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入新世纪之后，散文思潮的弱化构成了文学思潮整体趋于弱化的一种表征。近20年来产生的“新散文运动”与“在场主义”两个散文思潮，呈现出的弱化表征虽然不一，但在理论的自洽性和思潮的铺展面、持续性上，皆存在某种本然的缺失。2019年3月，“新散文二十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一批重量级“新散文”作家聚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锐锋在会上做了“文学大坐标上的新散文”的主题发言，祝勇写出了《“新散文”何以活力不衰》这样的总结性文章。

经历20年的震荡，重新梳理“新散文运动”的起起落落，该如何对这一散文思潮做出整体性判断？又该怎样考辨其理论标举的得失，理解“新散文”的“新”？这些理论课题，正摆在散文研究者的桌面上，等待理性的回应和钩沉。

一、命名的演进与赋新

源于对先锋性、探索性和实验性的强调，“新散文运动”特意使用了“新散文”这一概念，以示与散文传统即“十七年”散文和20世纪80年代散文的决裂。而作为概念的使用，“新散文”的运用可以上溯到白话文学运动初期。周作人首次使用这一术语以证明白话散文的合法性，同时也用来区别新旧散文不同的话语体系和审美表达。他在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强调：“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1）由此可知，周作人所阐发的“新散文”概念不过是为表达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对应的内涵实际上是他倡导的“美文”概念。这一时期，散文从语言载体到思想内容皆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白话散文迅速崛起，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了第一个高峰，进而打破了白话文不能做美文的迷信。因此，周作人使用的这一术语并无特别含义，仅用来指称散文领域迭代转型的情况。后来，郁达夫、朱自清在接续“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的编纂工作时，就没有继续使用“新散文”这一概念。

“新散文”这一概念的再次使用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9年，李孝华在《散文》杂志上刊发了《新散文的审美特征和成因》一文，以“新散文”这一提法指认此前几年散文领域内一批在艺术传达和主题发掘上有新意的作品。而随着“新潮散文”在80年代中后期的涌现，附着其上的各种命名多种多样，“新散文”就是曾经被使用的概念之一。秦晋于1993年写就《新散文现象和散文新观念》，分析评论的对象就是“新潮散文”。到后来，学术界以“新生代散文”统一了之前的多重命名。而在2006年段建军、李伟合著的《新散文思维》一书中，两位作者再次使用了“新散文”概念。但书中并没有严格的论证过程，只是简明扼要地将新时期以来的散文作品统称为“新散文”，并将巴金的《随想录》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定位为这一时期“新散文”的代表作品，以此与“十七年”时期的散文作品相区别。

以上关于“新散文”的命名和提法，提出者皆未对何谓“新散文”给出界说，也未对概念内涵和外延加以论证，故缺乏本体论意义上的建构。真正为这一概念注入新质，并充分阐释，使“新散文”的命名获得理论上的独立，要归功于“新散文运动”对这一概念的阐释。1998年，《大家》杂志有意识地做了选题策划，并于第1期推出了“新散文”专栏，在开栏语中阐发了“注重散文文体的自觉探索，注重审美经验的独到发现的写法”的基本宗旨。“新散文”的概念就此在世纪末被隆重推出。当年的“新散文”专栏推出了于坚、张锐锋、庞培、宁肯、马莉等人的散文作品，同时配发的编者按语在批评散文模式化写作的基础上，针对“新散文”提炼出很多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新散文”现象、“新散文”的文本与传统散文的差异性、“新散文”的文体特性等内容。因此，在“新散文”运动开展之际，《大家》杂志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之后，部分学者著文对“新散文”的内涵加以阐发。陈慧指出，之所以使用这一概念，源于对散文场域内新的集体性语体转向的概括和描述。如果说传统散文倾向于工具性话语装置，那么，“新散文”作家们则通过个性化的表达，将散文引入创造性装置中。因此，这一新生的散文现象其探索性意义就在于“抛却了先于文体和文化的种种成见，探索着散文写作的多种可能，使写作真正成了一种对文学的实践法则进行思考的永远开放的陈述活动，提示着写作的真正自由”。（2）与作品推介同期跟进，参与“新散文”话题讨论的学者包括程光炜、李森、陈慧、施战军等人。这些批评文章一方面对“新散文”文本展开阐释，另一方面也论述了“新散文”概念的内涵和基本特性。作为标志性事件，《大家》推出的“新散文”作品客观上搅动了散文的话语场，为散文写作带来了新变，同时也推动了“新散文”概念的确立。

