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南京这座城市，果然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之都，这不，2022年刚刚开年，在中国最重要的学杂志之一的《收获》杂志第一期上，一下子就出现了四位来自于南京的作家。第一期的《收获》，合计发文量是九位作家的九篇文学作品，光南京一地的作家就占了四位。叶兆言、王彬彬、孙频、曹寇，九占其四，无论如何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其中占据了刊物头条位置的，正是孙频的中篇小说《海边魔术师》。

从小说文体的角度来说，最近若干年来，在中篇小说领域不仅持续发力，而且取得了突出成绩者，孙频乃是极有代表性的一位。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孙频已经开始自觉地酝酿打造自己带有相对贯穿性思想主题的小说系列。比如，包括《以鸟兽之名》《天物墟》《骑白马者》在内的所谓“山林文学”系列。或许因为这个系列更多地依托于孙频个人的故乡记忆，以及对故乡现实的深切了解的缘故，目前已经呈现出某种驾轻就熟的态势。还有一个尚在打造过程中的，大约可以被命名为“海洋文学”系列。既包括2020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我们骑鲸而去》，也包括我们在这里要专门加以讨论的《海边魔术师》。

作为一位打小就生活在内陆地区，成年之后才开始接触海洋，最近几年由于有机会长期生活在东南沿海，方才有可能对海洋生活与海洋文化有相对深入了解的作家，孙频能够挑战自我，进一步拓宽自己的文学表现视野，单只是如此一种非凡的书写勇气，就首先应该赢得我们的充分尊重。

但在实际上，作为“海洋文学”的《海边魔术师》，其书写的起点，却可以说仍然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文本中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是一位典型的北方女性。整部小说的叙述，全都围绕“我”的哥哥刘小飞展开。一方面，因为母亲早在“我”只有六岁的时候就不幸去世，另一方面，也因为父亲在厂里的工作一直很忙，总是要加班，所以，日常生活中照顾“我”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在了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刘小飞身上。自己才是一个小学生，却要被迫承担到幼儿园接“我”的任务，其艰难程度当然可想而知。然而，也正是在照顾“我”的长期过程中，刘小飞在妹妹“我”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位貌似总是能无中生有的“魔术师”：“到后来，他真的能徒手变出一些小东西给我了。”从一只香瓜灯笼，到一只草戒指或者一串项链，或者一支自动铅笔，一块彩色橡皮，可以说层出不穷：“我一边对这些小东西爱不释手，一边已经开始有了隐隐的恐惧感，我有些怀疑它们真正的来路，但又实在无法抵御这点诱惑，所以我情愿相信，他真的会变魔术，这些东西都是被他变出来的。”就这样，从小学时开始、一直到整个中学阶段，身为“魔术师”的刘小飞，总是时不时地送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小礼物。等到刘小飞后来去省城上大学之后，因为他一段时间不再送“我”什么东西，“我”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没想到的是，“一直到大三快结束的时候，某一天，他忽然背着大包行李回家了。因为屡次偷同学的东西，他被学校开除了。”但尽管如此，刘小飞却依然习性难改。半年之后，他终于因再次行窃而被判刑一年。虽然从表面上看，刘小飞的偷窃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但“我”却因此而羞愧不已：“毕竟，他最早偷东西就是因为我，而我，早就知道这个秘密，却一直充当着他的同谋。”正因为刘小飞的偷窃与“我”紧密相关，所以，在刘小飞被判刑一年时，“我”才会作这样的一种自我反省：“我无数次想象过那个开头，想象他到底是如何开始的……因为母亲去世了，他开始照顾一个比他更小的小女孩，他想哄她开心，于是慢慢学会了变魔术，想为她变出更多的惊喜来。再到后来，行窃变成了一种瘾，又变成了一种疾病。在持续不断的行窃中，他越跑越快，越来越身轻如燕。”

