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9年7月20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由《人民文学》头条刊出。

从此以后，1979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记录了《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

一

谁创造了乔光朴？当然是蒋子龙[1]，但真的只是蒋子龙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说三件事情。一个来自于笔者的记忆，另两个来自于可征之文献。

先说第一个。“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在我儿时的印象中，这是先父经常哼唱的一句戏词。依稀记得，先父骑着自行车，而我斜坐在横梁上，这个时候他最喜欢唱的就是这句。只有我知道，先父并非戏迷，他喜欢这句戏词完全是因为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先父对《乔厂长上任记》里的戏词如此熟悉、痴迷，足见他是何等的喜欢《乔厂长上任记》。先父年轻时是文学青年，不仅写诗，还曾立志写出长篇小说。儿时的我惊讶地看到他曾买了无数白纸（当时民间叫白油光纸），一本本装订起来，准备在小说创作上大干一番。那是在八十年代初的文学热潮中，父亲不到三十岁，精力充沛，教书、农活之外，他还报了中国人民大学（或是北京师大）的远程教育。从北京陆续寄来的材料中就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选集等。我上小学时，刘心武的《班主任》、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陆文夫的《围墙》都是从这些选集中接触到的。当然，其中更少不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拜年》，以至于“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阳历年’——那算什么年？”之类，也都一并印在我幼小的脑海里。

次说第二件。那是一则新闻消息：“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五日电 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蒋子龙创作的《乔厂长上任记》以二万七千多张票数当选”[2]。笔者知道《乔厂长上任记》这二万七千多张票中没有一张是先父投的，这是由于那时的媒体不发达等客观条件等所限。如果作为文学青年的先父当时获知了投票启事的话，我想他应该会想办法投票的，而且应该投给《乔厂长上任记》。

接着说第三件事。1981年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了连环画版的《乔厂长上任记》。这部连环画由吴明改编，胡震国、王守中绘画。打开来，内容提要这样写：“这本连环画根据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七月号《乔厂长上任记》和一九八○年二月十日《文汇报》副刊《班车》两篇小说改编。故事内容描写的是：重型电机厂是机电局有名的落后单位，已经两年半没有完成生产任务。局党委决定派个硬手去彻底解决该厂的落后面貌，但在党委会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到这个厂去。老干部乔光朴毛遂自荐，毅然报名到电机厂去担任厂长。在他的坚强领导下，电机厂迅速改变了生产面貌。”特别要提及的是，在连环画的封底亦即版权页上，显示着这样的印数——380000册。

笔者想说的是，这三件事放在一起，无疑说明：乔厂长这个人物形象在当时的普通文学读者中的强大“吸粉”力，《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被如此热追。乔光朴这个形象，“已经在生活中起了干预的作用：人们在街谈巷议，在效法，在学习。”[3]

在四十余年来的当代文坛甚至包括整个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乔厂长上任记》创造了一个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奇迹。《乔厂长上任记》推出之后，不仅得到普通读者的认可、喜爱，不仅被学者评论家等专业读者高度评价，而且中国作协等宣传部门高层的权威读者更是明确表态予以支持。三方一致的肯定中，《乔厂长上任记》推出之后，迅速获奖，迅速入文学史。其经典化的速度、稳定度，以及三方的一致性等方面，几乎没有其他作品可以和它相提并论。有人说：“一九七九年，乔光朴问世以后，改革者形象一个接一个相继诞生：丁猛、车篷宽、徐枫、龙种、陈抱帖、刘钊、武耕新、李向南……虽然性格各异，思想认识不一，改革的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是，即使这些各具特色的人物，也大都流贯着乔氏的血液，带有他的某些性格基因。……不必一一举例论证，大量的改革者形象性格的主要方面相像是显而易见的，以致谈到改革者，人们立即就会想到这种性格。”[4]甚至有评论家直接断言：“仅就工业题材的创作领域而言，我以为：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5]不少年过去后，学者仍坚持认为：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典型而集中地展现了中国大地上涌动着的变革热望，以及改革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由此拉开了改革文学的大幕。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研究改革文学，蒋子龙及其创作都是绕不过去的存在，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改革文学的标识。”[6] 那么问题来了，《乔厂长上任记》能创造如此奇迹，是因为乔光朴吗？

