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阿乙作品的原始运动

（一）原始运动的轨迹：“世界尽头”的推论

阿乙的写作开始于被他称作“世界尽头”的故乡。这既是他涉笔的源头，也是其笔下主人公纷纷逃离的原点。逃离——从乡村到城市，或者说由“世界尽头”到“世界之都”——构成了阿乙作品内部的原始运动。把握阿乙创作的总体性，除了“世界尽头”这个自我规定的经验原点，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灰故事》也是我们理解他的最好切入点。《灰故事》２００８年８月在上海三联书店付梓，收录了作者写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８年的《极端年月》《五百万汉字》等３１篇小说，凡二十五万字。２０１３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再版此书，主要改动是删去《拉小提琴的大人》《一个乡村作家的死》《证件》，增添《毕生之始》与《下沅村的童话》，成其为三十篇。在《再版序》中，阿乙提出了“可能是（他）一生的写作母题”，即“对‘上帝不要的人’的深刻同情、对‘得不到’的宿命般的求证以及对人世的悲凉体验”（ 阿乙：《再版序》，《灰故事》，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对‘上帝不要的人’的深刻同情”要预后至第四部小说集《情史失踪者》，“对‘得不到’的宿命般的求证”是作者在前两部小说集完成后便废止不顾的题目，唯有“对人世的悲凉体验”，贯穿了他迄今以来的全部创作。

在“世界尽头”对人世初有悲凉体验，发端于其母题性质的两篇作品：《极端年月》《毕生之始》。《极端年月》是三易其稿，初稿为《情人节爆炸案》，二稿为《世间》，两者均写于２００８年以前。《灰故事》收三稿《极端年月》《鸟，看见我了》复收一稿《情人节爆炸案》。再版《灰故事》中增添的《毕生之始》，与《极端年月》同写于２００８年，并曾以《少年》为题收录至作者的第一部随笔集《寡人》。除字句方面的修订，阿乙还将这个片段式的叙事由阿拉伯数字编码改成英文编码。《毕生之始》与《灰故事》的开篇之作《极端年月》同为提纲挈领式的写作，在时间上则是承续关系：当那个午后昏昏沉沉、无处可去，最终靠在木椅上蜷缩入睡的少年长大以后，他注定会获得关于人世虚无、痛苦和偶然性的悲凉体验，这便是《极端年月》立论的根据。不过，最初的“悲凉体验”仅仅是灵魂空虚，少年代表着“世界尽头”的芸芸众生。如此，也才有了那个关于“世界尽头”的推论。

阿乙小说关于“世界尽头”的说法最早出现在2010年左右，他在《鸟看见我了》中写道：“纽约往下，是北京，北京往下是南昌，南昌往下是九江，九江往下是瑞昌，瑞昌往下是赵城，赵城往下是清盆。联合国—首都—省会—市—县—镇—乡，世界的尽头。”但操演这一公式，则始于《灰故事》中的《在流放地》：这一篇里的“我”最初被安排到石山县派出所实习，此后又被分配至“柏油路晒满柚子皮的岙城乡”。岙城乡之于石山县是降级，之于省城、首都就更是流放的所在，因此又是“世界的一段盲肠”（《国际影响》），是“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对人世的怀念》）。在价值底部，人与城有着一样的命运：那个被安排到偏远之地实习的民警小艾处在近似流放的境遇，这岙城乡同样“是个被时代遗弃的地方”；又如《意外杀人事件》中红乌镇火车站，几乎与车站建好同时下达的全国大提速文件（它命令驶过的火车过站不停，将正在庆祝车站建成的红乌镇甩在身后），既使得老工人掷地有声的回答（“该不会不来吧？”“除非是国家把这铁路拆了，火车都死光了。”）变得滑稽，也象征着一骑绝尘时代的来临。由于交通不便，公路“到了我们县却是走到了尽头”，所以“我们县除了有一家温州发廊，没别的流动人口了，而等到全国人民都不玩呼啦圈时，我们又呼啦啦玩起来。”（ 阿乙：《国际影响》，《灰故事》，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

以上诸篇外，“世界尽头”的公式还出现在《灰故事》中的《阿迪达斯》。小说中的主人公李小勇情不自禁地摸了女同学身上的名牌运动服，这位女同学便“劝慰”道：“别摸了，读书吧，读书了就能出这个村子，出这个镇子，出这个县城，就能去市里，去省里，去北京，去纽约。”显而易见，由省及市及县及镇及乡及村，本是国家的行政区划，它们就像东周起始的郡县、唐宋的道路、元明清的行省，可是在阿乙这里，这一序列却变成了表达某种特殊感受的公式，向上是天空与白昼，向下是井、棺材和黑夜；向上是自由意志的勃发，向下是无意义的宿命。在自传性质的《模范青年》中，这种感受被无以复加地表达出来：“一天下午，我独自走向一座山峰。在山顶，我看见远处绵延的还是山，洼地里生长着和这边一样的房子，一些农民拉着牛从路上沉默地回。时光暗沉，黑夜像两只巨臂将要箍向我，我啊，就要和温柔的姑娘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了。我因此泪流满面，赌气式地发誓，现在就要出发，去镇，去县。仿佛不过瘾，还要去市，去省城，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去纽约。”