也因此，倘若追根溯源，刘小飞的积偷窃以成瘾，甚至干脆就变身为无法自控的“魔术师”，主要还是为了让“我”开心，想要带给“我”过多惊喜的缘故。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得到，一个过早缺失了女主人的残破家庭，父亲不仅成天忙于工作，而且后来还被迫下岗（父亲被迫下岗后，为了谋生，在县城开了一个小小的杂货店。其逼仄程度，甚至“小得就像一只蜗牛壳”，久而久之，父亲自己，似乎也干脆就变成了“挂在货架上”的一件物品），只有身为小学生的哥哥刘小飞，在拼尽弱小的一己之力，照顾着还在上幼儿园的年仅六岁的妹妹，该是一种怎样的生存困境。事实上，也正是在如此一种匮乏的生存困境中，身为兄长的刘小飞，为了慰藉年幼的妹妹，才不惜打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成为一位嗜偷成癖的惯犯，到最后，不仅被大学开除，甚至还落得个锒铛入狱的可悲结局。以如此一种精神被扭曲以至于畸形的方式来书写表达生存困境中兄妹间相濡以沫的感情，孙频的这种日常书写，已经达致了相当的思想艺术高度。

但孙频却很显然并不满意仅仅完成这种事关亲情的日常书写，更进一步说，如此一种日常书写根本就与所谓的“海洋文学”无涉。很大程度上，这种日常书写，也只是拉开了《海边魔术师》的序幕而已。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么样”。肯定是因为感觉到刘小飞的因偷窃被判刑丢了自己面子的缘故，等“他出狱之后，父亲就不许他在家里住，让他搬出去自己住。”因是之故，无家可归的刘小飞，便开始了在县城里的流浪生活。尽管说“我”曾经试图找到刘小飞在县城的实际寄身之处，但却怎么努力也都无果：“我想，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根本就不想让我找到他。”到后来，刘小飞干脆就离开了县城，一路向南云游天下，一直抵达了位于大陆最南端的木瓜镇。

自打刘小飞不复归家后，“我”和他之间的联系，就剩下了时不时地通信这样一种方式：“那时候我在报社已经工作几年了，有一天忽然收到刘小飞写来的一封信。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地址的，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也没有再见过面了。他一开始在县城的工地上打工，后来听别人讲，他离开县城去省城找工作去了，后来又听说他已经不在省城了，好像去外省找工作去了，至于到底去了哪里就没人知道了。我甚至不知道他用不用手机，因为他从未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必须看到的一个事实是，正是从刘小飞在信中描述自己的游历状态开始，整个小说文本开始偏离初始部分的日常书写，开始显示出了某种不容忽视的浪漫传奇色彩。请看其中的这样一个段落：“我养了一匹马，纯黑色的，像个王子，漂亮极了。我骑着马儿慢慢从北到南，白天走路，晚上就随便搭个帐篷，在河边，在森林里，在草原上，在某个村庄。无论走到哪里，白天都能看到太阳，晚上，在我的头顶都有月光和满天星斗。”

事实上，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长期游历的过程中，刘小飞开始生出了一些特别的人生感受。比如，他会认识到一万年前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没有任何差别。再比如，他会说，大地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偏僻之处，“大地让人分不出尊贵卑贱，直至万物平等。”在一个已经进入现代甚至后现代的火车高铁时代，一个人竟然可以保持前现代的生活方式，竟然可以骑着马，不无优雅地在广袤的大地上一路向南，过一种类类似于游牧民的生活，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如此一种艺术描写的过程中，某种浪漫传奇色彩的具备，乃是无法被否认的文本事实。

事实上，除了骑马游历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一些描写，包括刘小飞今天住在树上，明天住在船上，后天便住在一个残破的老屋里的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披着日月星辰，枕着霞光，听着风从海上赶来，餐风饮露，像个苦修的隐士，又像个孤独的类人猿”，等等，也都非常明显地散发出了一种浪漫传奇的气息。

然而，孙频探索性书写的艺术“野心”却并未到此为止。离家出走后的刘小飞，只和“我”有着断断续续的通信联系，从来都没有和父亲联系过一次。也因此，只有借助于“我”，父亲才能对刘小飞的情况有所了解。到后来，一方面是刘小飞的来信不仅戛然而止，而且邮戳全都是那个名叫木瓜的海边小镇，另一方面，则因为年迈的父亲突然被查出已经身患癌症，“我”毅然决定辞去工作，购买了一辆房车，带着父亲一路南下，并且把木瓜镇当作了此行的终点。

