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翔：大江茫茫去不还 ——短篇小说集《伯爵猫》自序
前些时，深圳某金融企业邀请我过去做讲座，主办方在讲座结束之时，送的一样礼物令我惊喜：《福建文学》1981年的一个半年合订本，其中一期刊有我当年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在一个小站》。那是我在江西大学读大三投稿正式发表的小说处女作。须知，我1998年底由南昌大学调往深圳大学，留在南昌铁路三村的几十个短篇小说散失殆尽，包括这本刊发了我小说处女作的《福建文学》。主办方何其有心，赠我这样一件别致的礼物！
一晃，我从事文学创作已经四十年了。
晚近十多年来，除了一本非虚构《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我的创作囊箧里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这本短篇小说集《伯爵猫》，承接2014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绿皮车》，2015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抄家》，其一，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五六年来我的小说成果；其二，也是我第一个纯粹的短篇小说集。
为何在求大、求高、求长的写作风靡云布之际，我有点儿不识时务，一个劲往“短”处走呢？一是目力用了一甲子，不免衰退，望“长”而先萌怯意；二是短篇小说的所谓以小见大、以短见长，我越来越觉得此言不虚，或曰：真理是朴素的；三是工商语境下的阅读，尤其是手机阅读的席卷之下，虽不认可“逆之者亡”——我从来认为纸本阅读不可也不会完全被新媒介替代，每见一些三四十岁的朋友，企图用听书代替读书，我便诚心忠告：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及接受方式，不可一味以听代读，却总是希望一篇东西发表之后，读者多一些，再多一些。今年《芙蓉》第2期刊发我的一个短篇小说《伯爵猫》，之后为《长江文艺·好小说》《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等转载，但经新华网客户端转发之后，个把月之内，浏览量便飙升到十七八万。一篇小说能有如此众多的阅读量，真是令人鼓舞！
中国的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皆以短篇取胜，外国作家如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卡夫卡、卡佛、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亦以短篇见其高与深。
好短篇本身所具有的金子般的质地，加之这个互联网时代赋予它猎豹一般矫健的行走，我想，已经给予了它彪炳焕然的舞台。
换言之，在这个时代，短篇不是任何文体的配角，它本身就是主角之一种。它可以是交响乐中金碧辉煌的圆号，也可以是歌剧中声振屋瓦的独唱。作品的好坏跟体量大小没关系；跟体量大小有关系的，或许是它囊括物事的丰富性。在洞悉时代脉象，警醒世道人心，呈现精神向度等方面，有嚼头的短篇小说当得起“轻骑兵”的美誉。
我写短篇小说，一是在乎历史感。
那些以民国以及某些渐行渐远的历史年代、事件为选材的小说，自不待言，因其容纳了鲜明而浑厚的历史意识，较能彰显作品的深沉。夏志清在一篇《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文中论及：
艾略特说过，一个现代诗人，过了二十五岁，如想继续写诗，非有一种“历史感”（the historical sense）不可，白先勇也是在二十五岁前后（到美国以后），被一种“历史感”所占有，一变早期比较注重个人好恶，偏爱刻画精神面貌和作者相近似的人物的作风。
夏志清眼中的历史感，或曰具有历史感的小说，指陈的不是仅仅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仅仅描述与自己成长相若的经历的作品。譬如白先勇《纽约客》的系列短篇小说，作者以客观小说家的身份，刻画了与他面目迥异的人物。“《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
夏志清举隅白先勇作品的历史感，有两点很是清晰，一指作家不仅写自己，更写他人，尤其是迥异自己个性、出身与面貌的他人；二指作家应该写自己长辈的历史。这个长辈可以是泛指，亦可是实指。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是民国时期的高级将领，他耳濡目染，自是比一般人更其熟悉父母辈经历的跌宕与沧桑。
我曾经做过一个自剖式的文学讲座，题曰：文学创作的三个打通——以我的短篇小说为例。三个打通——历史与现实打通，虚构与非虚构打通（主要是虚构作品中掺入非虚构成分），自己的经历与父兄辈的经历打通。此集子中《曹铁匠的小尖刀》就是一个虚构与非虚构打通的例子，为了写一个《打镰刀》的中篇小说（此中篇刊发于2020年第8期《中国作家》），我被一位企业家朋友带去他老家四川渠县，见到他一位在老家打铁数十年的初中同学，融入了在铁匠铺采集的素材与感受。历史与现实打通的作品则更多，可见《疑心》《乌鸦》《苦槠豆腐》等篇。