这些故事可能发生在清盆乡，也可能发生于岙城乡、红乌镇、雎鸠镇，具体的名字无关紧要，它们之所以被作者视为“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根本原因是价值的单一，而价值的多元有赖人口的流动，但这就像一个悖论：当红乌镇这些地方通往世界的管道被堵死之后，随后出现的打工潮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又仅仅是一种“流出”，这里的价值体系怎能不封闭？在随笔《寡人》中，阿乙将这种价值体系比喻为仅剩两根枝丫的树干，依附于这种体系的生活不外乎“三到十秒”（《三到十秒》）或“三到五秒的快感”（《贫瘠之地》）。可是事毕之后，又总是“眩晕、无聊、没有意义，太阳越来越大，卫生间的水越来越响，我不知道要走要留，去生去死。我整个人就待在这卑鄙无耻、残忍可恶的结论里”（ 阿乙：《男女关系》，《灰故事》，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38页）。“世界尽头”的女性习惯于在南方的黄昏注目一日将尽（《小镇之花》）。这样的生活偶有波澜，也不过农妇自尽（《黄昏我们吃红薯》《敌敌畏》）、葬礼举行（《葬礼照常进行》）。此地所有人的生平行止最后都被归结为简短的一行文字：“很多红乌镇人都这样，不再行房，不再吹琴，有一天死掉，留下房子和存折。”（阿乙：《意外杀人事件》，《鸟，看见我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反观那些并不全将这两点（钱与权）视为生命所系的人，就“会变成一只可笑的像得了癔症的鸡”，沦为异类。

异类既有被村长借钱不还的可怜人（《小卖部大侠》）、上访者（《八千里路云和月》或《虫蛀的外乡人》中随手带出的“缠访闹访分子文金荣”）、感情受挫者（《隐士》）与高考失利者（《北范》），也涵盖了那些纯粹超越了县城观念的个体，譬如《明朝和21世纪》《先知》《一个乡村作家的死》等篇写到的“为思想而痛苦的农民”或试图通过写作来强悍地确立自我价值的“隐士”。不管怎样，他们都成了乡人眼中因诉求不满或壮志难酬而发疯的精神病人。正因为此，阿乙彻底地否定“小镇活法”并不意味着小镇生活富足的无望——恰恰是因为富足，滞留此地的人才会将这种生活转化为一种夜郎式的自大——而在于这种“活法”总是取消自我实现的可能。在两篇母题性质的小说里，《毕生之始》引出的是虚无的线索，《极端年月》，包括由它开启的《意外杀人事件》《小人》《鸟看见我了》等篇，则是引出了与虚无平行的极端线索。它们的极端一概在于用犯罪、自尽这些并非生活常态的冲突（以尸体与命呈现），将人性里不可解的因素淬炼出来；但阿乙早期的“乡村派出所”系列，常态往往是没有案件，主人公只能用爱情或打牌来消磨光阴。

对牌局的描述是阿乙早期作品中“世界尽头”之外又一个经典场景。曾如困兽滞留此地的作者日后反复地为我们描述了那个堪有人生转捩意义的场景：“如果上天有帝，他擦拭慈悲的眼往下看，会看到沟渠似的海洋、鲸脊似的山脉、果壳般的岙城派出所，以及蚕子大小的一张桌子。桌子的南北向坐着警校实习生我和小李，东西向坐着民警老王和司机，四个渺小的人就着温暖的阳光打双升。扑克天天在打，当时的我只觉一夜没睡好，像是被绑架而来，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却觉得吊诡。”（ 阿乙：《在流放地》，《灰故事》，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这段话后来被阿乙戏谑地楔入《作家的敌人》，感受之深毋庸置疑，不然他便不会认为倘不改变这个现实，“一生就这样葬了”（《国际影响》），而自己“合该在麻将桌上老死”（《模范青年》）。质而言之，普普通通的牌桌换位，已让那位青年民警一眼望穿了如果安坐在此则自己也将如是换位（从东到西，由南向北）、如是度过（从种子到坟墓）的一生。牌局的隐喻是小镇青年先天担负的宿命，此乃价值底部的直观体验之一。于《意外杀人事件》，作者更是盖棺定论“一次打牌的经历加速了艾国柱的出走日程……因为虚与委蛇太久，战罢，艾国柱在卫生间呕吐起来”。在这次牌局中痛感的意义匮乏是阿乙作品内部原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由此开始，小说主人公才真正将以这“世界的尽头”为原点，策划那场旷日持久的逃离。