二

换句话说，乔光朴是个典型人物吗？

其实，在《乔厂长上任记》发表的同一年，刘锡诚就写过一篇即时性评论，题目即“乔光朴是一个典型”。稍微查阅当时和稍后时间内的评论及反响，大致可以看到，不少评论家都持类似刘锡诚的判断和观点，给乔光朴这个形象以高度评价。比如洁泯说：“当前正在谈论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主人公乔光朴，他不同于别的作品中出现的老干部形象，在于其性格独异，是个具有铁腕风度的爽朗、执著、大胆、果断的人物。”“我们的文学，倘若只有写黄继光、董存瑞、雷锋，而没有老舍、赵树理作品中那种生活里常见的人物，没有马烽、茹志鹃笔下的劳动人民平凡的面庞，那么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将会显得单调。”[7]言外之意，在他看来，乔厂长这个人物形象是成功的、典型的。周扬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我们的文艺创作要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但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呢？他应当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他敢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富于实干精神、改革精神、创业精神。他们是新人， 但并不是‘完人’。这种新人在某些人眼中来看，可能还是‘异端’。‘乔厂长’式的人物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主要就是由于作者表现了这种精神。”[8]

但是，乔光朴是典型吗？我们来细致地观察一下乔光朴。

蒋子龙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用大量的笔墨勾勒乔光朴的外形：“一张有着铁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睛；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阔脸；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这无疑是极具男子汉气概的英雄的标配，这是一个正义化身的战士和斗士形象。再看说他的表情和举止。当他思考时：“他一双火力十足的眼睛不看别人，只盯住手里的香烟，饱满的嘴唇铁闸一般紧闭着，里面坚硬的牙齿却不断地咬着牙帮骨，左颊上的肌肉鼓起一道道棱子。”当他与人对视时的眼神则是“枪口似的双眼瞄准石敢的瞳孔”。

蒋子龙笔下的意象，不自觉中全都带着战争的影子和底色。这种意象使用的不自觉，来自于战斗思维的内化，无怪乎乔光朴这样说：“我不过像个战士一样，听到首长说有任务就要抢着去完成，这本是极平常的事，现在却成了出风头的英雄。”这样的战士，是不会顾影自怜的。这是不会停留于伤痕，甚至是对伤痛无感的一类人。他接近于好莱坞大片中的“机械战警”，能迅速治愈创伤，恢复战斗能量。当时的评论家们无意间已经发现了乔光朴的这一特点：“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抚摸着‘伤痕’呻吟叹息，而是迅速治愈身上的创伤继续投入战斗。”[9]

观察完乔光朴的外貌，我们再看他的心理世界。尽管乔光朴是厂长，但他于“关系学”，“恰恰这门学问成绩最差。”尽管他同石敢、铁健、霍大道、童贞等等人物一样，都是“归来者”，但与后者最大的不同是，此前的时代击打、挫折似乎并没有在其心理上留下丝毫的阴影和暗斑，他的性格并未因此改变。他依然雷厉风行、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对乔光朴的内心，小说虽然着墨不少，但所有这些篇幅都是在表现这个人物的纯粹、果敢、坚强。于是，我们看不到他内心丝毫的动摇、犹疑、徘徊以及对利害的考量。这样看来，他不就是一个“机械战警”吗？他不就是一个纯粹的大无畏的革命斗士吗？

除了直接的描写，蒋子龙还通过工人的角度来进一步突出乔光朴：“工人们觉得乔光朴那双很有神采的眼睛里装满了经验，现在已经习惯于服从他，甚至他一开口就服从。因为大伙儿相信他，他的确一次也没有辜负大伙的信任。他说一不二，敢拍板也敢负责，许了愿必还。他说扩建幼儿园，一座别致的幼儿园小楼已经竣工。他说全面完成任务就实行物质奖励，八月份电机厂工人第一次接到了奖金……正儿八经的工人，都说乔光朴是再好没有的厂长了。”熟悉共和国前三十年文学作品的读者，看到这段描写，一定油然而生似曾相识之感。在作家的无意识中，对乔光朴的塑造依然难以完全脱离那种“高大全”的模式。这种模式已经渗入骨髓，“尽管新时期文学摒弃“高大全”的模式，反对理想化倾向，对塑造榜样不感兴趣，但作为这一人物系列，却与梁生宝、肖长春们一样富有引导生活的使命”[10]。当然，我们更不必谈《乔厂长上任记》中所隐含的传奇色彩、忠奸对立的故事模式。