如果说“新生代散文”致力于重构散文的话语秩序，却因个体的差异导致了艺术探索的不完整，那么，“新散文运动”的参与者则在探索步调上显得更为统一，其力度和取得的成果也相应地远高于“新生代散文”的文体实验。作为一种整体性推进，“新散文”概念在后续过程中进一步拓展，并演化为新生的散文思潮。《大家》之后，一些重要刊物，如《人民文学》《天涯》《山花》《作家》《十月》等也加入推介“新散文”作品的阵营。主题性图书随之推向市场，如“深呼吸散文丛书”就收录了周晓枫、张锐锋、庞培、祝勇几位“新散文”作家的作品。南帆、周晓枫主编了《7个人的背叛——冲击传统散文的声音》主题图书，收录了格致、朝阳、方希、吕不、刘春、雷平阳、黑陶7位“新散文”作家的作品。持续时间较长且影响较大的则是由韩忠良、祝勇主编的“布老虎散文”书系，不间断地推出“新散文”作品。此外，祝勇还主编了《1977—2002中国优秀散文（一个人的排行榜）》《新散文九人集》等主题鲜明的图书。这一时期，网络论坛写作方兴未艾，为诸多民间作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以“新散文”“大散文”“原散文”“散文中国”“汉字”等为名的网站成为专业作家与民间作者竞技的舞台。尤其是“新散文”网站持续存在了近10年时间，将探索散文写作的多重可能性作为论坛写作宗旨，试图拓宽散文写作边界，成为吸纳“新散文”写作新生力量的重要平台。当下散文的中坚力量有一多半皆曾游历于“新散文”网站，如江子、范晓波、黑陶、宁肯、格致、蒋蓝等人。网站创办人马明博依托传统媒介，分别编选了《新散文十五家》《新散文百人百篇》，将“新散文”观念贯穿论坛写作。

2002年，祝勇以一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从正面建构“新散文”理论体系。这篇文章也可视作“新散文运动”的理论宣言，标志着“新散文”由创作层面向理论自觉层面转移。2004年，新风格散文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新散文”代表作家们纷纷建言。张锐锋总结散文传统的得失，认为过去的散文往往包含了强烈的宣教意识，作家与读者之间是一种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而“新散文”则致力于营造平等主体的对话关系，由过去的教育关系转向审美关系建设。周晓枫则指出，“新散文”是不断更迭的概念，不是“新散文”会成为潮流，而是求新、求变和求丰富一直是潮流和趋势，任何文学都是这样。随着新人新作的不断涌现，相关理论探讨也及时跟进。孙绍振对这一创作新潮大体持肯定态度，在其论著中提出了广义“新散文”与狭义“新散文”的划分。广义“新散文”作家群体内涵较为驳杂，既包括“新散文”作家群体，也包括“新生代散文”作家群体；而狭义“新散文”作家群体则专指“新散文”作家。吴义勤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五十年》也吸收了“新散文”探索的成果，专门辟出一节讨论“新散文运动”及作家作品。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散文概念的命名方式，或者出自题材内容，或者指向性别身份，相对简单草率，后续的理论归类也处于缺位状态。而“新散文”的命名方式更多地指向散文文本内部，概念的形成也是在文学批评、创作实践和媒介推举多方力量的整合下形成的，这一点与20世纪90年代的命名方式有根本区别。与这一概念契合的地方在于“新散文”在文体上的新变动摇了传统散文的话语秩序，为内质上的焕然一新也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祝勇曾指出：“在‘散文’前面加上一个‘新’字，不仅是想强调时间的意义，更强调观念的区别。”（3）这句话较为符合客观实际，笔者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持此观点。（4）

二、新散文的理论得失

《大家》杂志打出“新散文”旗号，虽然也配发了编者按语并跟进了一些批评文章，但仅仅是解决了概念的确立问题。对于观念的新指的是什么，“新散文”的文体探索又体现在哪些层面，“新散文”的审美指向包含哪些内容，这些基本理论架构是在新世纪初，经过祝勇的集中阐发方得以初步成形的。考辨“新散文”的理论框架，祝勇写于2002年的《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堪称代表性论文。尽管“新散文”的一些代表作家针对“新散文”的处理方式有过表述，但毕竟是局部的、细节上的。而祝勇在其后继续通过访谈和著文的形式为“新散文”的合法性辩护，终究属于修补性质的工作，在理论表达的充分性上，2002年写的这篇文章堪称典范。