（二）原始运动的阻力与反抗

阿乙的很多作品都带有自传性色彩。这里的“自传性”在较低层次指的是故事受制于作者自身的经验，而在更高的层次则是指小说诚挚地传达出了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冲动。以《意外杀人事件》和《模范青年》为例，前者的故事取材于瑞昌发生的真实案件，人物则如作者２０１０年接受采访时所言：“小说里的六个死者都是我自己，是我将自己拆开为六个人，他们的性格是我的性格。我懦弱、现实、虚荣、单纯、理想主义、简单，有时候怕死。我将他们都杀死了，祭奠我在县城里像井蛙一样的时光。”（《他将曾经的自己一一杀死在小说里》）两相对照，《模范青年》的“自传性”更近于“非虚构”，后者的本事曾被作者写入随笔《于连》《县城的活法》与《坏朋友》等篇。《意外杀人事件》与《模范青年》中的“自传性”还体现在两者都以“艾国柱”为主人公（或主要人物之一），但因为两者“自传性”的程度不等——尽管小说里的“艾国柱”都立志奔赴大城市——所以结局又是截然相反的。这种笔法的不一致有作者对偶然性的迷恋，却也未尝不在提醒读者：由“世界尽头”向“世界之都”进发的人数众多，掣于种种阻力，这些逃离者大多废然而返，有的是未能将决绝贯彻到底，因之成为喜剧（《自杀之旅》），有的纯粹死于偶然，是以悲剧收场（《意外杀人事件》）。

《极端年月》既是《灰故事》的开篇，同时也是集子的压轴之作，《意外杀人事件》的分量与之相类。在《意外杀人事件》中，县委办干部“艾国柱”的先行者是乡村教师何水清，后者在与情人私奔后铩羽而归，为此他得出结论：“一般的电影到最后才会释放出光明，而电影也就此戛然而止。它不往下讲，是因为它觉得幸福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赘述，可是我现在却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当我们翻过苦难的大山，看到山的另一面其实还是苦难——它们是在逃避。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出去的红乌人最后都灰溜溜地回来了，因为上帝从未许诺，只要你离开了，就可以得到。”出逃未遂的何水清是“艾国柱”的家人请来的说客，为的是能够说服他不再出门，但当那个打牌的场景“重现”于小说时，“艾国柱”还是轻易地在内心否决了何水清的结论：“你失败不代表我失败；即使所有人失败，也不代表我失败；即使我已失败过两次，也不代表会失败第三次；即使第三次失败了，那也比现在强，我不能在临死前追悔莫及。”《意外杀人事件》的第一人称在小说最后出现，他是抓捕杀害数人的李继锡的警察之一，并且在医院目睹了翌日清晨便要乘中巴离开红乌的“艾国柱”。直至在医院行军床上弥留之际，这个人仍不肯合上双眼。那个知情的旁观者因此痛哭。

小说的这一安排无非表明了出逃面临着重重阻力，而这种阻力给作者带来恐惧。在随笔《梦里的哭泣》《背叛》等篇阿乙都写到过出逃之后反顾过往的隐忧，事实上，即便小镇青年在多年之后成为大城市的子民，乡村对他们而言仍是念兹在兹的威胁。《阁楼》中的朱丹恐惧刘国华所象征的那种生活，正如《百分之五十》里的叶淼所做噩梦是他与堂弟叶森都是莫家镇老老实实的油漆商人，当他望向夜空，“这一望便把天上的叶淼吓落下来，便把梦中的叶淼吓醒过来。他不知道自己在梦中见到的是叶森还是叶淼，他觉得自己真的好像还在莫家镇活着。”也恰似由《百分之五十》开启的《模范青年》里的“我”恐惧周琪源代表的另一重生活。“我”意识到自己原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周琪源”，却因缘际会变成了今日的“艾国柱”。“艾国柱”顺利出逃，做了大城市人，而作为镜像的周琪源却只能在乡下无望地从生到死。一言以蔽之，威胁以对跖的形态出现：《百分之五十》中的叶淼与叶森互为对跖，《模范青年》中的“艾国柱”与《意外杀人事件》里的“艾国柱”或《模范青年》中的周琪源互为对跖——这几组人物都代表决定着逃离成功与否的偶然性。