三

所以，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并不总是一致的。

这大概是蒋子龙始料未及的。从主观上，蒋子龙并不想如此，对于写人以及应怎么写，他是清楚的，有理性自觉的。他不止一次地有过类似的表白：“把社会变革、历史变化带来的人的变化，当作观察的中心，通过强烈表现的性格的真实和人身上固有的各种特点，来反映时代。”[11]蒋子龙还明确地说：

人是活的，文学也应该活起来，对“人”的认识和理解要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加深。文学要全面表现人的思想情感，文学的内容就是“人在各种历史条件下的全部生活”。作家对“人”的认识前进一步，文学上也就有一次新的进展。实际上，正是“人”的社会历史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才有可能促进文学的发展，假如社会生活像死水一潭，人类停滞了，文学也得死……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人的观念不断改变，才使文学艺术的殿堂里树起一个又一个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没有“人”的发展，就没有文学的历史。[12]

蒋子龙在理性上和理论上是清晰的，但是，主观意愿与实际效果往往不一致，甚至有时会相背反。类似乔光朴这样的形象，并未真正触及人物深刻的内在矛盾冲突。小说，与其说是在写真实的人，不如说是作家在抒发一种理想。对乔光朴、霍大道、车蓬宽、呼从简、武耕新等开拓者、引领者的塑造，并不是着眼于真实、着眼于典型，而是着眼于理想主义。这些人执着、纯粹、果断、毫不犹豫。和此前的“红色经典”相比，虽然这些理想主义人物更多了人的气息，比如最明显的是心理活动表现的比重增加。像《乔厂长上任记》，对乔光朴的家庭、爱情（乔光朴对前妻和童贞的感情）着墨不少。我想这大概就是蒋子龙所说的文学是活的意思。蒋子龙说的“活”，所指更接近于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方面他确实着墨很多。和此前工业题材的诸多创作相比，《乔厂长上任记》在人物心理方面确实多有新意和突破，这主要体现在更丰富的人物心理和情感世界的刻画。虽然也没有彻底摆脱忠奸二元对立的暗影，但毕竟已经不是简单的斗争模式。比如蒋子龙对郗望北这个人物形象的设计，暗含着作家的深意和努力。但是，尽管小说中乔光朴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领地界有浓墨重彩的表现，但在主人公更深层的心理中，一切并没有显示出丝毫的纠结，并没有任何动摇、犹疑，依然是果断的和直线的。尽管此前乔光朴蹲过“牛棚”，受过批斗，但这一切磨难似乎都未曾改变他的性格气质。忘我、奉献、担当依然是其性格的全部。

如果按照蒋子龙自己的认识——“把社会变革、历史变化带来的人的变化，当作观察的中心”——来看，乔光朴没有实现蒋子龙的塑造目标。乔光朴性格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与乔光朴形成有趣对照的，反而是他笔下的石敢、铁健、童贞等人物或许更接近于作家自己所希望达到的人物塑造的理想状态。与其说乔光朴是一个典型，还不如说石敢、铁健、童贞更接近于典型、更趋于真实。因为石敢们这些“归来者”，有对伤痛的敏感和记忆，有对现实和未来的犹疑畏惧，有更加复杂和委曲的心理斗争变化，而这些恰恰是乔光朴们没有的。就连金凤池（《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这个形象，尽管从艺术上来说，蒋子龙对金凤池的塑造过程中的主观介入太强，作者常常跳出来做出某些纠偏与“插播”，就其复杂性而言可能也是乔光朴所不及的。从文学人物塑造的角度看，乔光朴们更趋类型化，而石敢们相对趋于典型化。所以，乔光朴算不上真正的典型，而是趋向于类型， 这是一个我们后来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文学史真相。

