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尚未使用“文学制度”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前，将当代文学制度的一些实质性问题纳入文学史研究的是香港学者林曼叔等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本书的第一章《文艺政策与作家组织》，概述了“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作家协会的组织”“出版情况”和“青年作家的培养”等几个方面，其价值判断我们未必认同，但这样的编写较早涉及到了当代文学制度的一些问题。

洪子诚先生1980年代末开始将当代文学制度问题纳入当代文学课的内容之中，1990年代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时，比较全面的展开了当代文学制度问题。在讲稿基础上整理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以两章篇幅集中讨论了当代文学制度问题，涉及作家组织和文学团体、文学批评和文学运动、读者反应和书报检查、作家收入和社会地位等四个方面。洪子诚先生对当代制度的理解，也基本上成为本学科的共识：“基于政治上的原因，或基于道德、宗教、社会秩序等的考虑，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学的写作、出版、流通、阅读加以调节、控制。这种调节、控制，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会采用不完全相同的办法。”关于这种“外部”的调节、控制与文学从业者的关系，他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种调节、控制有其特殊性。这首先表现为，从50年代初开始，逐步建立了严密而有效的文学管理干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作品的出版、流通、评价等被高度组织化。这种‘外部力量’所施行的调节、控制，在实施过程中，又逐渐转化为大多数文学从业者（作家、文学活动的组织者、编辑和出版人）和读者的心理意识，而转化为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1]一段时间关于文学制度的研究，突出了“外部力量”和“自我调节”的关系，“高度组织化”对文学的负面影响成为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条线索。

确实，“文学”的“制度”与“文学从业者”（特别是作家）的“思想”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洪子诚先生很赞成罗岗教授的观点：“思想的落实必定需要依赖制度性的保护；而制度的沿革变化，若不从思想上加以说明，则往往流于史实的铺陈，无法呈现内在的理路”；“这种依赖关系下两者尖锐矛盾：一方面思想在制度化的过程中逐渐被体制收编；另一方面思想又在反抗体制的过程中显示出自身的活力”。我想，这种尖锐矛盾也只是“制度”“体制”与“思想”复杂关系的一个方面，在“文学制度”作为“负面影响”存在时，这种矛盾有时是主要的、尖锐的。“文革”时期主流之外的写作、地下文学的一部分，就显示出思想“反抗”文学体制的活力[2]。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形是，“制度”、“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为文学生产创造了积极的条件，或者重建过程中打破了禁区、激活了作家的创作或者与作家的思想相吻合。

在讨论文学制度与文学的复杂关系时，或许首先要认识文学制度、体制本身的某种复杂性。文学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构成，其内部的各种要素之间也处于矛盾运动中，矛盾运动的结果会呈现一段时期文学制度的主要特征。从第一次文代会到1956年文学制度的诸要素基本形成，有几条线索贯穿着：文艺的方向、方针、政策；加强思想领导，调整与健全文化行政组织；坚持“双百方针”。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文献来解读这些线索的脉络及关系，探寻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复杂现象。

在1951年4月20日政务院第八十一次会议上，周扬代表文化部作《一九五〇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总结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提出加强对全国文化艺术工作的思想领导、调整与健全政府文化行政组织，布置1951年工作计划要点[3]。周恩来总理在讨论报告时说，在文化艺术工作中，政治标准应放在第一位，但同时要与艺术标准相结合。1951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评价了建国后近两年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指出“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有一种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使文艺战线发生混乱，在党的文艺干部中也发展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极需加以纠正和整顿。”[4]为此，中宣部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1951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此报告。从这两份报告我们就可以明白在总结新中国文学十年时，邵荃麟对文学经验的总结，他将“没有思想斗争，文学不能前进”作为第一条经验。邵荃麟说：“十年来，我国文学经历过一系列的尖锐思想斗争，这些思想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十年来我国文学上的一系列的斗争，概括起来说，就是文学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它像一条红线贯穿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这些斗争的性质，有属于人民外部的敌我矛盾，也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但都是阶级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5]我们知道，这里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和党的八大关于国内基本矛盾的判断有些差别。但我们同时注意到，邵荃麟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作为十年的基本经验加以总结。他列举了十年来贯彻“双百方针”的成绩，认为：“十年文学中，这尤其是一个新的极其宝贵的经验，是促进今后文学发展的中心关键。”[6]在1960年7月22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周扬谈了五个方面，他同样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和重申：一、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四、驳资产阶级人性论;五、遗产的批判和继承[7]。