这种偶然的一致性都从反面或悲剧的下场指认逃离的刻不容缓，诚如李振所言：“这是一道单选题，由不得半分含糊。生命也因此变得简单而残酷：要么离开，要么死。”（李振：《小说世界中的野心家——阿乙论》，《南方文坛》2012年第11期）李振的这一判断不能也不必在经验层面寻求解释，周琪源或许至死都活在同小镇浓情虚与委蛇而后再实现自我的幻觉中，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的结局？同理，叶森的终局是否也是一种必然？能够解释这一点的，恰恰是《意外杀人事件》里“李继锡”所彰显的偶然：正是这种偶然将“艾国柱”决意奔赴城市的行动扼杀于襁褓。换言之，“要么离开，要么死”在经验层面注定是难以证实也无从证伪的或然论；不过这种或然论无损于判断自身的真实。它的真实性对应于那个更高层次的“自传性”：这是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冲动。如果说出逃之路存在着重重阻力，那么阿乙无疑也在小说中对这种阻力施以报复——思想与情感的同一既判定了由“世界尽头”向“世界之都”进发的绝对正确，同时它们也对小镇的价值体系作出了不容反驳的判决。

二、 阿乙作品的次生运动

（一）感受“世界之都”

在“世界尽头”内部的意义匮乏同“世界之都”想象之间的张力，曾驱策小镇青年纷纷奔赴城市，这一行动轨迹构成了阿乙作品的原始运动。随着他开始于２００９年的对城市的集中书写——从这一年开始，他陆陆续续地写出了《正义晚餐》《春天》《永生之城》等完全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以及另一批在城市与小镇的裂隙间铺陈的《阁楼》《杨村的一则咒语》《肥鸭》《情史失踪者》《虎狼》《对人世的怀念》——原始运动逐渐显露那由位移所不能解决的症结。阿乙写过许多小镇的孤独日常，他笔下的主人公一部分死于那种熟悉的孤独，一部分则向着“世界之都”孤勇进发。前者的情形毋庸讳言，只有当后者抵达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发现了什么？城市又是否兑现了它们此前的想象？答案是否定的。不过这并非作者本人的疏漏，毋宁说正是在对城市的观察与书写中，原始运动的结论（“要么离开，要么死”）开始松动并难以自洽，且由此在作品内部生成了第二种运动：从城市反顾乡村。此时的反顾不同于《百分之五十》等篇目的情形，它是在乡村所代表的威胁统统消失，抑或乡村本身消亡之际的审视。

小说人物在城市的初始感受，是城市的庞大与个体的渺小。阿乙关于城市涉笔最深之作，当以《春天》为首，纵观他前期的小说，这个中篇也是最令人费解的一个文本。它的篇幅并不算长，仅四万余字，由二十个被编码的章节构成，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春天”的姑娘潦草的一生。小说起始于躺在殡仪馆中的“春天”，终结于第一人称的“我”在同“春天”一道殉情时临时退出，徒留她一人独自沉溺。作者由静态的死写到动态的死，在两种死的形态之间即是这个文本的主体所在，而小说那独特的形式如同借来的目光，它使得我们能够倒逆式地观看“春天”一生的来龙去脉。在这个中篇里，寄宿在“我”家的“春天”便是渺小的代言人。她哪里都能去，又哪里都去不了。作为永恒的异乡人，“春天”最后只能以“渺小”的消失与“庞大”达成关联，就像雪片溶于河流。当我们在《春天》中读出以下一点时——任何一个城市之于任何一个个体都是“世界之都”，置身“世界之都”的代价便是主体的客体化、个体的单子化——我们已然和那些抵达“应许之地”的人们共同阅读着一个城市的寓言。

“世界之都”是海明威的一篇小说，阿乙在这个题目下暗示了他对城市生活暧昧的观感：“‘世界之都’就像我们需要知道的庞大冰山，而帕科（为什么不是他呢）恰成为我们阅读之船路过的冰山一角。我乘坐出租车时，往往听到某某地发生事故的提醒，这些温和的提醒和车窗外的柳树一样，不会引起我们太多的警醒。只是到有一天，当我们躺在路中央的血泊中，看着千帆过尽，我们才会感触到这座城市的遥远。”（阿乙：《个体》，《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93-94页）城市的暧昧还见诸以下小说：《正义晚餐》书写背叛，《永生之城》书写关系更加复杂的双重背叛，写于2009年的小说《熟悉》展示的是渺小与暧昧的关联：M看到那些拖着行李箱、像蚂蚁一样转圈的外乡人时，总忍不住劝告对方如何去消化这种陌生。至于他自己，则是选择某条固定路线往返于单位和家庭，“这条简短的路线意味着习惯、乡愁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感。”小说余下部分与《正义晚餐》构成互文，换言之，熟悉不过冰山一角，一旦庞大的冰山（城市陌生的本相）渐次浮出海面，那条“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路线”，那种刚刚在城市站稳脚跟的“我”所建立起来的对于“世界之都”的熟悉，就会立刻被击得粉碎：“受辱的M拉上门，走下楼梯，此后这条路线的所有细节，树呀草呀汽车呀马路呀都像暴雨一般杀向他，将他杀得伤痕累累。”此时此刻，孤勇的行进者又将如何自处呢？这恐怕不是一句“他这样的资质真是难以胜任人间”（阿乙：《说谎》，《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所可以打发的。