但是另一个真相是，乔光朴不仅仅是蒋子龙的理想所系，也是那个时代的理想的投射和凝聚。在当时的八十年代初，人们更喜欢乔光朴。

四

原来如此，人民需要乔光朴。

为什么乔光朴的形象在当时如此深入人心，引起那么大轰动，答案至少有这一个。

我不知道蒋子龙本人是否会有荒诞感，而从旁人的角度反顾蒋子龙及其作品的遭际时，旁观者会感受到历史悸动中的吊诡。了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乔厂长上任记》问世三年之前，蒋子龙已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13]。《机电局长的一天》这个小说被戴上“唯生产力”“阶级调和论”的大帽，作者被迫做检查，不得已他还发表了符合要求的一部作品后，风波才得以平息[14]。三年后问世的《乔厂长上任记》，实际上与三年前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有着同样的背景、一致的主题、相似的人物，构成同一个完整的系列，《乔厂长上任记》甚至可视为《机电局长的一天》的续写和延伸。虽然《乔厂长上任记》最初也险受批判，但很快危机过去，小说大获成功。《机电局长的一天》和《乔厂长上任记》，类似的主题、相似的人物形象、同一个刊物、同一个作家，两部小说却有着完全相反的际遇。天壤之别的遭际背后，折射着怎样的历史讯息[15]。

首先是权威读者变化了，他们需要乔厂长。权威读者中最有力的是文艺制度中的代表“国家文学”发言的人。《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工人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先后发表评论文章，肯定这篇作品。其中有的评价略显夸张、极富感情：“冒着春天里吹来的一股冷风，绽蕾怒放。话剧《未来在召唤》、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等，就是其中较突出的代表。”[16]“翻开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个新长征中的闯将， 便迎面向你走来了。”[17]当然《乔厂长上任记》一开始并不是毫无争议。只是，幸运的是，“当蒋子龙与他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天津市委以反对‘揭批查’为由进行大肆批判之时，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对这种批判进行了直接的干预，后者极力地肯定蒋子龙并确认其小说的价值意义”[18]。据刘锡诚的回忆：1979年10月6日，冯牧领导的《文艺报》编辑部召开会议，紧接着10月10日《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工人日报》召开座谈会。冯牧、陈荒煤都给予了坚决的支持。这次会议的综述后来以《对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反应》为题在《文学研究动态》1979年第19期上发表。但有些会议发言细节和内容，综述里并没有体现，刘锡诚曾有补充记录：

陈荒煤在会上还说了一些在这篇综述里没有提及的深情的话。比如他说：“我和子龙谈过，我对他说：‘第一，我们支持你。第二，批评面前，要冷静。第三，你说以后不再写东西了，我不同意，大多数是支持你的。’……应该写文章指出，《天津日报》的几篇文章，是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打棍子。如果承认是争鸣，那就要允许反批评。”[19]

不仅如此，茅盾在题为《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20]的第四次文代会报告中给予高度赞赏，而周扬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21]的报告也曾点名肯定。对于高层的明确肯定，有学者曾分析，“《乔厂长上任记》登场，一下子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和当时文学题材狭窄的局面。既然《乔厂长上任记》使冯牧、陈荒煤等人多少摆脱了遭受指责的窘迫处境，力挺《乔厂长上任记》并以《乔厂长上任记》来带动作家选择更宽泛的文学创作题材，顺理成章。”[22]

更为深层的是，权威读者之外的普通读者的关切也变了。这是《乔厂长上任记》在那个时代如此受到欢迎，如此激荡起阅读热潮的关键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因为普通读者往往是以沉默的方式存在的大多数，可征之文献相对较少，我们不得不从主流的报刊报道、记录回忆等来窥见。

《乔厂长上任记》甫一发表，《工人日报》就曾对群众读者的关注进行了报道，文章记录了工人“盼你快到我们中间来”的热情[23]。《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在盼望》一文称：“各级领导干部能象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再勇上火线带领群众拚斗冲杀啊！难怪，当蒋子龙同志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之后，立时收到了许多工人来信，他们要求党派乔光朴那样的领导干部到他们厂里当厂长。”[24]当然，还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在1979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乔厂长上任记》无可争议的入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中《乔厂长上任记》不仅位列第一，而更重要的是，在读者投票中该小说也是得票数头名。这些细节充分表明《乔厂长上任记》被认可的程度。如果说评奖的排序代表官方体系内部认定的分量的轻重；期刊头条刊发既是文学制度内部的排序，是文学圈层内部的认可；那么普通读者票数的遥遥领先，则证明在官方文学体系、专业文学圈层之外，《乔厂长上任记》在普通读者那里已引起强烈一致的共鸣。这说明，官方和民间，文学圈层的内外，在《乔厂长上任记》这篇作品上，神奇地一致起来，这种一致，是基于共同的时代情绪和氛围以及中国的文化潜意识。