《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的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依附性散文历史与现状的批判，集中在散文以独立性的丧失换取对社会观念的迎合上；第二部分阐述“新散文”为散文写作提供的变数，并列出几个指标，论证了“新散文”不同于“体制散文”的新要素。文章开篇，祝勇对参与文学史写作与散文选本的话语权拥有者表达了强烈不满。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这些人对大众需求的迎合，造成了具备先锋性、独立性的文本被遮蔽的事实，他将批判矛头指向市场体制和技术体制。市场体制指的是正在兴起的大众文化体系，这一体系以流行与否为评价指标，进而隔断了超拔之作的问世之路。他甚至断言，几乎所有的畅销散文在艺术性上皆无可取之处，散文创作应该有一种抵抗精神，以免被大众文化淹没。所谓技术体制既非本雅明批判的机械复制时代，也不是海德格尔对工业技术崇拜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至今，思想文化界对流行的技术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皆展开了反思和批判。以上三种也构成了工业化社会的基本病灶。祝勇所言的技术体制主要指文学史业已形成并根深蒂固的艺术处理方式，即陈旧的表达体系依然对当代散文形成规约，而支撑这一表达体系的主要内容有两个：唐宋散文的文以载道和明清小品的性灵闲适。中国当代散文并没有建立起新的话语体系，仍然在陈旧的表述体系中打转。

通过这种反思，祝勇将当代50多年的散文创作人为制造了一个体系，并以“体制散文”为其命名。其笔下所谓的“体制散文”是指“它们更多地表现出附庸性，是以庸众的价值代替文学的自身取向，用利益权衡取代文学规律”。（5）并认为形制的一致使得散文放弃了文体的自觉和超越性。在此基础上，他梳理了中国散文史传统的惯性作用，将杜牧的《阿房宫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杨朔的《荔枝蜜》皆归于曲终奏雅的模式化写作之路。并将批评的锋芒一直延伸到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上，认为他在散文作品中采用的三突出的叙述方式与主题升华的惯用招数，与杨朔模式没有本质区别。最后，他总结道：“而在这所有特性之上，个体性是最关键的一环。散文首先尊重的便是个体的情感和价值。个体与内心世界的错综复杂，又使表达呈现出极强的不确定性……”（6）

祝勇对散文传统的梳理建立于散文业已丧失了艺术标准的认知基础上，这也是他提出散文必须革命的前提。散文写作的诸多限制使得散文场域存在三个致命问题，即“体制”对散文文体的钳制，真实灵魂的消隐，以及既定的艺术处理方式对散文话语表达的制约。完成了散文史传统的清障工作之后，祝勇将理论陈述转移到“新散文”在文体上为当代散文提供的“变数”上来。如同前例，他也列出了几项指标，以证明“新散文”实践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具体如下：（一）长度，古典散文竹简精神的养成与书写工具的制约有很大关系，“新散文”在长度上的拉伸意味着容量的增大，有利于表达现代人丰富的内心经验。（二）虚构，对散文真实性的质疑与颠覆。“新散文”的文体实验无疑行进得最为深远，基于历史与记忆甚至是当下的“真实”的不可靠性，文学真实性的鉴别无法采取科学论证的方式，而应该凭借情感和想象。因此，祝勇提出以“真诚原则”替代原有的“真实原则”，在“真诚原则”的前提下，散文文本可以纳入想象与虚构的因素。（三）审美，“体制散文”的表达往往经过公共语言的“消毒”，它们会追求美感形式，而非审美自身。“新散文”力避优雅、情趣和崇高这些泛道德化的审美范畴，通过痛感的书写形式来表述苦难，以表面上的审丑抵达真正的审美。（四）语感，在“体制散文”的框架内，词语间的关系被单线条统摄，词语的自由组合被破坏，意义空间的生成也必然受限。“新散文”则致力于对词语活力的恢复，“散文语感的提升方法绝不在于生僻词语的运用，关键在于词义的开发和组合方式的寻找，使语言走到‘公共词汇的人迹罕至之处’”。（7）因此，引入诗歌的话语机制是有必要的。（五）立场，传统散文观中，真、善、美为先行的观念，必然要求散文短小真实、浅白易懂，因此，容易导致主题先行。“新散文”需要回到自身立场的张扬上，主题表达不再受限，形成去中心化的写作范式，使得局部主题在文本中有无限多的可能性。

