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点亮幽暗之地

如果把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无穷无尽的大路，那么作家则是道路上的路标：从这段开始，我们进入了那个叫司马迁的领地；过一阵，我们将到达李白之地，很快，我们就在不远处看到了杜甫，还有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讨论这些大作家及其作品时，我们几乎不用辅助手段。因为他们在光亮处，他们已经被命名，被确证，被视为经典。但是，一路走来，你会发现大路上的女作家少之又少。只有李清照，或者，还有蔡文姬？无论怎样，在千年文学的大路上，被女性写作者命名的路标少得可怜。

岂止是女作家，关于女性人物及其生活，我们的正史记载都少之又少。因为几千年来绝大多数女性的受教育权是被剥夺的，她们受困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习俗，这是中国历史上女作家数量稀少的原因。当然，1919年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五四时期开始出现了女作家群体，我们也逐渐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她们笔下的女性生活——那种不仅仅生活在才子佳人故事中的女性生活，那种有人间烟火气的女性生活。但是，依然不清晰。关于她们的一切影影绰绰。因而，要讨论女性写作，我们得点燃一支火把，要理解创世纪者的工作，还需要蹲下身子，把火把贴到历史现场。

首先，那封发黄的信将被我们发现。“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先生意下如何，亦愿意援手女同胞这类事业吗？”这封信写于九十多年前，1923年9月1日。写信的女子叫凌叔华，收信人则是她的老师周作人。是的，当时中国女作家实在是太少了。回到那个历史空间，我们所能想到的受全社会瞩目的女性作家只有冰心。作为一位女学生作家，冰心受到的社会关注是空前的，她写她作为女学生的生活，以及她面对世界的感受。清新、纯洁、亲切、温暖，女性生活的一小块帷幕由此被拉开。

作为冰心的燕大学妹，年轻的凌叔华因为看到女性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也便意识到了中国女性写作的革命性意义。——她有意为我们提供一群“时代”之外的闺秀生活，讲述她们内心世界的欲望与隐密。以被众人忽视的对象为对象，凌叔华书写了“高门钜族的精魂”（鲁迅语）。而更惊世骇俗的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中的莎菲是迷人的和令人惊艳的，她不是娜拉、不是祥林嫂、更不是子君，在爱情面前，她从来不是被动的“小白兔”。《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横空出世表明，女作家和她的女性人物由幽暗之地来到了光亮之所在，丁玲使我们重新认识女性作家和女性人物的勇敢。

问题是，为什么在1919年之后，中国开始有一批女作家集体出现而在这之前没有？注意到陈衡哲、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庐隐、苏雪林、石评梅等人的教育背景是必要的，她们都是女学堂的毕业生。女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女性写作具有重要意义。晚清末年，中国人自办的女校陆续出现。随着女学堂在中国合法化，女学生群体日益壮大。

女学生是中国第一群以合法的名义离开家庭进入学堂读书的女性。这使几千年只能在家内生活的良家妇女进入了公共领域。不缠足、走出家庭、进女校读书、与同龄女性交流、出外旅行、参与社会活动、与男性交往……都是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客观条件。如果说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只是为女性写作提供了客观条件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则提供了一批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女性，她们是勇于用“我”说话、勇于发表对社会的看法、勇于表达爱情、勇于内心审视、也勇于向传统发出挑战的新青年。

今天看来，五四时期关于女性价值的讨论多么有意义！鲁迅、胡适、周作人、李大钊、叶圣陶、罗家伦等人都参与了妇女解放的讨论，发表了重要文章。在《美国的妇人》中，胡适提出了他著名的“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算做我的事业呢？”当时讨论的共识是，一个女性是属于社会的、独立的个人，即使她不是妻子、不是母亲，依然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她的生命存在依然是有意义的。想来，一百年后我们每一位女性的生活都受益于这样的讨论，正是具有鲜明女性立场的社会讨论才最终改变了中国女性命运。

