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江，女，蒙古族。央视资深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博士。作为一个“有想法”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和作家，她总能在世俗的喧嚣中静下心来，默默耕耘着自己的探索。近年来连续在《北京文学》发表报告文学：《“养老”革命》《明月村的“月亮”》《我的生命谁做主？》《直面北京大城市病》等。

编者说

随着一场围绕着高值医用耗材的“破冰”行动日渐深入，心脏支架走下神坛。曾经昂贵的标价背后掺杂了多少暴利？“支架”有没有在利益的驱动下被“滥用”过？到底“装”还是“不装”？两个选择，两种判断，其间是复杂的世情良心、伦理道德，以及人类对“医学”二字不断进步的认识。

我们的“心”事

文 / 长 江

再说一遍：“支架”只能“救命”，不能预防！

不该放的时候放了，还会成为“人为的血栓”！

为何“心脏支架”会被“过度使用”“滥用”？

你的“心”事你得懂！

立“侧支循环”，走“心脏康复”之路——

不要等到“濒死”了才去警惕，我们的“心”——比天大！

前言

中国人对“心脏冠状动脉支架”，从20世纪80年代引进，逐渐接受，到广泛使用，中间不过30余年。这30余年，“支架”忽远忽近、云里雾里，如神仙魔鬼，老百姓对它，知之甚少。直到2020年11月5日，首批国家“高值医用耗材”在天津开始了“集中带量采购”，“支架”才走下神坛，才被人知道它是救命的“神器”，但如果放错了，“救命”就变成了“毁命”，而且支架的价格，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和成本之间埋伏着巨大的虚高。有人借患者家属“卖房子卖地都要救人”的天然情感，乘人之危，从中牟利，坏了良心，让人怒不可遏、义愤填膺。

我想做一期《当心，别被错放了支架》的电视专题，这念头诞生于2019年年底，但转眼新冠疫情突发，武汉封城，全民宅家。2021年，小小的“新冠”依然横行，这一年极端天气又加上突然肆虐的大水，“支架”的选题不属于新闻热点，因此“非必要，不离京”，反反复复地，总完不成这一件“心”事。

可生命攥在上帝的手里，有时也会让魔鬼戏弄。每一天突发的心梗患者都浮沉于侧，有人心脏不适，检查发现“冠脉堵塞”，手里又接到急诊的“知情同意书”——“快，要不要装支架抢救？装，还是不装？”家属拿着单子，手抖着不知该如何下笔，耳畔尽是时钟在滴滴答答地往前跑，跟自己的亲人在比命。我们不是医生，不懂得支架，这“支架”究竟是该装还是不该装？过去，如果遇到如此的危急关头，多数人都会选择“那就听医生的吧”。无知、无奈，只能对医生充满了职业与良知的信任。但是今天，人们听说了“支架的故事”，生怕被“错用”“滥用”，那是拿自己亲人的命去赌，因此心中不安，行动也变得犹豫、迟滞。

回首2020年中国首次对“高值医用耗材”进行的“集中带量采购”，11家符合资格的中外企业曾带着26个支架产品前来投标，10个拟中选产品，占了医疗机构报送采购需求的80%，国家定下第一年意向采购的107.47万个支架，价格也从均价13000元猛降到700元左右。谈判听说紧张激烈，异常艰难。事后，我们《新闻调查》摄制组首先来到了国家医保局，就价格“跳水”问题采访了医药价格招采司招采处的董明辉处长。

“怎么会降幅达到了93%？很多人听了都吓一跳。”

董处长很真诚也很敢说话，证实“那过程真是惊心动魄”。

这次“集采”，国家要从“价格昂贵”入手，要打击中间环节的“灰色收入”，让患者堵塞了多年的认知也从“天花板”回落到地板上——舆论一时哗然。那“虚高的水分”究竟到哪里去了？“支架”的安放为什么会被“滥用”？医生的良心与暴利？行政的管理与利益驱动？

……

客观地讲：“支架”是个好东西，人的心脏三根冠状动脉血管一旦出现了大面积堵塞，支架“砰”的一下进去，撑起、开通，就能挽救心肌，救人于分秒。但如果不是用在急救，错装了，过度了，还不要说有人出于贪念故意为之的滥用，那支架就是“人为的血栓”。这种事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医界普遍接受：近些年我们的“心脏冠脉支架”12%是被“过度治疗”了，38%属于“可放可不放”，如此看来，一半的支架存在“使用的问题”。因此专家一再呼吁：“支架的植入，数量要硬性的标准，使用，更亟待规范！”