更为寻常的暧昧是陌生人的一瞥，如同样写于2009年的随笔《遇》：“在实在无聊时，我便想世界的不可思议。我待在某家书店，游走来两个四川姑娘（只有四川姑娘才会长出像牛奶一样顺滑的脸蛋），是一对姐妹，她们像赏花一样游走在书丛中。然后有一位高个子穿皮衣的北欧女子手持一块纸牌匆匆走过去，她长着大理石一样的面庞、深邃的灰蒙蒙的像晚霜的眼睛和褐色的头发。我们像飞梭在太空的子弹，偶尔在这一时刻聚合，永无再见……我不曾去想我和她，为了这一刻的偶遇，准备了多久的人生。”附提一句，“飞梭在太空的子弹”这个意象在十年后将重现于《用进废退》。

渺小与暧昧指向孤独，这种孤独延展到极致，也许就是《葬礼照常进行》涉及的境遇。可是两相来看，城市的本相更加糟糕。城市的死亡日渐成为现代化工业进程的一环，死者无一例外被迅猛的遗忘抹去，毫无尊严可言。《葬礼照常进行》原题《赵十六爷的葬礼照常进行》，是作者早期的作品，仅就写法来看，它使人想到卡洛斯·富恩斯特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这一题材与写法在此后许多年都被作者搁置，可能直到经历了对城市孤独的深切体验后，阿乙才决意在《早上九点叫醒我》为宏阳安排那场盛大壮观的葬礼。这里除开作者试图以为宏阳盖棺来象征乡村（反之，小说最后宏阳的棺材被撬开则暗示着乡村的消亡），无疑也容纳了他在情感维度从城市反顾乡村的冲动：后者繁复的仪式至少让宏阳在驻留人间的最后一刻，仍然通过类似神话的葬礼与耗费，为其赢得尊严并且使之居留乡人的记忆中。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又像是作者在《存在》中虚构的那个比比妥，那里有一个不断修缮的墓穴，村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将新鲜事物通过物物传递的方式“告知”死者，“所有的死者都与世界失去联系，都被忘记，只有比比妥这个地方在挽留一位死者。”

关于城市的日常生活，阿乙写到了现代人在封闭空间（地铁、房间、写字楼、格子间）的诸种经验，譬如“因为看不见亲人朋友和新鲜的世界”，个体变作困兽，他们的脸“空洞而疲惫”。个体的行动轨迹简化为从一个空间向另一个空间、“在房与房之间的流浪”。至此，容纳着暧昧、渺小的孤独体验上升为无意义感。这里有几个重要文本值得留意。首先是写于2007年的《立锥之地》，在这篇随笔里阿乙幻想用一枚钉子将自己钉入历史，这个奇怪的比喻映衬的是作者将近十年的辗转经历：“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旅行、一间租房一间租房的旅行，以及一个女人一个女人的旅行。”频繁地更换工作与更换城市使他自觉是“时光的流放者”与“失去身份的人”。为此，他也开始反顾那条由“世界尽头”开启的来路：“我回不到下沅村，莫家镇，医药公司宿舍，农贸街，火车站，罗湖桥，二中，青云谱，城中村，杨思镇，桃浦路，丽江花园，五羊新城，菜市口，太平街，畅柳园，永安路，广渠门，朝阳门。”（阿乙：《寡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立锥之地》，2007年8月5日）五年之后阿乙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中篇《模范青年》，这个小说迄今仍被众多论者视作理解阿乙的绝好材料（他们的理解又只是局限在从“世界尽头”到“世界之都”的阿乙），但大多不曾留意其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当“艾国柱”回顾自己十年的颠沛流离时，作者悄悄记下了某个一闪而过、在情感上接续《立锥之地》的心绪：