以上几个方面的陈述，构成了“新散文”的基本理论内容。立场的反叛、极端主义的话语表达、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对立模式，使祝勇的“新散文”理论建构打上了理论冒险的印记。这种不破不立的理论勇气，类似五四诸贤为确立白话文地位展开的对古典文统尤其是桐城派的清算工作。如果放在新时期文学观念演变史中考察，“新散文”的理论标举实际上是承续了小说领域内的先锋文学，诗歌领域内的非非主义、口语诗运动，话剧领域内的实验话剧这些不同文体的观念重置或者“革命”举动，只不过源于散文文体的保守，其理论呈现只是在时间上有所延迟而已。在系列实验性文学思潮发生过程中，“矫枉必须过正”的话语呈现方式是一致的，“新散文”的理论建构也不例外。不单是实现去政治化或者回到文学自身这样的目标，这些实验性的文学思潮还有着更深层的考虑，即对接西方当代文学，成为当下世界先锋文学的一部分。谢有顺曾经说过：“先锋并不只代表艺术的前卫性，它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上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先锋不仅是艺术的，更是精神的，他们是一些有勇气在存在的冲突中为存在命名的人。”（8）从“新散文运动”发展进程来看，出现了实践在前理论在后的情况。因此，尽管祝勇的话语姿态偏离常规：一方面，“新散文”在文体上的探索为其理论表达提供了充分证据；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性的理论话语表达也照应了文学史的某种必然要求，与20世纪90年代理论话语的直接移植方式有着很大区别。其理论主张的鲜明、话语的独特，以及逻辑上的自成系统，在新世纪散文理论中可谓独树一帜，其意义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新散文”理论建构的最大缺陷，其实并不在于情绪化的表达，而在于学理性的欠缺。祝勇并非出身学院派的专家，也不是理论研究者，在学理的呈现和相关“新散文”的理论陈述上带有天然的局限性。学理缺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理论场域的封闭性，即人为制造了一个理论自循环系统。这一系统既不向散文传统敞开，也不向同一时期散文其他体式敞开，与“新散文”无关的散文创作，统统归于“体制散文”被批判。这种绝对化倾向是不符合文学史实际的。因为“体制散文”是否存在尚是一个问题，为了攻取理论“山头”，向一个虚空的目标集中炮火，这种设定假想敌的方式与学理性产生了抵牾。散文创作并非两级化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场域多元景观的境况被祝勇有意识地忽略了。在论证“新散文”提供的文体变数指标上，祝勇多次征引诗人的诗句作为理论备注，诗人的先锋性表达往往具备“此时此地”的特性，但很多时候无法构成文学的准则。其论证过程也简单，每一项指标下大多缺乏足够的文本作为论据。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消解了“新散文”理论建构的生命力。祝勇在《劫数难逃》一文中做出了如下反思：“这种简单的两级对峙，使我的大脑一开始就处于二维状态，这种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应当说是一种先天不足，我至今还在为这份债务偿付着利息。”（9）“体制散文”与“新散文”的两级设定尤其明显，也非常容易引起他人非议。“新散文”的理论建构还缺乏必要的沉淀，进而导致了对“新散文”文体探索内容的总结不够全面。或者可以这样说，祝勇列出的五个指标还存在虚化的情况。例如长度这个特征，非“新散文”所专长，历史散文与思想随笔两种体式皆在散文长度上有明显突破。此外，上万字的叙事散文在最近几年的刊物上比比皆是，但它们不一定就是“新散文”。就虚构而言，周晓枫确实堪为代表，格致的部分作品也吸纳了虚构手法，但在虚构上走得最远的是甘肃散文家杨永康。就“新散文”文体探索的成绩而言，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跨文体写作范式的确立，在对其他文体要素的吸收和化用方面，“新散文”的探索力度要远远超过“新生代散文”。祝勇的《旧宫殿》与张锐锋作品即为范例。其次，并置性结构彻底突破了“一事一议”的扁平式结构。第三，多重主题的设置，使得“新散文”文本趋于多义性。第四，大量场景叙事的融汇，推动了新世纪散文叙事的整体转向。第五，个性化的表达更为鲜明和充分，在对公共语言体系的警惕上立场一致，各自采取了差异性选择。以上五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新散文”对散文文体的超越性。

三、后续的争鸣

“新散文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因理论标举的越界而显得标新立异，引起了一场争论。不过，相关“新散文”的理论争鸣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较短，主要集中在2006年前后，随着“新散文运动”的式微，争鸣话语自动终结；二是范围和规模远远比不上此前的争论焦点，参与的学者并不多，争鸣场域也仅限于几个媒介。在这场争鸣中，除了祝勇之外，其他“新散文”作家皆保持沉默。因此，话语场掀起的波澜比较有限。