翻开日记：2019年1月30日，我在北京约好了要和中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见面，请他就“心脏支架”的话题接受央视的采访，胡大一义不容辞。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是我国第一个把心脏介入手术（即不开胸的“心脏支架”手术）从外国引进国内的心脏内科专家，且一直呼吁“支架不可滥用”，为此在很多学术会议、在纸媒、在网络上著书立说，奔走呼号。

什么是“适用”？什么又是“滥用”？

三年来，随着采访的一层层深入，我听到很多的故事，知道了很多人的确是在急救时被正确地使用了支架，心肌回血，生命就和死神掰赢了手腕；但也有人糊里糊涂地就被乱装了一个、两个，甚至七八个，最高纪录，十三个。

多少人生死如“坐过山车”，几多惊险、几多被动、几多茫然。

慢慢地，在我眼前，出现了一面面镜子，晃在我疑问的世界，扎在我悲悯的心田，更激起了我压抑不住地要走近这些人，探求真相，论个短长，这冲动从升起的那一天，就没有再平复。

心脏支架之所以被“神化”，然后又被“妖魔化”，原因何在？

朋友提醒我：“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你一个局外人，可得当心。”

我开腔：“三年的采访，我还能说自己是‘局外人’？再说，就是找借口，就是想逃避，我的良心，那也让狗吃了？”

这就有了2021年5月22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的《支架降价之后》和现在我这篇意犹未尽的纪实写作——《我们的“心”事》。

尽管我做此事，真有可能要得罪人，或冤枉了一些一时认识不足的好心的医生，但抛砖引玉，亡羊补牢，事情总要有人来做，不是吗？何况，谁能保证自己这辈子就不血管堵塞，就不发作心梗，有一天不被医生也拿着一张单子让家属签字：“快，支架，装还是不装？”——我们的“心”事，我们自己得懂，生命无价，枉死了，那是对生命最大的辜负。

第一章 “支架”降价之后……

1.急性心梗，正在抢救……

2021年3月23日晚上9点多，我们《支架降价之后》摄制组在长春刚刚完成了对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采访，饭后坐车正要回酒店，一个电话急吼吼地打来，是心内及心脏康复中心的护士长梁聪颖：“介入室正送来一位心梗的病人，应该是需要装支架的，你们要不要回来拍一拍？”我心头一紧，又有人出事了？这是个坏消息；但采访在长春正在下沉，眼下就来了一个突然发病的案例，对拍摄来说实属难得。

我立刻跟编导王晓健、主摄老师毕英汉商量：“怎么办？咱回不回去？拍不拍？”

大家微信，你言我语，最后一致决定，“快，必须赶回去”，累没什么，做好节目，用事实说话，比什么都值得。

于是两辆车（通常我们《新闻调查》的拍摄小组是由两位摄像、一位录音师、一位编导，加上我这个记者——五人标配组成）掉头赶回了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家属正推着病人往介入室跑，两位摄像师在另一辆车，还没到，时间紧，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拿出了手机开始录像——手术室、电动门，病人被紧急推入，眼前“手术中”三个鲜红的大字手臂一样地伸出，分外醒目……

按规定，咱不是医生，更不是抢救人员，这会儿怎么都不能停留在抢救现场，但没过多久，白天刚刚接受完采访的心内及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孟晓萍女士匆匆赶到了，她把我们带进了与抢救室只“一窗之隔”的一个隔间，我在这里透过大玻璃窗，能把手术室内的一切尽收眼底，因此举着手机也一段一段地视频个不停。

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病人，一位男性，年龄应该在六十上下，已经从担架上被转移到手术台上。他身上盖了一块绿色的无菌布，右侧一只胳膊却裸露着，那是为了便于介入科的副主任张兆志大夫给他快速消毒，然后做心脏造影，这一步的目的就是首先要确定病人的心脏冠脉血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堵塞，堵了多少，又堵在了具体的什么位置。

果然，经检查，病人的三根血管有一根，也就是“前降支”的中段，已完全闭塞（就是100%地堵死了），我们在隔间看到的电视屏幕与正在手术室中进行抢救的张大夫看到的画面同步，黑白影像下，血管纤细得就像小树杈的末梢，“白掉”的一截就是堵塞。