更重要的是，我再也感受不到内心的那种力了。我那蠢蠢欲动的柴油机早就锈迹斑斑、不堪运转。眼下的一切看起来还辉煌，还属于我，却早成记忆的沉渣。

若干个城市

若干家单位

若干件租住房

若干任女朋友

始终保持在一万元左右的存款

毫无意义的累加

生之疲乏

《模范青年》是阿乙关于自身逃离经验最完整的一次书写，但直观地看，小说中明言的“生之疲乏”（李金发曾以此题作诗）又令《模范青年》的题旨不再局限于逃离——“似乎”是走向反面，成为对原始运动的否定。关于无意义感的第三个（组）文本是《胜利》与《失眠》。小叙事《胜利》中虚构了一个农妇，她因为想到个体之于宇宙的渺小而备感惶恐，但正是这同一个宇宙，在三年后的一篇随笔《失眠》里转化为城市的意象：“上了床并不意味着睡眠，它意味着一段酷刑。就像回到家前，要穿过冰冷而漫长的河流。在那黑暗又不完全黑暗、像得了青光眼的世界里，我作为单个的人，被放逐在浩大的宇宙里。我的脚下是泥泞的地，辨不清东南西北，来路和去向。只有永恒的一动不动的雾气。我在半夜醒来，能看到窗外屋顶的雪，那是一种类似月光的白。阴暗的白，沉重的白，盖着黑的深渊的悲伤的白。我知道这座城市和我一起生活着一千八百万人，他们在白天挤着公交车、地铁和路面，现在挤着他们自己的被窝。我感觉到孤独的可怕。”也许正因为此，《失眠》以对童年夜晚烧火、炒花生的记忆收笔，这并非偶然。

（二）与“世界尽头”和解

对城市无意义感的领会使得城市与乡村、逃离与死亡、“世界之都”与“世界尽头”之间的对立不复那么尖锐而绝对。阿乙对“世界尽头”公式的修订就起于对“世界之都”的直观失望：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却并没有为个人提供一劳永逸的意义；至于价值的多元，似乎更是在透露“有无数种真理，所以再无真理”的秘密。如果不逃离便没有自我实现的可能，那么逃离之后，这种可能性依然在饱受着市场的嘲弄，而这远比遭受情感的背叛更令人难堪。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世界之都”的感受导向了与“世界尽头”的和解。在此有必要强调：阿乙至今也不曾否定最初的逃离，乃至于在最新修订的《寡人》中，或许是为了避免误解，他还将上文引述的《立锥之地》加以一定程度的改写。所以，阿乙既不在原始运动（“要么离开，要么死”）与次生运动（渺小、暧昧与“生之疲乏”）之间摇摆不定，也从未以后者来重新反对前者。和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和解是认识的加深，这两者都是认识在时间中逐步展开的结论，在这个过程里，阿乙既试图认识自己，也试图认识这个由“世界之都”与“世界尽头”共同组成的世界。

2005年的随笔《小镇后院》有云：“我可以忘记刚才别人说的事，但不能忘记很久以前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这句话都令我印象深刻，相似的还有《早上九点叫醒我》中飞眼与勾捏的对话里旁逸斜出的一句：“只有故乡是去过便不会忘记的，是值得和解的。”《模范青年》出版四年后，阿乙又出版了他的第四部小说集《情史失踪者》。在这个集子里，贯穿其早期作品的逃离冲动已如柴郡猫一样消失；同样，拾级而上的漫长旅程也在这时开始倒转方向。《情史失踪者》用三个短篇终结了那个原始运动。首先是《肥鸭》与《虎狼》，在这里他已能同情地看待小镇上百无聊赖的农人。其次是作为集子尾声的《对人世的怀念》——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很可能正是《模仿青年》里的“艾国柱”。《模范青年》中的“我”曾认为“不可能有比村更往下的地方”，到了后一篇《对人世间的怀念》，当他追随着记忆和祖父的脚步来到阮家堰时，却是猛醒“走湾里还是有地方可下的”。

《虎狼》中车站算命瞽者抛来的问题让“我”不寒而栗：“你爷爷是不是艾政加？”“我”为之恐惧是不解瞽者何以如此清楚“我”的底细，但这个再次浮现的家族史公式——它曾是刺激“我”出逃的他者——如今似已被坦然接受。《对人世的怀念》出现了类似的话：“一位戴斗笠并穿藏青色褂子的汉子走阮家堰方向行来，路过我时，并未抬头，说：‘你回来了啊？’‘是啊。’我说。‘你是政加爷的孙子吧，听声气一点也听不出来。’‘是啊，我是政加爷的孙子。’”在分析阮家堰何以没有阮姓人士时，作者推测是“严重的饥馑使之绝户”，仍不忘老调重弹“不会是因为战乱，战争不会深入到这里，这里是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但其情感基调已不同于过往，也已然埋藏着设身处地的同情。它们实际上都标志着作者同故乡的和解。不过，与故乡的和解开始于何处？可以断定，当小说中的人物由想象刺入现实（《灰故事》与《鸟，看见我了》的核心是关于城市的想象），与故乡的和解也就随之发生。