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如何处理“思想斗争”与“双百方针”之间的关系，看似是一对矛盾。文学制度的组织者之一邵荃麟做了这样的解释：“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指出，文学事业，必须绝对保证个人创造性，保证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的空间，而同时它又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党的领导。这在资产阶级看来是相互矛盾的，而在我们看来则正是矛盾的统一。这也是前面说过的统一与多样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文学的风格是多样的、自由的，这样就规定它必须保证作家之间的自由竞赛和自由地发挥其独创性，而这一切又必须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为前提。这是很自然的。”[8]当代文学制度建设和重建过程中的得失，其实都与能否辩证地处理好这一关系有关。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对科学文化工作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地宣布了这个方针。1956年5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的陆定一代表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9]。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形成的重要文献《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便是“1956年”的产物。中国作家协会于1956年2月25日至3月6日召开了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会议以讨论发展文学创作问题为中心，同时，并就目前文学工作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培养青年作家和发展兄弟民族文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工作纲要》。中共中央在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和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的报告》的批示中说：“中央认为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和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有关发展文学创作的各项意见是正确的，特将此报告发给各地参考。”[10]

1956年之后，文学制度的建设出现了一些循环，1960年代初又着手调整，这也是文学制度的一次重建。1962年2月至4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理论会议，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起草纪念《讲话》的社论。林默涵根据多次讨论的意见，提出了“社论”内容的初步想法。周扬审阅“社论”初稿后，召集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和袁水拍，否定了“社论”初稿，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依据周扬谈话的中心思想，张光年等重新起草并经林默涵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社论提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都应当是我们服务的对象”[11]。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分别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深入到代表中做了大量的调查，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为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重要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了建国以来文艺战线经验教训，对于排除“左”的干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文艺界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出台。这一条例由周扬主持、林默涵负责起草，后由陆定一主持修改，将“文艺十条”改为“文艺八条”。主要内容包括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等八个方面。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由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令全国有关单位贯彻执行。中央在通知上规定“各级宣传和文化部门、各文学艺术团体、各文学艺术院校科系和研究机构、各有关的报纸和出版社，以及党内外全体文学艺术工作者加以讨论和执行。在讨论个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汇报中央宣传部，以便继续修改，使这个文件更加完善。”[12]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制度的建构过程本身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的属性、特征、体制等都与文学的领导者、组织者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有关。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一书中，曾仔细梳理从1940年代到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国文化”认识的变化。1945年4月，毛泽东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第八部分“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是：“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如陈晋所分析的那样：“不久，内战爆发，‘七大’这个《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构想，自然不可能实施。建国后，中国在外交上不得不采取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方针，在文化上正应了毛泽东说的‘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为我们的‘范例’。不唯如此，如果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讲，对苏联以外的国家，不仅谈不上‘吸收’，甚至更多的是批判和抵制。”他得出的结论是：“就整个中国来说，这种选择甚至也不是文化界自己的选择，而是建国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过程的一部分。”[13]

1954年12月，周扬等出席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周扬《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除了以中国作家的名义致敬外，高度评价苏联文学不但是苏联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体进步人类的骄傲。关于俄苏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周扬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在它整个发展过程中所受于俄国和苏联文学的益处是无法估量的”；“俄国和苏联文学所给予中国人民的影响是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诞生的早期的苏联文学被介绍到中国来，是正当中国人民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最黑暗的时代”；“中国读者从苏联作家所创造的一系列英雄人物的形象中，看到了伟大苏联人民——全体进步人类的战斗先锋队——从缔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走过的光荣的道路，而这正是我们所将要走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苏两国人民之间早已存在的深刻的精神联系得到了广大的充分的发展”；“苏联文学在它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巨大的艺术创造的经验。这些经历提供了我们学习的范例”。

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给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发了贺电：“三十多年来，苏联文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照耀下沿着从社会主义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道路，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成绩，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苏联文学成为人类最先进，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成为向全世界广大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有力工具，成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重大力量。特别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苏联文学所产生的深厚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它不仅是中国作家们最珍贵的学习榜样,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是鼓舞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的伟大力量!”[14]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苏联《文学报》1954年第152期至第161期及1955年第二期所发表的缩短的速记记录，1955年5月很快翻译出版了《苏联人民的文学：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报告、发言集》。我们现在阅读那个时期的《文艺报》《人民文学》及其他报刊，就能强烈感受到文艺上向苏联一边倒的倾向。

根据陈晋的叙述，毛泽东对文艺上照搬苏联一向有看法：“50年代初拍过一部电影《荣誉属于谁》，主人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获得了荣誉。毛泽东看了不高兴地说：难道荣誉就属于他？1953年筹备全国文代会的时候，准备取消全国文联，理由之一是苏联没有文联，毛泽东听说后随即反问一句：难道他们没有我们就不能有？”[15]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的思路，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完成以后发生了变化。在1953年2月7日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讲话中说：“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里，全国有一个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他们的科学的高潮。那一个学习对于我们的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16]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之“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进一步明确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一年8月，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更是全面阐述了他对中西方文化艺术关系的思想。谈话提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17]。这个谈话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就像陈晋分析的那样，这些很好的观点并没有在文化艺术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出来，在加上东西方的冷战背景，也缺少对话的可能性[18]。