争鸣首先由当代散文研究界的代表性人物陈剑晖发起。他在《羊城晚报》发表了《新散文：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一文，从多个层面批评“新散文”文体探索的误区。报纸又后续刊发了林炜娜的《为新散文澄清概念》、佃国春的《新散文写了什么》、庄航的《新散文是自由的舞者》，以及祝勇的回应文章《为“新散文”背上的三宗罪辩护》。上述文章立场各不相同，审美判断有针锋相对的指向，学理性和逻辑论证皆有其局限，因此，虽然引起了散文界的注意，但影响毕竟有限。后来，陈剑晖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思考，在《文艺争鸣》发表《新散文往哪里革命？》一文，深化对“新散文”的批评。此次争鸣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即孙仁歌于2007年著文《“新散文”是一朵正在凋谢的玫瑰》，所取题目甚大，实际内容却是与张守仁编辑商榷，批评其选发了一批文体形式“怪异”的作品，对“新散文运动”并没有展开整体性梳理，仅仅针对“格致散文”的虚构性展开批判。通读这篇文章，可见作者观念的保守和滞后。

陈剑晖的批评既针对祝勇的“新散文”理论宣言的疏漏，又针对“新散文”写作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认为祝勇“体制散文”的归类过于粗暴武断，是一种霸权话语的体现。他指出，体制即使存在，但内外因素并非决定人性和道德水平的根本因素，也不是判断文学优劣的标准。二是认为“新散文”的个性化写作已经越界，走到了“伪劣个性”的地步。陈剑晖首先指出“新散文”“为个性而个性”的写作范式，使得散文中的个性写作走到了危险边缘，即私人化的个性表达。这种拒绝社会性的个性化表达不仅趋于自恋，且破坏了文本真正的审美个性。他以祝勇推举的刘春的《简史》为例证，指出作家笔下的生活场景因为意义被解构，成了丑陋、粗鄙和恶劣个性的集中罗列。在此基础上，他总结道：“在我看来，散文的个性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个性是对自我世界的体验，它忠实于自己的心灵和感受，是个体的感情和人格的自由自在的释放；一方面，个性又联系着社会、时代、历史、大众甚至整个人类。”（10）在对个性的理解上，陈剑晖将个性与个体性区分开来，把个性放在社会性的区间内展开考察。三是指出“新散文”形式上的标新立异实际上是一种技术主义崇拜的体现。他认为“新散文”的“文体革命”主要集中在形式的新奇方面，包括词与词的排列呈几何级数增长，挪移诗歌中常用的隐喻和象征手法，拆解主题以获取意义的不确定性等。最后，他也做出预言，认为“新散文”虽然热闹，但不可能走远。

陈剑晖的批评话语较为集中，可谓切中肯綮。“新散文”文体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细节沉迷、词语迷恋、伪劣个性的问题确实对这一实验性散文思潮产生很大制约，在审美个性上剑走偏锋之举最终将难以为继。他的批评声音在理论批评界反响并不大，这缘于散文弱势文体的身份地位，但在勃发的新媒介平台上，比如论坛和博客上却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也是由新世纪散文理论场域外扩的基本景观所决定的。

2007年，黄雪敏在《文艺评论》第2期上刊发《论“新散文”文体变革的艺术得失》一文，主要针对“新散文”的理论建构内容展开批评。她认为祝勇倡导的“无界限写作”否认了散文文类的特殊性，将会带来文本结构支离破碎的结果，必然消解掉散文文体的独立地位，使之走向反文体的极端。对于“新散文”的理论架构，她指出其内在的矛盾性和对抗性的思维逻辑，构成了理论缺陷的主要内容。祝勇在回应文章及后续访谈中对自我理论表达的辩护，仍然没有脱掉“凡文学观念革命必然正确”的绝对化立场，

而且话语也不够集中。因此，这场关于“新散文”的争鸣无疾而终。

总之，百年白话散文史上，多次出现“新散文”的命名，涉及到散文的破体、文体的创新和结构模式的突破窠臼等。但“新散文”作为文体新概念是在新世纪前后的“新散文运动”中完成的。在此之前，小说、诗歌、戏剧皆完成了技术和观念层面上的革故鼎新，由某种封闭状态走向开放，汇入世界文学的交响乐。如果以逆向思维加以考察，也足以说明散文文体的保守，足以验证散文作为一种弱势文体的特性。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紧随着“新散文运动”而崛起的“在场主义”，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遭遇了同样的困局，也很快落入窠臼。散文的活力和张力，由此可见一斑。

注释：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第10页，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2）陈慧：《新散文：写作中的散文》，《大家》1998年第2期。

（3）祝勇：《散文叛徒》，第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刘军：《新散文概念的落定：从新生代散文到新散文》，《学理论》2009年第8期。

（5）（6）（7）祝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祝勇编：《1977—2002中国优秀散文（一个人的排行榜）》，第327、330、335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8）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第75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9）祝勇：《劫数难逃》，《花城》2002年第1期。

（10）陈剑晖：《新散文往哪里革命？》，《文艺争鸣》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