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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历史是多民族文学史的三个理论关键词，它们两两结合缠绕成三组意义链条、价值关联极密切的理论关系，即民族与文学、民族与历史、文学与历史。本文在展开对多民族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考察之前，有必要对这三组理论概念的关系进行简要辨析，以期梳理得出进一步判断、考量的精神坐标和价值方位。

探究“民族与文学”的复杂关联，不难发现，文学作为民族精神、民族思维、民族性格等的直接或间接的审美化呈现方式，曲折交织贯穿于民族的发生发展过程当中。当实存意义上的民族终结之时，民族的文学性及文学的民族性也将宣告终结，文学或将以超越性、无功利性的面目示人，但只要民族存在，文学的民族性便构成文学的内在要义和本质属性之一。至于“民族与历史”的复杂关系，或可于“叙事”这一修辞想象层面找到共通点，这意味着民族的叙事话语与历史的叙事话语在某种程度、某些阶段上可以合二为一。当然，这两种叙事不能相互遮蔽或涂抹或篡改，而是相互对象化甚或相互佐证，关于民族的知识和关于历史的知识亦随之被逐步建构。“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考察或可如前两组关系一样，一是从中提取出两个焦点命题即“文学的历史化”和“历史的文学化”给予观照，二是在叙事话语层面尝试打通彼此之间的关隘，那么，作为心灵之谜的文学与作为时间之灵的历史都在对意义的求证和追问中讲述着相似的人类故事，在宇宙时空里留下无法拭去的人类精神烙印。

由此再观民族、文学、历史三个关键词构成的“多民族文学史”，上述三组理论关系无疑内置其中且发挥着潜在而巨大的作用，使“多民族文学史”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史观极富理论的活力和延展性。本文之所以采用其作为治史的核心观念进行探讨，不仅基于新世纪以来文学界、理论研究界在热烈深入讨论后已达成的肯定性的理论认同，而且源自笔者躬身实践过的文学史书写、文学史研究所形成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具体析之，多民族文学史从内涵上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56个民族的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互促互动、相互印证、互为镜像，共同绘制中国文学图景。其价值基座不是多个民族的精神联合体，更非僵硬的民族主义，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认同，甚至不仅仅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同，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具有特定历史传统的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精神价值的总和。从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视域看，赫尔德认为民族是一种“自然之树”，费孝通早在上个世纪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著名判断，那么，新时代我们党和政府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像一片“树的森林”，自然而然地形成独特而稳定的“生态系统”，56个民族在这样极具生长性的系统里紧密联系建构起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这四个层面的共同体在精神价值方面的总和无疑为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准。这一价值基准的主要内涵指向多民族共生共存，既开放多维又凝聚融合，各民族之间从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文化平等等多方面结为一体。实际上，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论话语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特征。以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为例，其中包含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现代主义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等等复杂多样的文化形态，对于这些文化形态不能搞简单的均质化、平均化，而是要建构开放的、平等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不同文化形态和不同文化单元之间需要对话与碰撞，需要交流与交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维度上“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为理论聚焦和具体实践的对象，牢牢锚定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之根脉。以此为内在逻辑和实践依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多民族文学史书写的理想形态，无疑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合目的性、整体性和多样化特征。

首先，从多民族文学的理想建构层面看，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发展关怀经由审美转化将成为多民族文学的在地性表达，成为多民族文学秉持的现实主义精神之源。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根基意识也浸润、灌注进多民族文学的深层脉络，成为文学的民族根性、文化根性而得以饱满壮大。不可忽视，多民族文学必须保有对历史遗留与现实存在问题进行反思甚至批判的能力和权利，否则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会杂生共存，难以做到去芜存菁，民族文学的本质力量和发展活力都会大打折扣。