如此看来，乔光朴不是“一个”人创造的。

五

乔光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情绪的化身和聚焦。

只要说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那场巨变，无论是学界还是官方，这一个词用得最多——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就这个词，无数的专著文章有过太多学理性的宏观探讨。有学者就非常理论化的做过如此表述：“它是社会发展理念和价值的变迁、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结构的质的变化、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和社会特征的显著变化。”[25]这些都没有错，但读起来毕竟空洞，很难和自身发生联系。

因此，我想说的是，这种巨大的转型，可能更表现为一种涌动的普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尤其汇聚于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内心。这情绪既是社会大转型的一种投射，也是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它作为一种时代的记忆，深深刻在那代人的骨髓里，成为后来者只能想象而难以真正抵达的神话。

比如笔者前文回忆起的先父对《乔厂长上任记》等文学作品的热情，就是这种时代情绪的共振与投影。时代的气息、情绪，不可能不在先父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甚至成为浓的化不开的内心情结，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文学青年，一个充满了文学梦想和浪漫理想的乡村年轻教师。父亲一代人那种具体鲜活、融入血脉的时代变革情绪和创造冲动，当被表述为理论性的文字时，固化和冷却是必然的结果。对此，后来者借助文学作品而不是理论表述可能更容易接近和体察。

所以，一种时代情绪，往往通过文学人物形象更能够集中而又切实可感的传达出来，激动人心。比如“五四”时期，历史青春期那种破坏与创造的冲动，在诸多极富有时代感的人物形象、文学语言中表现。当时代落幕，一代人的情绪沉寂，内心已经很难再激荡起类似的热情，但作为时代情绪的活化石，文学作品及人物形象的“标本”则会永存于文学史博物馆的橱窗中，静静地展示，宛如凝固的音符，等待着知根者拨动。文学作品是舞动的，人物形象毕竟是具体和鲜活的，于是后来者在凝望中，或多或少会被激起对曾经时代魅氛的感知。

正是在八十年代这种非平常的时代（理想主义的诗性时代，而非散文时代）中，集体情绪最具感染力和裹挟力，它搅动和裹挟着置身于其中的人们，萌生出可贵的而又带有冒犯性的冲动。而普通读者对文学风格（人物形象）的接受（无论是推崇还是拒斥）也无法超离这种裹挟而置身事外。所以，文学的接受史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常常是类型化的人物而非典型人物，更能激起某个时代特定氛围下人们的强烈兴趣，类型化的人物能有时更容易直接明确地表现和激荡起那个时代的情绪和关切。

在时代的激荡下，在乔厂长的激活下，就连诸多共时性评论文章，也都沾染了乔厂长式的风格——无可置疑却又饱含感情。比如夏康达的抒情是这样的：“人民的理想，人民的意愿，人民的忧虑，人民既激奋又急切的心情，被作者大声呼唤出来了，这就拨响了人们最敏感、最强劲的心弦，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乔厂长上任记》强烈的感染力，主要来自作品的思想倾向——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强烈的渴求。这种渴求，涌现在作者的笔端，凝聚在作品所颂扬的主要人物身上，却发端于全国人民的心底。”[26]这篇文章用激切的语言体现了蒋子龙小说和改革文学的重要审美特点。激昂的基调不仅仅是蒋子龙的小说，而且也是当时的大多数评论文章的共同特征。正如有学者说的，“昂扬，是转型时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情绪特征，也是改革文学呈现出来的总体风貌。蒋子龙的小说能够一纸风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作品的昂扬基调契合了大众的心理，满足了他们对于社会变革的期待。”[27]当时的文学呈现出的整体审美特征，源于一个时代普遍的社会性呼唤：“‘改革’文学将人民对改革、发展的强烈愿望传递给国家，又将改革、发展的国家意志传达给人民，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员力量，表达了鲜明的时代意识，使读者感奋而起”[28]“这种不安于现状而力图超越现状的追求，是源于每个人（包括作家们）的心理的，因此很难说，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的，相反，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改革政策的出台。”[29]

激昂的审美风格的内质，是理想主义，而理想主义带来的是对未来必胜的信心和确证。小说的结尾，有极具设计感的情节：

乔光朴毫不客气，喝了一口水，把脸稍微一侧，用很有点裘派的味道唱起来：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

