂志2022年第2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约也就是一向被称为文学的“黄金时代”的1980年代吧，伴随着各种文学新潮的出现，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也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所谓的写作方法也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别。比如，现代主义就是先进的，而现实主义就是老掉牙的，就是落伍的。现在看起来，这种观念的误区是一目了然的。文学的写作方法，只有运用得恰切或者不恰切之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之所以要说这么一段话，就是因为，张惠雯的这部《美人》，“俗不可耐”的标题之外，很可能会被人诟病的，就是写作方法上的“老套”。在那些总是喜欢追新逐异的文学界人士的眼里，这种老掉牙的明显借鉴了鲁迅《祝福》的现实主义写法，早就该弃之如敝履了。但张惠雯却偏不，她偏偏就是以如此一种看似非常保守的“旧瓶新酒”方式，打造出了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
前不久，在一篇关于张惠雯的文章里，我就曾经强调，如果说当下时代的汉语写作，大概存在着日常叙事、宏大叙事、传奇叙事、荒诞叙事这样几种不同的类型，那么，张惠雯所熟练把握的就是其中的日常叙事，她总“能够从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写出某种内在的惊心动魄”①到了这部《美人》中，一样地还是看似寻常的日常叙事，但张惠雯的难能可贵之处，却是在敏锐地关注透视社会变迁的同时，更是潜入人性的深处，扎扎实实地写出了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
说到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性，我还是忍不住要引述作家白先勇的一段话：“写小说，人物当然占最重要的部分，拿传统小说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来说，这些小说都是大本大本的，很复杂。三国里面打来打去，这一仗那一仗的我们都搞混了，可是我们都记得曹操横槊赋诗的气派，都记得诸葛孔明羽扇纶巾的风度。故事不一定记得了，人物却鲜明地留在脑子里，那个小说就成功了，变成一种典型。曹操是一种典型，诸葛亮是一种典型，关云长是一种典型，所以小说的成败，要看你能不能塑造出让人家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物。外国小说如此，中国小说像三国、水浒更是如此。”②这一方面，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即使是在那些真正优秀的现代主义小说作品中，也同样会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比如，乔伊斯那部真正堪称“天书”的《尤利西斯》，虽然一直以晦涩难懂而著称于世，但其中却也有对布卢姆、斯蒂芬、莫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深度刻画。也因此，哪怕再饱受文学观念的落后与保守之讥，我也坚持一定要强力捍卫人物形象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而张惠雯《美人》的成功，就主要体现在这一点上。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女主人公何丽那个命运悲惨的哥哥。作为一个普通的平民子弟，在1980年代初中期中国内陆的一个小县城，哥哥算得上是一位能够引领风气的时代青年。这一点，单只是在他的装束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一天晚上，哥哥突然来高中门口接她放学。他穿着一件浅蓝色T恤衫，下摆扎进牛仔裤里，站在校门口的一棵树下等她。他的样子潇洒气派，就像个大城市来的人。”当然，能够勇敢地保护天生丽质的妹妹这一行为本身，首先说明的是哥哥一种自觉责任感的具备。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很快在电影院对面开办了县城的第一家音像商店。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导致哥哥最终锒铛入狱的那些罪行，包括偷盗摩托车，聚众看黄色录像，以及和不止一位女性发生性关系，也都与他的改革开放之初的那种得风气之先紧密相关。那个夏天，哥哥因以上这些罪行而被捕入狱后，最终被判处了六年有期徒刑。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这些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点，恰巧是在一九八五年的那个夏天之前。那个时候，恰恰赶上了所谓一九八三年“严打”的尾声。也因此，出乎意料的一点就是，时间仅仅过去一年，等到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哥哥的事急转直下。家人得到通知，哥哥犯下的盗窃和流氓罪经重新审理，改判死刑。”尽管何丽此后曾经付出百般努力，但最终的结果却仍然是无济于事，回天无力。无论如何，哥哥的那些犯罪行为都罪不至死。由于国家强势政策的缘故，一颗冤魂就此而被无奈铸成。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等到进入1990年代之后那样一个“三级片”和“小姐”简直随处可见的时代，何丽才会不无感慨地想到：“哥哥如果活到今天，他肯定不会死。”