虽然说父女俩彼此都心照不宣，但他们此行的一个根本目标，正是为了寻找那位早已“云深不知处”的刘小飞：“我知道，若不是因为刘小飞，父亲到死都不会出这趟门的。而若不是为了父亲，也许我也不会出这趟门的（这里的后一句话，我以为孙频的书写或许有一点问题，倘若我们承认他们父女俩的一路南下寻找刘小飞的这一趟人生行旅，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救赎意味，那么，这后面的一句话，恐怕就应该是‘而如果父亲不在了，我其实也还是要出这趟门的’）。”就这样，伴随着开着房车的父女俩的最终抵达，此前只是在刘小飞的来信中有所描述（请注意，刘小飞的这种描述，往往带有一定的夸张色彩）的木瓜镇这个海边小镇的异域图景，便不无逼真地呈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从根本上说，也正是因为孙频在关于木瓜镇的书写中透露出了非常明显的海洋气息，所以，我们才更愿意把《海边魔术师》看作是一种“海洋文学”。

且让我们首先对“异域”作一简单的释解。不知道南方朋友们的感觉如何，反正在我这个典型北佬看来，不论是木瓜镇人日常交流所使用的地方方言，还是那些充溢着南方气息的繁茂植物，比如木瓜、菠萝蜜、椰林、木棉树、龙眼树等等，又或者是那种万物有灵的观念方式：“在这个小镇上，很多边界都是模糊的，人和植物动物之间，活人和死人之间，地下和地上之间，都是可以相互穿梭往来的，万物有灵，且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真是热闹啊”，所带给我的都是一种陌生化的异域感觉，尽管说，孙频所描写的雷州半岛最南端那个地方，我也曾经有机会履足过一次。

关键的问题是，尽管他们父女俩来到木瓜镇后，四处寻访，虽然在寻访过程中，不仅从很多人口中听到过刘小飞这个人，而且也还看到过不少他曾经居住过的残破地方，但正如同我们一开始就已经预料到的，他们父女俩的寻访努力，到最后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无果，以至于，在预感到这个结局后，父亲竟然主动提出要返回故乡。作家的如此一种情节安排，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卡夫卡的《城堡》。正如同那个倒霉的土地测量员K永远也无法抵达城堡一样，他们父女俩也永远都不可能找到刻意隐踪的刘小飞。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孙频在《海边魔术师》里意欲传达给读者的复杂思想意蕴呢？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刘小飞为什么要不管不顾地坚持自我放逐？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隐藏在小说临近结尾处的这一段叙述话语中：“我呆呆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我明白，这是刘小飞的另一个魔术，他让自己凭空消失了。这次，他把自己变没了，那个他一直试图惩罚的自己。”如果说刘小飞的惯偷行为的确是一种不仅触犯道德底线甚或是犯罪行为，那么，他的自我放逐，就毫无疑问是一种带有自我惩罚色彩的自我精神救赎。其次，“我”和父亲他们父女俩的开着房车一路向南，最终抵达木瓜镇，并企图在木瓜镇寻找到刘小飞，就显然可以被理解为是他们俩的自我救赎。无论如何，刘小飞惯偷行径的养成，都与他们父女俩脱不开干系。如果不是因为父亲必须为了解决家庭生计问题而好好工作，不是刘小飞在母亲早逝后必须承担照顾妹妹的重任，那也就肯定不会有刘小飞的嗜偷成癖。就此而言，他们父女俩的木瓜镇之行，一种自我救赎意味的具备，就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再次，浸透着海洋气息的关于木瓜镇异域生活图景的描写中，潜藏着的极有可能是一种“反现代”的思想倾向。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除了“万物有灵”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在和他们父女俩的交谈过程中，那个“北方饺子店”老板反复提及的“着相”和“实相”这样的佛教语词，以及潜隐于其中的别一种生存顿悟。说到这里，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被忽视的，就是文本中曾经被一再提及的英国作家康拉德《黑暗之心》及其主人公库尔兹。假如说康拉德的《黑暗之心》有着不容忽视的某种“反现代”思想倾向，那么，孙频这部同样带有鲜明异域色彩的《海边魔术师》也肯定应该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