戏词“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很有隐喻性和召唤力，体现指向未来的信心，但同时也无意间泄露了无法摆脱的某种集体潜意识。历史人物艺术形象包龙图与乔光朴的形象叠加，是乔光朴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乔光朴借用包公的共同文化原型，形成了强烈的召唤和吸引功能。“人治传统和根深蒂固的人治观念，促使人民企盼着出现一批有魄力有铁腕精神的改革英雄，出现一批新‘包公’、新‘海瑞’ ‘快刀斩乱麻’，重整祖国山河。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30]确实如此，乔光朴一登场就带有极为强烈的卡里斯玛特质[31]。这种气质的塑造，当然是蒋子龙自身观念的体现，蒋子龙自己乐观地说：“因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套严密的先进的管理体制，一个单位能否打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个单位的头头。”[32] 因为要刻意塑造成英雄，怀揣灵丹妙药的英雄必然会被赋予道德化、完美化的想象和要求，换句话说就必然被理想化[33]。乔厂长们正是面临这种窘境。所以，乔厂长们的角色定位再一次表明：中国社会已经经刚刚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遥远理想的熏染，中经短暂的失落之后，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依然那么轻易地唤起理想主义。

冷静的直面和彻骨的悲凉，显得如此稀缺。唯有乐观、激昂的情绪却如此的普遍和深入骨髓。

六

激昂的面具背后，隐藏的往往是紧张和焦虑。

激昂是一个时代的审美风格。而这种审美风格，是被社会性的文化心理所唤起的。换句话说，激昂表征着一种社会性心理，抑或激昂的改革文学本身就是某种社会心理的审美症候。这社会心理，概括地说是紧张和焦虑。

《乔厂长上任记》开篇是这样一句话：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

这句话放在篇首，一上来就给读者以巨大的冲击，让读者油然而生一种窒息感。这段“摘自厂长乔光朴的发言记录”，给人带来强烈的时不我待的紧张。紧张和焦虑，奠定了整部小说乃至几乎大多数改革文学的基调和底色。在《机电局长的一天》里，作者就借霍大道的口强调：“我们要的是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和数字’，这才是人民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所在。”这同乔厂长的“发言记录”如出一辙。

我们读《乔厂长上任记》《机电局长的一天》和此后的《拜年》《“维持会长”》等蒋子龙的系列作品，以及其他作家的改革小说时，多数情况下，人物的气息、叙述的节奏等等所有的弦都是紧绷的，透出一种难以喘息的压迫感。

这是追赶现代的紧迫感。与此相关的是，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设计了德国专家的形象。德国工程师台尔，虽然年轻，但工作起来极严谨，小说直接给予了这样的概括：“二十三岁就能派到国外独当一面”，“他的特点就是专、精。下班会玩儿，玩儿起来胆子大得很；上班会干，真能干；工作态度也很好”。德国人台尔与厂子里其他工人无疑构成了鲜明对比。不仅仅《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其他的小说也有类似的形象。比如《一个女工程师的自述》，通过工程师苏敏的眼睛讲述了一个德国机械修理工人尤勒的专业、专注与高效：“他一进车间大门口，就一边走一边解开领带和上衣的纽扣，进了更衣室，外衣已经脱下来了。他的身后边就像有鬼催着一样，既不吸烟，也不喝咖啡，不到两分钟就换好工作服来到现场，一干就是四个小时。”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种对比，体现的是改革文学中灼人的现代化的焦虑。事实上，这种现代化的焦虑，一直贯穿于百年中国的进程中，弥漫于中国整体的文化心态里，尤其是以在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为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呼实际是对中西距离的焦虑，“中体西用”的提出实际是对焦虑的缓释的努力，“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倡导是借由启蒙进行追寻的探索。

当历史的巨钟转瞬拨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时，改革开放的大幕掀起，人们突然又一次发现，科技发展、企业管理等方方面面的中西差距，触目惊心。现代化的焦虑于是更加强烈。“《乔厂长上任记》所写的‘一九七八年六月’的事情，恰是中国在历经十年浩劫后经济百废待兴、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刻。此时，全国上下都有了一种‘四个现代化’的意识。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发现，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赶英超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比人家落得更远，连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这种强大的反差，给人们带来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紧迫感”[34]。了解了此背景，蒋子龙借乔光朴的口将下一段话也放在开头，就毫不奇怪了：