阿乙在2013年出版了他的第三部小说集《春天在哪里》，全书收录了作者自2009年至2012年创作的九篇小说，凡十五万字。其中，对城市经验正面强攻的是《正义晚餐》《春天》，《阁楼》则对原始运动那不由分说的结论首次做出审视。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名叫朱丹的女子年轻时被母亲介绍给一位县政法委副书记的儿子。婚后，强势的母亲发现女儿的头发倏地白了，老得比自己还快，便带她去看医生，无事。一日，母亲又发现女儿乘一辆出租车朝家的反方向驶去，便尾随其后，目睹女儿来到荒野看望两位老人。女儿回来后母亲强迫她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一一交代。原来，朱丹在婚前曾和同学刘国华谈过恋爱（因母亲催逼她尽早成婚），但这段感情被朱母不容分说的介绍打断。一晚，刘国华闻讯来到朱丹家中，是夜家里恰好只有朱丹一人，刘国华强迫朱丹表态，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取出蒙古刀自残，后消失人间。以上是朱丹的坦白。过了些时日，朱母疑心保姆接自家乡下的亲戚到家中借住，神经质地从一楼到四楼乃至阁楼逐一检查一遍，最后在阁楼里发现了两个严丝合缝的箱子，打开一看竟是尸骨，她便忙不迭跑去报案，案情也自此大白：那一夜朱丹将前来问话的恋人杀害分尸，藏在阁楼十年。

《阁楼》与较早的《隐士》殊途同归。《隐士》中，回乡过年的“我”被同届高中同学范吉祥邀至家中，范吉祥向“我”倾诉了他和刘梅梅修成正果的苦路，但“我”自始至终没有看到刘梅梅。小说的真相是这个从城市归来的女人不过是范吉祥的幻觉。仅仅是为了消化恋人的消失，范吉祥才不得不幻想着刘梅梅已经归来，而他得以与之共度余生。《阁楼》里爱人消失的情形看似不同，实质却是将原始运动的结论在婚姻经济学里推至极端。朱丹恐惧刘国华象征的那种生活，于是城市便是他必须消失朱丹才能抵达的“应许之地”。这两篇小说殊途同归于以下一点：那个始终隐而不彰的刘梅梅与使刘国华所象征的威胁消失的朱丹，不正是“要么离开，要么死”的最好践行者吗？以男性视角完成《隐士》时，阿乙可能只想写出一个类似《巴赫》的动人故事，此时他尚未脱离原始运动的轨道，是以无法从反顾的角度将孤勇的逃离者与抛下范吉祥的刘梅梅统而观之。只有当他为存在主义赋予了伦理学的意味：“我们为了自由而要求自由，通过每个特殊的场合要求自由，而其他人的自由也取决于我们的自由”（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反顾的批判性才适时显示出来。直到此时，作者方能同情地看待小镇上那些同样为荒凉所苦的农人。譬如收录在第四部小说集里的《肥鸭》以及它的先声《小镇之花》。

《杨村的一则咒语》上承《隐士》，下启《对人世的怀念》。在这条线索里，城市首先是吞噬小镇青年爱人的黑洞，随后变作吞噬小镇青年的黑洞，这里指的就是掏空乡村的现代化运动。《杨村的一则咒语》中两位农妇因为丢失一只鸡而互拿对方的儿子赌咒。某天夜里，其中一家的国峰从化工厂回家并随之腐烂。不过，国峰的死显然与农妇的赌咒无关，他的死应当归因于化工厂的工作环境——他不是死于乡村的神话（因果报应），而是死于现代性的神话（乡村的人口流向大城市的工厂）。那首夕阳下的流行歌曲（Beyonce《Halo》）同样是一个现代性的象征。《对人世的怀念》更进一步印证着乡村的衰败。这篇小说的第一节写回忆，“我”的祖父将一塘得了瘟疫的鸭子全部制成板鸭，由于担心自己在吃的时候中毒，他天真地来到乡村医生汉友家门口将做好的板鸭一丝一丝吃掉。第二、三章是回忆勾连起来的当下：成年以后，濒死的错觉将“我”和存在于不同时空的祖父联系起来，也使“我”理解了祖父那当初不可解的言辞：“祖父用了很多语言、很多种方式来形容他在连玉门前自觉要死的那一瞬。”第四章既非回忆亦非当下：“我”回到凋零破败的乡村，正坐在故乡的湿草地上痴望，此时遇到堂兄老细哥。我们两人用乡音宽慰地交谈病情，旋即在河岸背靠着背睡着。当“我”想要给熟睡的老细哥添些衣服时，才发现人已不见踪影，也才意识到一切是梦：老细哥已于多年前死于一场车祸。