那马上就要进行介入治疗了吧，就是放支架？我低声地问孟主任。

孟主任说：“对，正在做，我们应该马上就能看到。”

手术，一如战斗。

枪法好的战士，敌人刚冒头，就能一枪消灭！

我为什么猜测“应该是要放支架了呢”？那是因为在过去，介入抢救，病人堵塞的冠脉肯定会先被推入血管的球囊进行迅速扩开，跟着“心脏支架”就会被安放进堵塞的部位。

但是过了8分钟，病人的血管就被打通，电视屏幕上一度中断了的“前降支”堵塞被除，血液立刻向病人的心肌流去。

哇，成功啦！

第一次亲临其境，第一次亲眼所见——我的喊声就在嗓子眼儿。

但此时，张主任一反常态，他并没有给病人装支架，而是处理好了一切，立刻宣布“手术结束”——这可是出乎我的、甚至是孟主任的意料。

为什么没给病人放支架？

难道，“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沉重打击了支架的价格虚高，医生们能不做的就不做了？

这是一场救人于呼吸之间的“战斗”，张主任难道知道身旁正赶上央视记者在现场进行着拍摄，因此表现出格外的谨慎？

答案都不是我揣度的。

当张主任从手术室推开通往隔间的侧门来到我和孟主任的跟前，我疑惑未解，张主任这样解释：“作为一个介入科的医生，我们手术的目的何在？就是让病人的血流能恢复到三级就OK了。啥时候拿捏不准，就想想躺在床上的如果是你自己的亲人、亲戚，而且这个病人以前曾放过支架，可放了，后端又出现了闭塞，这是为什么？我得先找出原因，不能盲动。所以今天就没给他装，反正人先缓了过来，恢复了身体以后再看看情况吧……”

医者仁心，一切从需要出发。

我做电视，当然也包括现在写这篇报告文学，都必须从内心竖起大拇指：不管你一根支架是13000元还是700元，大多数医生都会根据病人的需要，该装的装，不该装的不装，哪怕装一根能挣很多的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又何必呢？

当然，所有的患者都能赶上这样“好心的大多数”？现实有时不得不让人摇头。

少数医生见利忘义，无视病人的身体，该装的尽量装，不该装的有时也给你装上，这种情况并非鲜见，患者和家属根本不知，也无从分辨。

其实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显示的数字：中国目前“心血管”患病的人数已达3.3亿，每4个人差不多就会有一个。而从2009年到2019年，中国冠心病手术量已经从23万例发展到过100万例，年增长速度在10%以上。面对这个巨大的市场，过去国家也不是没有“心脏介入手术”的资格限定，只不过从三甲医院扩大到县级医院。后来有报道指出“全国有2400多家医疗机构都在做支架”，每台手术如果使用的个数以平均1.5枚来计算，那中国要用掉的支架每年就有150万支——“这个数字暴涨的背后，有暴利。”对这个说法，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加以否认。

“会不会有医生真的不知，还认为装了支架保险，至少是能预防心梗？”

第一次见胡大一，我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过质疑，胡大一教授当时的回答是：“会有，但明知没必要，利益驱使，这样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肯定也不排除。”

于是，最硬核的问题，我把它置顶：“支架，究竟能不能预防心脏病、预防心肌梗死？”

胡教授斩钉截铁，毫不犹豫：“缘木求鱼，根本不能！”

2.D先生算不算“不幸”？

2020年12月21日，一清早，我看了一眼枕边的手机，才6点39分，胡大一教授就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是介绍一位南方的患者。此前，因为我不断地求他，我们要做电视，《新闻调查》又是一档有着45分钟长度的“新闻深度报道”，所以需要很多的患者向我们提供故事。胡教授就记着，随后的三年，他一遇到愿意接受我们采访的，就把这样的病人和家属介绍给我。

这次介绍的是“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的”男士，D先生，什么意思？就是已经装上了支架，自己心里不快，有怀疑，先在本省自己看，然后又到外省抢救，再后，来到北京，找胡大一。

我立刻起床，道了谢，一小时后就把电话给D先生打了过去。

接电话的正是DQF本人，我说明访意，对方说他已经知道，而且很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上午要出去办点事，下午回来就先把病例、材料等发给我。于是我们彼此先加了微信。

