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瓦托：现实和虚构里的双重盲人
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
一个有野心和对自己自信的作家很容易在作品里玩弄一些无伤大雅的花招来捉弄读者，就像佩索阿会化身为20多个作者来写诗还彼此评论，博尔赫斯直接在作品里写上自己的名字并假惺惺地问读者到底哪一个博尔赫斯才是他，波拉尼奥则取一个在小说中没有任何解释的小说名“2666”并将名字的谜底藏在自己的另一部短篇小说《护身符》里，卡尔维诺如同俄罗斯套娃般将名字嵌进一部小说并同样署名“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捉弄读者给他们带来的乐趣大概要大过作品本身表达了什么。
曾获西班牙语最高文学奖项“塞万提斯文学奖”的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可能在这方面想走得更远。数学物理学博士出身的他，曾在法国从事核放射研究，在此期间萨瓦托深受超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1947年在赫胥黎的推荐下，萨瓦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短暂工作了两个月之后，最终放弃科研，开始了第一部小说的创作之路。
既然他厌倦于本专业领域的真实性、精确性和严谨性，幻觉、想象、夸张、变形、随心所欲在他的文学游戏里就显得更有价值。与他的那些同行不同，他是用互文性来写“失明”。
显然，萨瓦托不是唯一一个将失明当成创作内容的作家，更不是唯一一个同时在两部小说中连续描述盲人这个主题的作家。后者有名字如雷贯耳的萨拉马戈（著有《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但萨瓦托的互文性与失明有着独到的“暗黑”配方，他笔下的失明散发出怪异的哥特式气质，尤其是《英雄与坟墓》里的那份“盲人报告”，其对盲人帮会的描绘和隐喻，足以将所有对于“失明”的思考推到一个“不能思考”的尽头。
纵观文学史，你会发现失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学话题：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荷马是个盲人，文学史上几位重要的作家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盲人（如乔伊斯、弥尔顿、博尔赫斯等），各大古文明中的神话传说为我们描述了众多的盲人先知，而在近几个世纪里的叙述文学中也有很多以盲人角色或失明主题作为它们的写作对象。失明主题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物理意义上的观看存在着许多缺陷。人类四分之一的脑容量都被用来控制眼睛，因而视觉比其他感官能力显得更为专横，在某些时候它刚愎自用，以致会造成傲慢、误解、过失，尤其在处理某些心理事件时，清晰的视觉感官甚至会因此看不见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盲，有时候反而促使人们朝内看，它因为“不可视”造成了一种“纯洁性”，因为“看不见”而避免了一些偏见，因而在认知中显得更有批判性和反省能力，也因此，在很多时候它帮我们挽留住了某种客观性。
在文学史中，有不少关于失明的作品中有富于隐喻意义的盲人角色：《盲人国》——常识上的无知者，《玉米人》——情感上的寻觅者（离家出走的人），《英雄与坟墓》——世界秩序的反叛者/革命者，《失明症漫记》——生理上患白蒙症的病人，《复明症漫记》——政治上的觉悟者……
让我们再回到萨瓦托，回到文章开头提到他的“诡计”。为了写失明，萨瓦托在他最重要的两部小说《地道》和《英雄与坟墓》中用“盲人”这个话题做了一个连续性的设计，将《地道》当成《英雄与坟墓》的一个引子。在《地道》中，作家描写了一个盲人角色——被杀的玛丽亚·伊里瓦内的丈夫阿连德。但这个角色在这部小说中无足轻重，总共出场了两次：一次是把自己妻子的字条带给妻子的倾慕者、画家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第二次是小说结尾，卡斯特尔将他妻子捅死后打电话给他，两人见了一面。小说大部分讲述了多疑的男主人公卡斯特尔对自己的情人的猜忌和追踪。《地道》中所涉及的盲人丈夫的故事在第二部《英雄与坟墓》中只是冰山一角。据《英雄与坟墓》第三个章节“盲人的报告”的男主人公费尔南多交代，《地道》中那名盲人和他出轨被杀的妻子玛丽亚以及凶手画家卡斯特尔，都是这部小说中“盲人帮会”阴谋中的一个环节，盲人阿连德也是这个帮会的重要成员。
作家假装让费尔南多用他的幻觉来解密第一部作品的人物关系，于是一桩普通的三角恋在费尔南多这个有恋母情结的人笔下，变成了一桩阴谋凶杀。这份“盲人报告”，并非是一份真实的田野调查，就像我们能读到的，是一个心理异化者的一系列幻觉或一份自白书。在这份报告里，作家借费尔南多之笔，虚构了“盲人帮会”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与普通人类分离的人类物种：生活在地底下，几乎没有人类特征，靠偷盗、制假币等为非作歹的手段运营这个地下组织。而其唯一目的是要控制地上这个可见的世界，就像有野心的撒旦以他的方式意欲从上帝手里夺权。
而费尔南多之所以会着手“调查”帮会，是因为他从小就对失明和盲人很感兴趣。有一天他在大街上碰到了一个女盲人并跟踪她，自此，他开始了调查这个生活在地下世界的秘密组织的行动。根据费尔南多的“调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盲人都是这个自成体系的盲人王国里的成员，而控制这个盲人世界的四巨头住在欧洲比利牛斯山的某个幽深的岩洞里。盲人帮会里的盲人正是利用了民众的无知和无辜，以某种令人恐惧的势力威胁并可能在未来统治民众。根据费尔南多的幻觉，他们控制整个帮会成员和威胁民众的手段之一就是无处不在的死亡。