拿着一枝火把，看当时的文学史，我慢慢认识到，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苏醒使中国女性成为现代女性，也使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拿起笔，以书写照亮自己，也以书写照亮姐妹们喑哑的生活。

“让那些看不见的看见，让那些听不见的听见”

与五四初期的冰心、庐隐、凌叔华等人相比，丁玲、萧红、张爱玲的写作更加成熟和深入——前者的意义在于拉开了书写不为人知的女性生活的序幕，而后者，则早已不停留于此，她们不仅仅书写女性生活，更提供与男性不同的立场和看待世界的方法，视角独特而深刻。当然，四十年代的女性更为自由、身份更为多元，她们已不再只是女友、妻子、母亲，她们逐渐成为一个挣工资者、独立撰稿人、在战火中奔波的逃难者、到圣地延安的革命青年、自由行走世界的旅人、以及表达不同意见的社会公民。

出版于1941年的《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你很难知道萧红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或变了什么样的魔术，当她在《呼兰河传》中“话说当年”，读者便会自然而然地回到“过去”，会自然而然地变“小”，有如孩子——像孩子一样感受世界不染尘埃的美好，也会体察到陈规习俗对于一个人的扼杀，对异类的折磨。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因为长得不像十二岁的高度，那位小团圆媳妇被她的女性亲戚们“好心地”抬进了大缸里，大缸里满是热水，滚热滚热的热水。年轻的女孩子只是因不似“常人”而“被搭救”也被毁灭了。我们只能和小说中那位女童一样大睁着眼睛看小团圆媳妇的挣扎和死亡。萧红目光开阔，她写的是作为受害者的女性、作为迫害者的女性以及当时的愚昧土壤。

也是在1941年，丁玲发表了她的两部重要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两年后的1943年，张爱玲的《金锁记》则显示了另一种能量，它甫一发表便被傅雷视为张爱玲的重要代表作。四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尖锐、锋利、别具洞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不可忽视的路标。

如果说4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代表了一种高度，那么八十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则是另一个黄金期。我很难忘记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女主人公阿三一次次渴望融入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成为时代文化的一部分。我也很难忘记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女主人公白大省热情、简单、仁义而宽厚，渴望成为深得时代文化精神的“西单小六”，但总是不能如愿。作为艺术人物，阿三的幸运在于她最终没有被时代以及西方文化接纳，而白大省的魅力则在于她与整个时代风潮的格格不入和对仁义美德的守候——缓慢的反应、笨拙的转身以及空怀一腔热情使她成为这个时代的“特立独行”之人。阿三和白大省是文学史上两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经由这两个人物，作家王安忆和铁凝表达了她们的冷静思考，即，在时代潮流面前一个女人、一个人如何保持主体性与独立性。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想起当代文学史中那些出自女性作家之手的作品。宗璞的《红豆》、茹志鹃的《百合花》、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人到中年》、铁凝《玫瑰门》、王安忆《长恨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北去来辞》……当我们把百年女性作品连缀在一起，会发现这些女性作家固然书写的是女性生活，但同时也是对那种被时代潮流遗失生活的记取、是对女性精神和女性立场的重申。——那些沉默的、那些处于幽暗之地的种种最终能进入我们的公共生活、历史空间，是因为她们的倾听与书写，她们“让那些看不见的看见，让那些听不见的听见”。

建设女性文学的路标

“句子，句子！没有什么比句子对一个作家更重要的了”，伍尔夫说。句子并不只是句子那么简单，它还是声音和调性的寻找。“这就是一位妇女必须为她自己所做的工作：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了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伍尔夫）在文学史上，独特的属于女性表达的声音和调性在优秀写作者那里得以完成。一如在简·奥斯汀那里、艾米莉·勃朗特那里、在伍尔夫那里以及在诺奖新得主门罗那里。在中国现代早期女作家冰心、庐隐、凌叔华那里，那种来自女性的句式表达是生涩的和别扭的，完美表达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实践，也需要作家具有开拓的勇气。寻找是持续的，到1940年代，在萧红、张爱玲那里，一种更为自由和成熟的独属于女性的声音与句法正逐步形成。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女性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文学领域，难以数计的女作家们以丰硕的创作实绩丰富了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本身。