几小时后，D先生的病历、诊断证明书、门诊处方签、冠状动脉造影（报告）、住院病例首页、重危病人抢救通知单、媒体相关报道等等，一页页地向我飞来，跟着还有好几页他手写的“故事”，都是描述他如何从2014年第一次因为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稀里糊涂地就给装了两根支架，然后出院6小时，又突发心梗，再行抢救。最出乎意料的是，后来医生说：他前面装的两根支架，有一根竟在血管里“发生了断裂”……

啊？怎么回事？

“您别急，慢慢说。”

D先生就开始详细地跟我回忆整个过程，并且说那天他跟我加了微信以后，外出办事很快就回来了，跟着就给我写信，“写了三个小时，很吃力。”然后直言相告：关于他的事，《法制晚报》等一些媒体其实已经做过不少的报道。我说：“那要是有报道，您为何还要一字一字地给我写信？”D先生说：“为了真实，也为了感谢你们中央电视台对我们这些心脏装了支架的悲剧群体的关注。”

“悲剧群体”？

2014年，D先生才44岁。

根据媒体报道：9年前，因机构改革，他从当地的一家乡镇企业下岗。为生计，先是开起了出租车，之后又改开了大客车。

由于开车劳累，三四年前他就患上了高血压，一直吃药，但很少去医院。

D先生第一次感到心脏不舒服是在正月初四，当时他正打算出车去外地，吃早餐时突然感觉胸闷、气短，腿使不上劲儿，就站在原地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回家，一下子在床上瘫了两天，胸闷的感觉一直没退。

2月7日，D先生到距家最近的一家医院做全面检查。输了两天液，症状有些缓解，但医生说省里来了专家，让他再做个冠脉造影检查。

2月9日上午11时许，D先生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因只有局部麻醉，手术台上的他一直都很清醒。

“检查没一会儿，大夫就说我心脏里堵死了，要放支架。”

D先生是这样回忆的。他说他自己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做手术，但这家医院的医生告诉他：“病情严重，必须马上做！”

看了以上的报道，我次日再次跟D先生沟通，我问：“一个关键的问题——您那年到底认为医生是该给您装支架，还是不该装？”

D先生直言：“反正我当时是走进导管室的。”言外之意，他当时病发并不是要死要活。“要不然为什么当时在医院陪我的只有我21岁、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女儿？我家属都没来。后来医生让家属签字，也是我女儿签的。我开始还想转院，但当地的医生说：赶快签字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就这样，D先生认为自己至少是在“情况不明”的情形下被医生给安放了心脏支架。手术在当天下午1点结束，到了晚上7点，他又感到心慌、呕吐。

“当时听护士说我的血压就只剩下40多，心率也只有40多，于是赶紧喊医生，一群人抢救了我半个多小时。”

D先生的家人不懂为什么既然做了手术，6小时后病情反倒会出现“恶化”？

医生安慰他们，说没事，具体原因也没有说。

就这样D先生每天输液、吃药，又在医院里住了12天。

12天后，终于可以出院了，但“故事”还没完。

2月21日、23日，连续几次，“当时我又感到心脏疼、胸闷、呕吐，全身大汗淋漓，吞了两片药后症状不减反而更重。”又熬到27日，情况更加紧急，家人不得不将其转入到南京的一家大医院。“一进医院，医生就连着下了两张病危通知单。”D先生的妹妹事后回忆，医生就是在这时告知家属“他的心脏支架断了一个”。

怎么会呢？

所有人都大惑不解。

但是“真的断了”，别说患者，医生“当时都非常吃惊。”

事情到了这一步，当初到底“该不该装支架”只能先往后放一放，救人要紧！

为了挽救D先生的生命，经过紧急会诊，2014年2月29日，医生不得不在D先生的体内，具体说就是在“断裂支架”的地方，又再植入了第三根支架，这样，用D先生和他的家人理解：“就是将断了支架的血管再用另一根支架给支起来。”

等病情渐渐稳定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D先生就下决定来到北京，挂上了著名心脏专家、时任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胡大一的号，记者也曾一同前来。

在南京，其实记者已经看到了医院最初收治D先生时诊断证明就写着：“不稳定型心绞痛。”到了北京，胡大一教授经过判断认为：“你当初发病的时候，症状主要是冠心病，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不建议给病人装支架的，用药物治疗，完全可以让你稳定下来。”