我尤其想说的是“自己的经历与父兄辈的经历打通”。我父亲是毕生在铁路工作的一位职员，我自己也曾当过七年铁路工人（1972—1978）。我唯一的哥哥相登韶则遭际坎坷。他属于老三届，初中毕业之后，因学业优秀而得以升入高中；此前父母因家庭负担太重，很是希望他初中毕业后直接读中专或技校，以利早些出来就业。高中未竟，他便成为上山下乡滚滚洪流中的一员。在农村劳动数年之后，辗转在小钨矿、电池厂等单位当工人。物质匮乏年代的身体亏欠，加之婚后生儿育女、家庭拖累，他于1984年患肝疾逝世，年仅三十六岁。胞兄的去世，给我留下了长久的伤痛。想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兄长们所思所议所为，体现的都是与当时舆论“不一律”的国运的思考，且被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才是有头脑、不盲从的一代，惜乎因青年夭折而未能展其才。每念及此，我更觉得自己心里有思，肩头有责，眼前有人，要为他们执笔代言，乃至，扳本。
集子中的《回乡》原发《人民文学》，为《新华文摘》《小说月报》等多种刊物、年选转载、收入，也曾上榜并提名鲁奖短篇小说奖。此小说便有我大舅的原型。大舅在动荡年代的浮桴海外，及至改革开放之后的还乡省亲，其间世事沧桑，人事稽留，居然也能安放在一篇万字短篇小说之中。相较而言，同样从那段历史“飞来”的《乌鸦》则短至六千字，是本集子中最短的一篇。京城一位资深的出版人阅后说：一个短篇小说写了一段长长的历史。
二曰，在场感。
无疑，每个人都是自己经历的在场者。岁月如轮，一代又一代很快都上升为兼具并识历史和当下的见证者。身为作者，对于一些不曾经历过的重大历史肯綮，单纯借助于史料，与“我”在现场，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在场，不论是历史的在场，还是当下的在场，都很重要。因为作者是某个历史阶段的在场者，观察与感触会真切一些，视角与景深会阔大一些。观照当下——与青年读者和作者“同呼吸，共命运”的当下，看待同一物事，角度和结论会相同，亦会相异。
故而这种在场的写作，年龄和经历参差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不至于千人一面。譬如着眼企业的《选边》，同样曾在企业工作过多年的我，与现在的流水线上的打工者，写出来的感受当然不会降入同一陵谷。落墨生态的《珊瑚裸尾鼠》《果蝠》，其思考的内涵与外延，贯穿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条中轴线，故事编织的外衣剪裁，与人物行为的追问，均力求榫卯之间，严丝合缝，都能够链接大时代的终极关怀。
三曰，美感。
我曾在大学的课堂回答“何谓好文学”。一言以蔽之，三大信息量：丰盈的生活信息量、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和创新的审美信息量。
毋庸置疑，文学阅读可以囊括人生的各个阶段。常见人们争议什么是好文学，也常见人们为文学得失而理论，观点趋同者有之，大相径庭者也不乏其例。浸淫语文教学及写作者，会每为欣赏与写作能力的提高而苦恼。《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自序中有一段话甚好：“《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他说的是，文学艺术家必须有自己锥心泣血的感受，方可写出感人之力作。
如果把丰富的生活信息量比喻成文学的血肉，那么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就是文学的灵魂。一篇简文，犹如齐白石的扇面或斗方，花鸟虫鱼，不一定要强调思想；有些随笔之类，有趣即可。但凡大一点的东西，尤其是小说这种文体，就要有思想力的蛰伏。思想力是当代小说充满淋漓元气的重要指征，它关联更多的可能性和彼岸意义，是超越日常认知、观照本质存在的价值敷设。
创新的审美信息量既包括或“错彩镂金、雕缋满眼”，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仪容，也含纳题材、结构、对话、叙述以及修辞诸风格的清奇骨骼。
《痛点》写了一个舞者截肢之后的实有之痛与虚有之痛，而背后的精神才是生命支点。《玄凤》勾勒了一对已婚夫妻，在丢失了一只鹦鹉之后悄然改变的生儿育女观念。《车前草》描述一对师生的对视与守望，但愿那样一种令人系念的大学师生关系，不至于在更为复杂的时代面前渐成绝响。《钟表匠》一笔一笔地晕现出一对老男人的友谊，收束之尾，钟表匠收藏室里，所有的时钟倒转，出人意表的构思，才能形塑小说强大的张力。小说集里有好些篇，以动物着眼串珠，一只猫，一只鸟，一只珊瑚裸尾鼠……意在将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勾连，将审美形态与思想言荃融汇，将形而下的生活与形而上的象征绞合。好些读者朋友表示，喜欢我小说的语言，认为嚼有余味。我却想到，过分讲究语言，会否露出匠气？会否减损写多写长的概率？可我在读任一小说之时，能否受到吸引的第一要素，还是语言。
李白有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不还”的不仅有青春，还有文字、情感、寄寓。
只要汩汩流过，纵是不还，又如何！
身为作者，只要笔下那些逝者如斯的生活摭拾，能在读者诸君眼中淌过的一刻，映现出些许共鸣的波影光斑，我也就知足了。
（本文为短篇小说集《伯爵猫》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