对于“盲人帮会”，如加布里埃尔·法雷尔在《失明的历史》中说，盲人们一直就是在两种几乎是自相矛盾的情感上来唤醒人们的同情心的：恐惧和怜悯。恐惧，并非害怕盲人，而是人们害怕自己丧失视力。而害怕丧失视力，根据罗斯玛丽·马奥尼的说法，是因为他们经常扮演着某类善于欺骗的艺术大师或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秘主义者的角色。于是我们经常在这两种误解的基础上将它们与某种精神上的黑暗联系在一起。萨瓦托就借费尔南多那些离奇的寻访“盲人帮会”的历险向我们指出，这股“试图控制我们”“意欲反抗世界的力量”实际上来自我们的内心，来自我们人性的黑暗面，一如费尔南多那些来自他的内部的黑暗情绪也在控制着他。
一个表面上光滑的世界内部必定存在着一个黑暗的反世界，就像每一个褒义词后面必定站着它的贬义词一样。在《英雄与坟墓》这部小说里，盲人世界就是作为一个禁忌、一个秘密、一个阴暗的镜像，与我们共处的。但这并非完全无益。
萨瓦托将这个不存在的隐秘的盲人世界视作潜在的一群异见者、一群真理的发现者和保存者。而这些真理经常被我们这些可见者所拒，是因为与撒旦相比，我们更容易被表面上的整齐和美好，或者说被伪善的上帝引诱和控制。而作家利用活动于地下的“瞎子王国”来反喻持续存在的黑暗现象，瞎子们以其表面上的邪恶自行组成了一个用以戏弄和颠覆地面上那个看得见的伪善世界的体系，坦诚地言明他们就是撒旦。
贝塞利尔·阿罗斯戴奎在《瞎子：埃内斯托·萨瓦托的英雄与坟墓中的意义和互文性建构》一文中说：“来自萨瓦托的盲人看到了有视力的人看不到的更远处，那些事物并非是一些生活教条或者人们灵魂的瑰丽之物，而是另一种隐含在我们肉眼看到的肤浅的事物背后的现实，这样一个现实既体现在我们人类的所做所为上，也隐含在人类自身的身体里。”
1983年，早年就视力不好的萨瓦托已没法正常读写，只能以画画打发日子，就像《地道》里的那个画家。在《地道》中，他写了一个画家，又写了一个盲人。现实证明，他自己就是这两个小说人物的化身。萨瓦托后来说，他不知道怎么解释当年着魔于写盲人的事，1979年发现自己的视力有严重问题时，他真的不知道关于瞎子的念头是一种神秘预兆还是病理上的起因。
评论家卡伦·维耶达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埃内斯托·萨瓦托：盲人报告》的文章中说：
埃内斯托·萨瓦托在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失去了视力。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自己就扮演了自己的《盲人报告》中的那个主角，因揭露盲人帮会的秘密而受到了惩罚。他每天都变得更加多疑了。当然，他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盲人，他拥有在黑暗中移动的能力，拥有在黑暗中听和触摸的能力，但他不再是一个用普通的眼睛看事物的人了。
以虚拟小说来印证生活的，不仅是他的视力问题，还有他的性格。萨瓦托文学活动之外的政治激情也与他小说中的主人公相似，尤其是《英雄与坟墓》。《英雄与坟墓》中的另一个男主人公马丁是一个革命者，费尔南多也是。作为一名20世纪的拉美作家，萨瓦托和同时代很多作家一样，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1984年，他被任命为“阿根廷全国失踪人口调查委员会”主席，负责调查20世纪七八十年代“肮脏战争”中因政见不同被独裁军政府逮捕杀害的“失踪人口”。之后，萨瓦托主持出版了《不许重演》一书，书中公布了他对3万余名失踪者的调查结果，以此揭露了独裁军政府的暴行。作家的革命激情不减，直至90多岁还坚持每天听新闻广播，关心国家政局。他投身政治活动的经历与他之前小说中描绘过的人物很相似，仿佛他的私人生活被他所写下的那几本小说指引着、干扰着，小说既是他真实生活的一部指南，又是一个个脚注……他的真实生活就是他在《英雄与坟墓》中描述过的那个阴暗世界，就像是力图颠覆地面上那个伪善世界的“盲人帮会”。
阿根廷知名记者，作家胡安·卡洛斯·门迪萨巴在评论萨瓦托时说：“文学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盲人形象，如果我们盯向他们，我们会观察到一个共同的现象：盲人比有视力者看得更远。盲人是一个更深刻的告密人。”
但萨瓦托想告什么“密”呢？自己最终成为几近盲人的命运？那些像他一样失败的革命者的幻灭了最后的希望？盲人作家的最终归宿——在文学史上找到一个重要的夹页用以憩身？就像饱受眼疾折磨，晚年近乎双目失明的弥尔顿、乔伊斯，以及他的阿根廷同胞博尔赫斯？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与他一样，仿佛也早就预感了自己的视力会被部分剥夺。
在“盲人报告”中，费尔南多的幻觉还回想起了早年在课堂上阅读的《荷马史诗》中盲先知忒瑞西阿斯的遭遇，感叹黑暗作为一种惩罚能够锻炼人的知觉力和敏感性，并且最后总能让你见到珍贵的光明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隐秘的核心。而失明，作为可视的反面，更代表一种有活力和有创作力的机制，也更能激励内心和外部的交互作用。
的确，在萨瓦托笔下虚构的那一个布满阴影或全是阴影的世界、“不能视物”的盲人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才是一个为我们保存精神上的超视力的神秘处所。萨瓦托虚构的盲人世界与其现实命运的盲人身份最终相重合。除此之外，作家还是时代的眼睛,他看见了人性的幽暗,反思着时代的病症。“失明”主题在他的文学游戏中，有着超越现实的深刻洞见。
（作者现为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拉美文学在读博士 ）
本文刊发于《创作评谭》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