啊？

跟着，检查结果也出来：D先生之所以在被装了前两根支架后6个小时又出现了“症状加重”，那是因为先前被放入支架的地方是一个分岔口，放了支架的血管把旁边的分支血管给挤瘪了95%，这样“支架断裂”是意料之中，断裂的支架又造成“急性血栓”，从而导致了病人的急性心梗……

2014年到2021年，7年的时间过去了，尽管7年前跟今天比，人们，也包括医生，对“心脏支架”的认识还有局限，但国家卫生部其实早已在2007年就发布了《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对“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开始实行了“准入制”，核心的原则包括：第一，能做心脏介入手术的必须是国有“三级医院”（有卫生行政部门核准登记的心血管内科、有心脏大血管外科或者胸外科，有血管造影室和重症监护室）；同时，医院除了需要获得准入资格，手术医生也需要有能做介入手术的资质。

后来，D先生家人专门就此跑到了有关部门去进行查询，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我们国家的县医院，属于二级医院，当时是没有被列入可以“准入”名单进行“心脏介入手术”的。但面对如此质疑，手术医院又怎么解释？

D先生后来告诉我：医院说他们跟省里的几家三甲医院都有长期的合作，很多项目实际上是“在上级医院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

那么好了，如何去界定D先生最早接受的那两根支架是否到了必须要装的地步？医生当时要坚持“那样做”是出于挽救患者性命的职业良心，还是其他？

结论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或许“有真相”也永远都不可能浮出水面？

D先生只知道：“支架断裂”后尽管通过“再支架”，他逃过了死难，但后来的他已经不像一个只有40多岁的中年人——“身形消瘦，走路缓慢，站立超过10分钟就要找个地方坐下大口喘气……”

D先生的姐姐也跟媒体说过，她的弟弟曾经流露过自杀的念头。

怕丈夫做傻事，D先生的妻子只能辞职在家，专门看护。

家里的财源从此无着，17岁的儿子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过早地承担起了原本还轮不到他的家庭基本生活开销……

3.A小伙，你赶上了好时候！

支架降价，人们不会再像6年前DQF那样遭受两场手术，尽管所用支架都是国产的，但家庭支出也不是一个小数。到了2021年1月1日，全国的患者都开始按照“国家集采”支架降价后的“新价格”来接受有需要的“心脏冠脉支架”治疗。春节过后，我们《支架降价之后》摄制组就来到（北京）阜外医院等几家医院，了解了“支架降价”后的手术台数、型号数量、医生反应、患者反应等等相关的情况。

杨伟宪，（北京）阜外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Western Health医院心血管病治疗中心进修“心脏内科”和“冠脉介入治疗的策略与技术”。记得采访时她跟我说：“如果说手术的台数，要是跟2019年相比，我们现在也没看出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增加，相反，冠脉介入量还是有所下降的。”

是吗？

便宜了，但接受支架的患者反而……

这个采样，正赶上2021年春节，新冠病毒的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北京）阜外医院又是一所全国知名的心脏专科医院，前来就诊的很多病人都来自外地，所以杨院长认为：“或许到三四月份，再看看，那时候疫情如果能进入到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暗揣：支架从“金子价”到“白菜价”，难不成人们一时还理不顺思路，买贵不买贱呢？

杨院长对此不作评论。

“那医生都怎么看？”我转了一个话题。

杨院长放下手术“量”的变化，特别向我强调：“其实更多的医生，从国家集采之后，会更认真地评估病人应不应该被放支架，而不是价格。”这一点她认为更重要。

对于支架的使用，在我想象中是医生先征得了患者的同意，开了单子让家属去缴费，然后从发药的窗口获取，再拿着“支架”回来，这一点就像取药、取针剂一样。但通过做“支架”的节目，我大跌眼镜，很多人告诉我：“不少医院，至少在过去，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医生个人会与支架的提供者保持联系，需要时就打电话，这些人（“支架贩子”）立刻就会赶到医院，一手钱一手货，根本和医院，跟医院里的药房——无关。