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以重建文学制度开始的，这个不断微调、修复、否定、部分重建的过程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展开的。我们今天充分肯定八十年代文学，其实应该意识到这不仅因为八十年代文学完成了历史的转折，创造了一系列重要文学文本，而且这是一个文学制度与文学相互激发和解放的年代。这种相互激发和解放不乏碰撞、冲突，无论是文学制度还是作家其实都在一些既有的问题中循环。周扬《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学习讨论会小结》未收入《周扬文集》，作为“附录”收在顾骧《晚年周扬》一书中。我读这篇讲话稿，深刻体会到文学制度重建过程中，制度与作家两方面的复杂性。周扬说：“应该看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而我们现在面临的转变，比之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转变内容都更加深刻与广泛，因此我们党的同志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认识上存在差异，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看到，有些问题经过讨论可以取得一致意见，有些问题则一时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么就不要勉强求得一致。”经过历史沉浮的周扬显然在努力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他提出了解决思想问题需要商讨和等待：“可以求同存异，可以暂时搁置起来，不急于作结论，等待进一步的商讨，等待实践来检验。商讨和等待是解决思想问题所必需的，我们决不可以急躁行事。”周扬特别提到了不断会有“新的分歧”：“历史是在矛盾中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旧矛盾的不断交替和暴露，人们认识将会不断有新的分歧，经验总结将按历史阶段反复进行。我们希望每一次总结都将比前一次更深刻、更完全、更准确。”[19]周扬的这段表述，从思想方法上讲并无新意，但作为文艺的领导者、组织者确认“分歧”的不可避免，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它影响着处理“矛盾”的方式和结果。

文学制度的“求同存异”也许可以表述为，对文艺的方针、政策需要统一认识，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则进一步商讨以达到缩小和消除分歧。1982年前后，周扬《关于新“文艺十条”的谈话》显示这位参与文学制度创建和重建的组织者之一，试图通过新的政策将文学制度的建设更为吻合文艺的方针政策和艺术规律。周扬谈了十个方面的问题：一、思想文化建设要和经济建设相适应；二、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正确估计当前的文艺形势；三、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四、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五、发扬艺术民主，保障两个自由；六、继承和革新民族传统；七、向外国学习，加强文化交流；八、理论建设，学习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九、团结问题；十、领导问题[20]。根据顾骧回忆，1981年7月9日，周扬召集林默涵、张光年、陈荒煤、贺敬之等开会，商谈起草制定问题八条问题。为何要制定新的文艺条例，顾骧这样分析：“近因是文艺界领导骨干会议期间的争论、批《苦恋》事件；更基于‘文革’的教训。他觉得文艺上的问题，不应由领导者个人的主观认识任意而为，对于几十年‘左’的教训应形成政策条文确定下来。显然他已具有文艺问题不能‘人治’而应‘法治’的认识萌芽。”[21]

这种协调的状态在八十年代相对稳定过很长时间。九十年代以后，市场因素介入“制度”“体制”后，特别是“制度”“体制”整体稳定运行之后，作家与“制度”“体制”的关系相对宽松，即便在某些方面处于矛盾甚至尖锐的矛盾状态，两者冲突的表现形式也发生着重大变化，而不单纯以对抗的方式出现，妥协、退让、回避、求同存异也是一种状态。作家处理文学创作与体制的关系表现出更多的世俗智慧，文学编辑、出版人、书商甚至批评家都在作为权力结构的文学制度和市场之间摸索到生存方式。——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清理的另一个问题。

注释

[1][2]洪子诚：《当代的文学制度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2期。

[3]原载《新华月报》1951年6月号第4卷第2期（总第20期），收录《周扬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4]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5][6][8]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

[7]初刊于《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集》，196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9]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公开发表前，1956年6月6日陆定一又对报告作了修正。

[10]参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6月第1版。

[11]《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人民日报》1962年5月23日。

[12]参见《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

[13][15][16][18]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370-372页、379页、372页、380页。

[14]参见《人民文学》1955年第1期。

[17]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

[19]周扬：《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学习讨论会小结》，《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第148页。接着这段讲话，周扬诚恳地说到自己：“我长期在宣传部门担任领导职务，错误缺点很多，欠债很多。我对过去自己所犯过的、在一些问题上也是我们当所犯的‘左’倾错误以及其他一些错误，还没有完全清理；现在，是否又偏到另一方面，偏到右的自由主义方面去了呢？这都是希望大家来帮助检查的。”参见顾骧《晚年周扬》，第149页。

[20]周扬：《关于新“文艺十条”的谈话》，《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第171-181页。

[21]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