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当时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这种焦虑，被真真切切地表达出来了。

但是，很不幸的，现代化的焦虑被置换成了对“数字和时间”的焦虑：

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否则，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是不能按时开饭的。

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这里的时间其实也是数字构成的，换言之，乔光朴所说的这关键两点被置换成了同一个问题——数字。我们看到，有焦虑，就要寻找解决或者缓解焦虑的方法，这个时候数字登场了。可是，当“现代化的焦虑”被简单、粗暴、直接地置换为“数字的焦虑”的时候，因焦虑而给伤痕、反思预留的可能空间，就会被追逐数字的欲望所填满，现代化的焦虑被遮蔽，应有的更深入的反思也会被取消。

七

可见，改革文学原是有着伤痕和反思的基因片段的，但它最终还是发生了“突变”。

作为“文革”结束之后的一种思潮形态，改革文学本来也暗含着伤痕和反思的因子和潜质。蒋子龙系列小说中的霍大道、乔光朴、石敢等形象，都是“归来者”。在这一批“归来者”里，与霍大道的深沉、铁健的狡黠、徐进亭的推诿、石敢的犹疑等都不同，蒋子龙倾心打造的形象乔光朴，则未曾沾染一丝一毫油腻，最为纯粹。即使如此刻意塑造，《乔厂长上任记》里实际上毕竟多处还是无法绕开这批“归来者”的岁月伤痕和隐痛：白发，疾病，都是其中闪露的意象，还有石敢的半个舌头，以及童贞眼神的变化。“直男”如乔光朴者，也是意识到了这种痕迹的，他竟也难免感怀和追问：“现在从她身上再也看不到充满理想、朝气蓬勃的小姑娘的影子了。使她衰老这么快的原因，难道只是岁月吗？”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石敢的形象。时代的变动和击打，在他的内心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与几乎一成不变的乔光朴不一样，石敢的内心更为复杂，静水之下实际不停地动荡着波澜：“眼花缭乱的政治战教会了他许多东西，他很少在人前显得激动和失去控制，他对哗众取宠和慷慨激昂之类甚为反感。他曾给自己的感情涂上了一层油漆，自信能抗住一切刺激。为什么上午乔光朴一番真挚的表白就打动了自己的感情呢？”于是“石敢对自己很恼火”。这种复杂和细微的描绘，实际上是作者捕捉到了石敢等人物的内在矛盾，这也进一步趋近了人性的真实。类似的还有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刮来一股风，就会摧毁他的梦想”的马长友（《“维持会长”》）等人的骑墙观望心理，也都触及了历史造成的内心伤疤，这样的人物性格更接近现实和真切。前述对人物形象的列举可见，改革文学其实本来给伤痕和反思留下了可能的空间，体现有伤痕和反思的成色。但是，当焦虑被置换，改革文学中的主人公被塑造成了追赶时间、追逐数字的人时，那么徘徊于历史伤痛的驻足不前和文化反思就会被视为一种可耻的浪费[35]。

于是，短短三年间，随着改革文学因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登场而正式启幕，文学史随之被迅速地翻篇。改革主题取代了伤痕、反思主题，理想主义激情取代了人性和历史的追问冲动，乐观代替了伤感，英雄代替了凡人。

旧的诸神已退场，新的诸神又被矗立。至此，乔光朴就这样炼成了[36]。

然而，炼成了的乔光朴们，后来的他们是否真的无往不胜？后续的一些作品，似乎已经隐含着某种端倪。但是，端详着那张“有着铁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笔者忍不住又想，不管乔光朴们后来如何，单单他们骨子里的那点硬气，何尝不也是人的火气与活气的一种表现？当一个时代里多数人冷却如灰的时候，个体的火也会最终熄灭。理想是悬在空中的星光，人的火气和活气像如豆的灯光，伴着那闪闪烁烁，人在艰难的前行。笔者的一篇小文章末尾有一句话，挪到这里，权做结尾：

“那点点灯光，如星如月，让夜不至太黑，让走夜路的人不至太过孤独。”