这篇挽歌一般的小说的秘密在于，题目中的“人世”与“故乡”（或“记忆”）是可以置换的。空间形式的故乡存在于时间/记忆，所以“故乡作为地理概念，是回不去的”（《乡愁》），但回不去未尝不是地理概念的乡村在逃离的蝴蝶效应中已被实然摧毁，即一面是“我”循着祖父的脚步复现了阮家堰的情形，一面是今天这些地方已经破败如斯，“只剩破瓦残垣，包括我祖父兴建的二层楼房。失踪多年的疯子赤裸着脊背，在砖土间专注地翻拣。野兔般大的耗子蹿来蹿去。往西北方向望去，就是我们这个姓的坟山。”（阿乙：《对人世的怀念》，《情史失踪者》，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小说结尾部分的怅然令人回想起《重现的时光》里的一个镜头：马塞尔忽然发觉身旁熟识的人都已老得不成样子，此前一刻，他们还是晚宴里光鲜灼目的明星。所有这一切都带有梦魇色彩，然而也都是现实。疾病与死亡只是表象，作者真正挽悼之事是与《早上九点叫醒我》遥相呼应的乡村的消亡。总的来看，“我”与故乡的关系此刻也像是《猎人》里提到的那个循环：“当初，你欲得到你热爱的人，我欲得到你，有人欲得到我，都遭遇严重失败。我们成为彼此的出气筒。最终，我们一无所获，按照时间或者上帝的旨意，像牲畜给自己套上项圈，选择结婚。在我们尝试望一望星空时，不小心都老了。”

三、重返人类的故乡

将《对人世的怀念》置于集子末尾，作者或有很多考量，但以上所说必居其中之一。这篇小说也是作者同故乡和解最为耀眼的标志，由此开始，一种写作的认识论转向发生了。为了避免误解，这里我仍想重申一点，即和解对阿乙来说绝不是听天由命，和解不否定原始运动，反之，恰恰是原始运动为和解提供了可能。和解开启的是对故乡的重新认识。在《对人世的怀念》中阿乙复现阮家堰的情形时曾简略带过一笔——“战争不会深入到这里，这里是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所以，“少见行客过此，偶有摇拨浪鼓的贩子汉来，也不过是来觅取蝇利。”但是在作者第五部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的同名之作涉笔的2019年，现代化运动的纵深又为乡村的衰败赋予了新的面目：“我从红乌西站出来。两年前，也就是二〇一七年九月，这座高铁站开通运营。从此红乌到武汉和北京的行程分别被缩短为一个半小时和四个半小时。”久居红乌的乡党为此振奋不已，主人公则在小说里援引了某篇论文的观点：“中小城市利用高速铁路带来交通发展、吸引人才聚集的想法并不能实现，而是更多的资源、人才被沿线的大城市所吸引，造成小城市越来越缺乏活力。”（阿乙《骗子来到南方》，《骗子来到南方》，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81-82页）为了证明这一点，小说开篇阿乙还带领我们回顾了曾经发生在红乌的几桩“现代性事件”：“事实较凄惨。火车给红乌带来的只是几个骗子，有一年捎来一名杀手，他沿红乌市区主干道一连杀害七人，而捎走的则是一批又一批要去大城市挣钱的劳力。有几年春运，火车门根本不开，人们不得不砸烂车窗，将亲人连带行李塞进去。”（阿乙《骗子来到南方》，《骗子来到南方》，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81-82页）

要而言之，这一系列事件的后果只是带来与带走。火车停下，带来几个骗子和杀手；火车开走，便带走一批批青壮年劳动力与小镇青年的爱人。带来一名杀手的本事已被写入《意外杀人事件》，在那个短篇里铁路这一现代性的象征首次为南方带来灾厄。带走青壮年劳动力或小镇青年爱人的本事则见诸《杨村的一则咒语》与《隐士》《阁楼》等篇。因此，早在唐南生到来以前，阿乙笔下的故乡已被所谓的“世界与历史中心”幻觉收割了几轮，但《骗子来到南方》毋宁是一篇更为现实的寓言：集资——这一极端另类的现代性——如今直接以镇压的形态降临到了这“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在叙述乡人心理与行为时，作者的笔端虽仍可见《虫蛀的外乡人》那种一以贯之的冷峻反讽，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阿乙在这篇小说中首次打破了自己长期信奉的福楼拜禁令，也就是说，他开始现身故事的舞台中央——“我相信有读者在把这篇小说看到一半时，就知道谜底是什么了……”（阿乙：《骗子来到南方》，《骗子来到南方》，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191页），这种态度的缓和尤其耐人寻味。诚如毛姆所言：“作家更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某种意义上，作者本人于原始运动中暴露无遗的情感冲动此时已让位于尽可能的理解，反讽中也藏着善意和诙谐。这个时候，“上帝不要的人”便过渡成为人类的全体，作者试图重返并与之和解的故乡是人类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