其次，从多民族文学史的理想型书写范式来看，对多个民族文学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同步以及相互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宜采取历史的、理性的态度和学理性方法直面处理，而不宜用某一民族文学的优势去生硬比较另一民族文学的弱项，或者用单一民族文学的标准来统一衡量其他民族文学的多样化形态，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复杂而丰富的文化特征应有足够的把握和“了解之同情”，对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问题要着重进行积极阐释和理论建构。另外，确立有效的普遍的审美价值标准，由此再对作家作品给予客观准确的审美观照和艺术把握，也是多民族文学史书写不可或缺的理想路径之一。无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多民族文学史的理想形态，应该能够有效解决并合理书写多民族文学的起源、发生、发展的曲折历史进程，能够处理好文学史书写的时间与空间的二元关系，对文学意义和民族意义上的“多数中的少数”以及“少数中的少数”都能给予足够重视，一方面清晰梳理和精准阐释，一方面高度概括和分析总结，做出合乎历史规律并能求证于历史之后效的大胆取舍，把多民族文学的思潮流派、优秀作品、代表性作家、艺术经验等永远珍存在历史航道上，为未来的读者提供多姿多彩的文学全景图。

再者，从多民族文学史书写的现状来看，近年来已有多部文学史著作做出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努力，形成如民族文化型、空间地域型等代表性的书写范式，如朱德发、魏建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和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便分别创新性地运用了这两种多民族文学史书写的范式。按照朱德发先生的构想，《现代中国文学通鉴》要呈现和建构“全景观的文学史”，“从横向上它吞纳现代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多种系统多种样态的文学，在纵向肇始于晚清文学变革而下限却是无止境的”。由是，全书分上、中、下三卷，按照历史时间依次探讨了多元一体文学结构的形成、演化、拓展，而每一历史进程又涵盖了四种文化渗染的文学形态给予横向总览和个案解读。其中，民族文化被归入传统文化，并抓住民族与文化、文学的复杂关联进行深入讨论，如藏族作家阿来与藏佛文化小说、回族作家张承志与伊斯兰文化小说等。关于作家与文学思潮的梳理归类，《现代中国文学通鉴》尊重历史本来面目，将藏族作家扎西达娃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中国化问题做了历史钩沉和文本再阐释。《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作为空间地域型多民族文学史书写的典范之作，在研究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根本性地扭转具有多民族文学特征的西部文学被逐渐边缘化的研究趋势，丁帆先生确立该书撰写的宗旨在于“全面地、系统地勾画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面貌，将它置于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研究序列”，“西部”不仅成为其书写的空间地域方位，也是其书写的文化精神方位。《中国西部新文学史》的醒目收获之一是总结归纳出了西部新文学所谓“三画四彩”的审美风貌，并以此为线索或标准贯穿到整个西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里进行把握和论证。

另外需要指出，近年来出现的部分文学史编著，因其文学史观尚未完全统一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来，所以在具体编撰时存在某些缺憾与不足，如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比而言量与质的安排不均衡、少数民族文学的“他者化”“矮化”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经典作品阐释不到位的问题等等。也有一些文学史编著，基本上仍可视为仅是汉民族文学史的书写，多民族文学或者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文学观念对书写者而言是匮乏的、不具备的。

对于文学史书写者、研究者而言，要有能力去积极关注乃至引导多民族文学广阔火热的文学现场。多民族文学健康良性的发展活力就在于用开放性的心态写出生活的质感，写出血肉丰满的人生，对某些文化糟粕要勇于反思和批判。要尽快意识到并有效避开文坛出现的同质化的写作问题，题材选择上不跟风不盲从，写生态、写民族历史、写民族风俗等的较多，写当下现实生活的少，而且作品往往缺乏力量感，写民族文化写得深度不够，符号化和表层化写作较多。或许有一对策，作家急需寻找到独属自己的文学语言，就像评论家、文学史家也要有自己的论述语言一样。语言是文学的根。无论母语写作还是汉语写作，都应该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叙述腔调，避免千人一面。

当下，强调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味着从民族认同最终将导向国家认同，这就需要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创作者都应确立鲜明的祖国观念和培育感时忧国的情怀，其自我身份建构才能从个人走向民族走向国家，眼中的世界也必将在这一自我寻找的过程中逐渐阔大、辽远。或许，当我们能自由运用自我的“他者”的视角，以及民族的“局外人”视角来打量审视世界时，世界才会开启无限维度，向我们扑面而来。

总之，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理想形态的多民族文学史可谓任重道远，既要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现场释放积极的召唤作用和引导作用，又要对未来的文学史进程起到科学理性的干预和前瞻性的观照，更要对已经发生的民族文学故事进行全面的、有高度的创造性书写。书写多民族文学史的全景图，将是56个民族的研究者和创作者积极对话、共谋共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