注释

[1]蒋子龙说：“不是我找到‘乔厂长’，而是他主动找到了我。当时我刚‘落实政策’当上车间主任，攒足力气想大干一番，却到处碰壁。有订单没工艺，搞出工艺又缺材料，找来材料设备因年久失修又出了问题，修改设备人又不听使唤，找到上边也没有人给你帮忙。我感到自己像天天在‘救火’，经常昼夜连轴转，身心俱疲，苦不堪言。甚至还不如蹲牛棚。1979年初春，《人民文学》杂志社来约稿，我便用三天时间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我写的很容易，脑子里根本没有想要把我什么脉搏，就写自己的苦恼和理想，如果让我当厂长会怎么干。所以我说‘乔厂长’是不请自来的，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蒋子龙：《我的文学触角一直关注着现实》，《中国艺术报》2008年11月28日。）

[2]《去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人民日报》1980年3月27日。

[3]刘锡诚：《乔光朴是一个典型》，《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4]李新宇：《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危机》，《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6期。

[5]阎纲：《文学八年》，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6]苏奎：《改革文学研究（1979-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1页。

[7]洁泯：《放手写各种生动的人物》，《人民日报》1979年12月10日。

[8]周扬：《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人民日报》1981年4月21日。

[9]宗杰：《四化需要这样的带头人——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日报》1979年9月3日。

[10]李新宇：《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危机》，《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6期。

[11]蒋子龙：《“雷达站”及其它》，《文艺报》1981年第16期。

[12]蒋子龙：《中国当代作家全集丛书：蒋子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7页。

[13]载《人民文学》1976年复刊号。

[14]参见吴俊：《围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15]有学者认为：“《机电局长的一天》当年之所以被视为‘毒草’是因为其‘政治不正确’，《乔厂长上任记》之所以被视为‘香花’，则是因为其‘政治正确’。在这一意义上，《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引起的批评，看起来来势汹汹，结局却早在争论爆发之前即已尘埃落定。就像在50至70年代严酷的环境中无法想象异端作家的存在；在人们称之为文学春天的新时期，同样难以想象一位‘政治不正确’的作家的成功。”（张文联：《<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政治》，《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

[16]宗杰：《四化需要这样的带头人》，《人民日报》1979年9月3日。

[17]《文艺创作之泉在奔涌》，《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6日。

[18]苏奎：《改革文学研究（1979-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19]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页。

[20]《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

[21]《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22]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

[23]《“乔光朴，盼你快到我们中间来”——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干部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工人日报》1979年9月10日。

[24]《人民在盼望》，《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0日。

[25]韩庆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

[26]夏康达：《<乔厂长上任记>人物漫笔》，《语文教学通讯》1980年第1期。

[27]苏奎：《改革文学研究（1979-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2页。

[28]李书磊：《文学与人民广泛接触》，《人民日报》2008年10月10日。

[29]彭子良：《从激情的宣泄到冷静的审视》，《文艺评论》1988年第5期。

[30]吴圣刚：《论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31]“‘卡里斯玛’（Charisma）这个字眼在此用来表示某种人格特质；某些人因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这是普通人所不能具有的。它们具有神圣或至少表率的特性。某些人因具有这些特质而被视为‘领袖’。”参见韦伯：《韦伯作品集》（第二卷），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354页。

[32]蒋子龙：《“悲剧”以外的话》，《中篇小说选刊》1983年第6期。

[33]李新宇《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危机》（《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6期）、李书磊《<新星>的英雄主要基调批判》（《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5期）、吴义勤《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转型路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丁帆《八十年代：文学思潮中启蒙与反启蒙的再思考 》（《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等文章从不同方面指出改革文学中清官、“青天”情结所隐含的现代意识弱化问题。

[34]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

[35]“这种强大的反差，给人们带来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紧迫感，但也带来了盲目躁动、急于求成的情绪。……一九七八年二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有这样一组数字：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要达到六千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二点五亿吨，建成十四个大型重工业基地。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到九月九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使大多数国人觉得，‘四个现代化’就在眼前了。一九七八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开明的中国》元旦社论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

[36]在此意义上，蒋子龙的改革题材创作“参与了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苏奎：《改革文学研究（1979-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以及《乔厂长上任记》“第一次真正地树立起改革和现代化的神话。”（徐勇：《“改革”与“四个现代化”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神话的》，《文化现代化的战略思考——第七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集》，北京，2009年8月，第321页）的论断有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