接下来，是那位“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的县城纨绔子弟李成光。李成光能够进入到何丽的生活里面，主要还是何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曾经央求他帮过忙，希望借助他的力量使哥哥免于死刑。没想到，事与愿违的是，哥哥的死刑没免掉，反倒是她自己由此而陷入到一种情感的磨难之中。一方面，李成光这个纨绔子弟，确实在内心里深深地喜欢着何丽，但在另一方面，除了迫使身为县财政局长的父亲帮着何丽解决了财政所的工作之外，他却并没有能力忤逆父母的意志，与不仅身为平民子弟，而且还有一个死刑犯哥哥的何丽结婚。既如此，一番情感交往下来，等待着何丽的，也就只能够是李公子的始乱终弃。尽管说在何丽的丈夫孙向东去世后，一直对何丽旧情不忘的李成光，曾经再度纠缠何丽，但心意已决的何丽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他重归于好。然而，尽管何丽如此这般地“恩断义绝”，但是，等到宋斌被捕，再次陷入人生困境中的何丽求助于他的时候，李成光却还是不计前嫌地慨然伸出援手。也因此，对于李成光其人，还是何丽对他的认识更加入木三分：“他是这样的人，我了解他。人也不坏，感情也是真的，可该做决定的时候，他就软弱、退缩了。”“他人还好吧，挺温柔，爱玩儿，爱唱歌……就是不怎么负责任，有时候挺软弱，大概和他的家庭有关，他从小到大可能就是那种由着性子、不必负责的人。”九九归一，最终一句结论性的“点睛之笔”就是：“从来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是坏人。”
然后，就是何丽那位短命的丈夫孙向东。作为何丽的初中同学，孙向东之所以既不顾忌死刑犯的哥哥，也不“顾忌”何丽当年和李成光之间的那一段总是被小县城人“津津乐道”的旧情，甚至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也要和何丽结婚，正是因为打心眼里真诚爱着何丽的缘故。但其实，由于心胸还是不够豁达的缘故，尽管他不管不顾地和何丽“毅然”结合成婚，但在内心深处，对于何丽与李成光之间的那段旧情，也还还是不能够做到真正的释怀：“但日子久了，何丽发现孙向东也有他的问题，他的脾性温柔起来就像天使，但暴躁起来也会失去理智。最能点燃他的爆点的，就是别人对她的议论，而这些说法总是和李、和她那段过去有关。”由此可见，何丽和李成光的那段旧情，已经成为了孙向东无论如何都难以释怀的一种精神情结。从这个角度来说，孙向东就无疑是一位被张惠雯写出了精神分析深度的人物形象。
再有，就是那位曾经一度因贪腐而锒铛入狱的县基层官员宋斌。虽然从一般的社会道德的层面来说，如同宋斌这样的贪官总是难免要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但宋斌的贪腐，却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着他工作能力的非同寻常。与此同时，这位基层官员形象的新意，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他身为一位男性的勇于责任担当和有情有义。尤其是与李成光和孙向东相比，他的男儿本色表现得格外突出。他的不仅在和何丽的情感问题上无论如何都不“始乱终弃”，而且在锒铛入狱后也仍然坚持不吐口，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他迥然不同于李成光的责任担当。如果说在何丽既往情事上的不依不饶说明着的只是孙向东的心胸偏狭，不够开阔，那么宋斌能够毫无顾忌地与何丽一起谈论包括李成光在内的一切往事，所充分说明的，就是这个男人胸怀的异常豁达。即使马上就要投案自首，他也要不管不顾地不仅把一大包钱连夜送给何丽，而且还要和她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同床共枕大半晚，这样的细节便是宋斌有情有义的极好证明。所以，要想合理评价宋斌其人，我们还是要充分参照枕边人何丽对他的看法：“她胡思乱想的时候多了，忍不住琢磨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不像李一样温柔、会说动听的话，但似乎也不会轻浮、软弱；他也和孙向东不一样，没那么年轻，也没那么单纯憨直，他似乎是个心思很深的男人，但似乎又没有那么坏，至少在这个没有任何墙不透风的小地方，她从未听说过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她尽力想让自己多想想实际的东西：想想他是仕途上升期的、野心十足的男人，这种人通常不会把情感看得太重……”但正如小说所展示的那样，实际生活中的宋斌却是一个既看重仕途，更看重情感的男人。
2022年3月22日下午17时10分许
完稿于西安寓所，时室温仅16度，颇有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