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我希望能像菲茨杰拉德写盖茨比那样写九月
写《九月》的动机，是想构建城市里最常见的一组关系：女主人与家政服务员。因此，这一篇直到结尾部分才出现的那个句子，反倒是早在动笔之前就已经浮现的：“不管彭笑愿不愿意承认，在这座城市里，赵迎春曾经是跟她关系最密切的女人。”
女主人彭笑，家政服务员赵迎春，她们的社会角色、经济状况和成长轨迹截然不同，但她们每天都在互相观察，依稀窥见对方难以言说的处境——比如男性有意无意的缺位，比如婚姻慢慢露出的苍白底色，比如那些激励着、也围困着人们的“目标”：努力奋斗，在一座城市里留下来，或者功成名就，把希望寄托在更为遥远与缥缈的彼岸。在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女人将会是一对无限接近的平行线。小说家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合适的事件，将她们卷进同一个漩涡，让彼此的命运产生短暂的相交。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搁浅在这个事件的构思上，只有一个模糊的直觉：那一定跟她们的孩子有关。
所以，毫无疑问，《九月》真正的主角并不是那个叫九月的孩子，而是他的母亲，以及他母亲的雇主——后者也有一个与九月年龄相若的女儿。最终选择把九月放置在一个所谓“综艺选秀”的环境里，是基于对这种刻意模糊真实与虚构边界的事物的长期观察。一方面，这是一个完全有可能产生戏剧性冲突的环境，它向年轻人（包括他们的父母）作出改变命运的承诺，又随时可能夺走它。另一方面，综艺节目的制作者的命运，也微妙地维系在节目究竟能吹出多大的五彩肥皂泡上。当小说里彭笑的丈夫廖巍突然发现九月不仅仅是一个被家里的保姆硬塞进来的关系户——他也具有某种可以被利用的潜质时，彭笑和赵迎春的关系，她们之间的“权力结构”就发生了短暂但耐人寻味的调换。于是廖巍说：“我们还可以给他机会的——或者说，他还可以给我们机会。”
这篇小说真正关注的就是这些细微而激烈的调换、倾斜、利用与和解。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都要提醒自己，抵挡一切正面勾勒九月的真实面目和刻画他的心理曲线的诱惑。我希望能像菲茨杰拉德写盖茨比那样写九月，通过彭笑的眼睛看他的轮廓，通过观众们的刻板印象去猜测他，同情他，最后遗忘他。我希望直到结局，你仍然拿不准九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这个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承受的是来自家长、媒介和社会的多重误解——尽管这些误解常常还贴着爱的标签。这些误解最终压垮了他。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无论是赵迎春给他的剧本，还是廖巍和彭笑给他的剧本，抑或是“粉丝”对他的想象，都离他的真实人生很遥远。在阅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也许你会想起一两个突然走红却又黯然消失的“草根”明星的名字，但九月可能是他们，也可能不是。
廖巍和彭笑与女儿廖如晶的关系——他们之间无可逆转的疏离——也同样是若隐若现的。在这个故事里，它最大的功能是提供赵迎春与九月之间关系的镜像，表明误解和创伤并不会因为阶层升高而得以豁免。与此同时，在故事的最后，当赵迎春出走，彭笑在记忆中把关于九月与晶晶的“思绪的碎片”混在一起时，这两个女人之间，终于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同情与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