啊？

如此操作？当然会——

对，“漫天要价”。

“最疯狂的时候，全国的医院周围甚至有4位数字的代理商在卖支架。国内的支架主要是由他们送到医院，科室主任首先得肯用，设备处要准许他们进来，主管的领导还要审批，上院领导会，各种关节都要打通。每个做支架手术的医生用谁的、不用谁的，你不打点，不用你的，代理商一点办法也没有。”

是吗？

我无法相信！

好在这种情况，（北京）阜外医院闻所未闻。

2020年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之后，上万元的价格被砍到了几百元，这使支架的经销世界“重新洗牌”，销售渠道一下子“官营”了，这不仅实现了“招采合一”，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整个产业链条都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

患者呢？

患者和家属有什么反应？

我们《支架降价之后》摄制组必须有这方面的声音。

机缘巧合，2021年3月，摄制组在长春中医院采访，我遇到了一位36岁的小伙子A，自主创业，劳累熬夜，有一天冠状动脉突然出现“急性缺血缺氧”，引发了他的心肌坏死，被紧急送院，医生针对情况给他实行了“冠脉支架介入手术”。

几天后，A的身体已基本康复，我们在护士长梁聪颖的引荐下在病房里采访了他。

A正半坐在病床，说话已经很正常，底气充足，我和摄像师轻手轻脚地走进三人合住的病房，那一刻我怎么都想象不出他这么年轻的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会突发心梗？

接下来，我赶紧询问他这次“支架”你总共花了多少钱？发病前知不知道“支架”是什么东西？

A小伙说：“过去，发病前，我还真不了解有关支架的情况。”

那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呢？

过去的价格存在虚高，很多患者不知情。现在回归正常了。

这一切你都不知道？

A小伙憨憨地说，这些也都是他术后才整明白的，“我是赶上了好时候。”

护士长在一旁“证实”：“过去，（我）还在西医医院的时候，我们那时做支架，也做得比较多，患者都是在入导管室之前，最少得交5万块钱。”

“5万？这算押金吗？”我问。

护士长说：“对，就是住院押金。如果不交的话，谁都知道做支架费用很高，那保不齐会欠费。”

“可A小伙进来以后，有没有交押金？”

“他也交了，但只交了1万元。”

从5万到1万。这个数字能说明问题吗？

我在病房采访，生怕影响到其他病人，不敢多谈，而此时A小伙的爱人正在病房的门外，我很快改主意跟编导说：“那咱们后面的问题干脆就问问A太太吧。”

出了病房，我先迂回。

“当时，你老公去了急诊室抢救，就装了支架？”

A太太：“对，都是医生亲自推过来的，特别快。”

“那你当时身上带着很多钱吗？因为如果要是心梗，你知道，钱可能……”

“是啊，当时我还寻思（要花大钱了呢），心说这可咋整？但是后来医生说没事，你就先看，也没催着我去交费。”

“后来一根支架到底多少钱，你们总共花了多少钱？”我终于直奔主题。

A太太说：“最后算上抢救、手术、住院、治疗，哦，还有现在的康复，我们总共花了35000多。”

哦，35000多，这是全部的费用了。

看得出A太太对于“最后的花费”很知足，也觉得他们很幸运，因为她说：“一开始我估摸着怎么也得花上个十多万，因为身边有很多人，都是心梗，也都花了那么多。”

我的采访，有了突破，因为价格，没有对比，就没法跟观众讲清楚。

凭良心讲，2020年国家专门对支架进行的“集中带量采购”，使支架的“价格”跟“成本”之间回归了相对合理的关系，这一点受益最明显的就是患者。

“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这个，首先是这个。”

这是我在北京采访国家医保局的董明辉处长时，他专门指出的。

“我们可以来算一笔账，原来冠脉支架的价格是每一个13000元，现在降到700元左右，如果还用全国每台手术大概平均的用量是1.5支，那我们按患者个人支付的比例40%来计算，一台手术下来，一个病人可以节约8000元。”

8000元，至少是8000元。

国家治理一刀致命，初见成效，令人高兴。

当然，作为媒体，作为一档45分钟的深度报道，我们《新闻调查》还有很多的任务，比如：

原来的支架，价格虚高，那是怎么形成的？

降价从“天花板”调整到“地板”，还有没有厂家愿意生产？

数量、品种是否可以满足患者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质量”能否保证？

小小支架，人命关天。

还有很多疑问，观众也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想知道——我们的采访必须继续。

……

全文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