说了这么多历史上的事，其实我最想说的还是当下，和眼前所做的。在我心目中，编纂“女性文学年选”，就是在寻找属于我们时代女性写作者的句子和调性，是在寻找和标记当代女性文学的路标。说起来，十多年前，动手做现代女性文学发生学研究时，我曾经无数次想过翻阅一百年前女作者们的作品，比如说1919年时那些女作者们所写下的小说，当时所畅想的是，如果每一年都能有一部女作家作品选本，那么我们就能清晰判断出女性文学成长的整体脉络，也会更直观看到那些最普通的女作者是如何一路走来的。但可惜的是，100年来并没有一本女性文学年选，而一百年来，很多普通女作者的作品就此便消失在风中。

因此，对我来说，编纂《女性文学年选》的意义首先在于为中国女性文学保存年度样本，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女性文学的精神风貌、文学气质的变化；同时，我也想通过这样的作品选编来记录中国女性生存样态。这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工作，也基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立场上的考量，我相信这里的生活记录，有新闻报道所不能涵盖的丰富和多样。我想说的是，这里的二十部作品，既是当代女性文学的年度路标，也是当代女性生存的年度记录。

为什么要用“爱”“秘密”和“远方”划分年选呢，许多记者问过我这一问题。因为它们代表了我对女性文学书写主题的理解。这是我所挖掘出的新词语，用以淘洗掉原来附着在女性文学身上的刻板化标签——“爱”“秘密”和“远方”这三个主题是人类所共享的主题，同时女性在处理这些主题时也别有经验或者别有视角。

还记得第一本女性文学年选出版是在2019年，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三年来，女性文学年选越来越受关注，得到了诸多媒体的广泛关注，拥有了大量读者，事实上，读者们也都注意到年选的丰富性与包容，它涵盖了这一年来不同代际、不同类型、不同趣味的优秀女性文学作品。尤其要特别强调的是，每年的年选我都会有意选择5到6位新面孔，她们通常是刚刚进入当代文学现场的新面孔，其中有不少是90年乃至95年以后出生的。我希望通过进入年选这样的方式来鼓励青年女作家们的写作。我所希冀的是，在未来五年到十年里，女性文学年选会推出属于它的女作家群体。当然，“年选”里的作品也都是这一年度最出类拔萃的小说作品，比如今年所收录的铁凝的《信使》，已经被公认为今年当代文学的宝贵收获，还比如叶昕昀《孔雀》，也被视为今年最关注的青年女作家作品。事实上，当编纂完今年的年选时，我一度很感慨。我所挑选的固然是我认为的今年最优秀的女作家作品，同时，那也是我为当代女性文学现场所做的文学标记。

如何理解性别之于文学写作的关系？这是做女性文学研究以来常被问到的问题。而我一直的观点是，建立女性文学传统，强调女性视角和女性立场是重要的，但是，一位真正优秀的女作家，即使不借用性别的火把，也依然能够在文学史上刻下属于自己的标记。因为，女性文学不是女人文学，它所关注的是所有边缘的和弱势的生存。

真正优秀的女作家的艺术专注力并不是个人的和单一维度的，她的作品最终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更少的对个人化生活的沉溺。而事实上，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上，丁玲、萧红、张爱玲、铁凝、王安忆、林白、迟子建等，也早已摆脱那支性别的火把——当我们浏览1919年以后的文学路标时，会很容易看到她们的身影，因为，她们早已经成为火把或路标本身，无需性别的标记。

特别感谢2021小说年选团队的程舒颖、吴旦、曹译、王禄可、谭复，没有他们的携助，就没有这本年选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