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放眼当下时代的汉语小说写作，大概存在着这么几种不同的叙事模式。一种主要着眼于看似寻常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日常叙事，典型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与王安忆的《天香》。一种更多地聚焦于影响巨大的家国大事，我们或可把它称之为宏大叙事，比如何顿的长篇小说《黄埔四期》或者肖亦农的《穹庐》。再一种则主要是借助于传奇的方式来完成小说叙事，或可被称之为传奇叙事，典型如余华的《文城》或者孙频的《我们骑鲸而去》。还有一种乃主要通过荒诞变形的方式来进行小说叙事，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带有突出现代主义意味的荒诞叙事，比如刘亮程的《捎话》或者李浩《镜子里的父亲》。虽然说不论是哪一种叙事模式也都有各自代表性的作品产生，但相比较而言，我却更看重那些日常叙事的小说作品。能够从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写出某种内在的惊心动魄，正是这一类小说作品特别让我青睐的根本原因所在。

长期旅居海外的张惠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在两个方向持久发力，令人印象深刻。从文体上来说，她这些年所写的绝大多数都是短篇小说。从叙事模式上来说，她的写作方向也似乎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日常叙事，总是能够在看似寻常的日常生活中有自己独到的发现与领悟。这一方面，艺术完成度极高的一个作品，就是短篇小说《朱迪》（载《收获》2022年地1期）。正如同你已经预料到的，朱迪是一个美国女人的名字，张惠雯在这篇小说中所集中讲述的，乃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一个被命名为“林”的旅美华人）与曾经一度有着“深交”的密友朱迪之间的交往故事。关于“深交”，文本里有这样一段不容忽视的交代性叙述：“深交的人会谈什么、做什么？我也没有明确定义，但我想，至少要经常和对方谈及自己，譬如谈谈对某些人某些事的真切感受、内心深处的矛盾和疑虑，当然，还有自己的过去。那些你不会对普通朋友提及的事，你或者和深交的朋友谈，或者对陌生人说。就这种意义上来说，我和朱迪称得上深交。”

需要专门提及的一点是，“我”和朱迪各自的家庭境况都有所残缺，难称完美。首先，是朱迪。身为自由职业者的朱迪，其日常工作是“偶尔帮食品商家拍产品图片”。尽管在成长过程中有过难以忘怀的情感隐痛，但成年后朱迪的幸运之处却在于有了一个殊为难得的丈夫乔伊：“乔伊是他的丈夫。她从来不掩饰对乔伊的爱恋：‘我们在一起八年，结婚五年，但他还是那么迷人，我甚至觉得他越来越迷人。他是我见过最好的男人，有人可能不同意我，我才不在乎。’”这段叙事话语中，溢于言表的正是朱迪对丈夫乔伊的浓浓爱意。也因此，在“我”的观察视野里，朱迪和乔伊属于那种令人羡慕的神仙伴侣：“这爱情故事并不新鲜，但动人的爱情故事恰恰都差不多。当朱迪讲到动情的地方，乔伊会摸摸她的头发或者把她搂过去亲一下。他的亲密有种恰到好处的温柔，却不过分，至少不会让旁观者尴尬。我心里暗自感叹：多么美丽的一对夫妇！”然则，朱迪和乔伊尽管看似天作地合的一对神仙伴侣，但唯一的缺憾却是没有自己的孩子（虽然说一直到小说终篇为止，作家都没有交代他们俩为什么会没有孩子。到底是生不了？抑或还是自己根本就不想要？）。然后，是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我”所拥有的，是指只包括自己和儿子东东（英文名汤尼）两个人在内的一个单亲家庭。“我”和丈夫，则早已因丈夫的出轨而离婚。没有固定工作的“我”，其实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除了来自于前夫的一笔赡养费之外，也只是“在家接一点儿设计书籍插图、商业海报的工作”。虽然失去了丈夫，但“我”却因此而得到了一种难得的“自由”感觉：“我做什么不再需要和人商量、不用考虑另一个人的感受，而且，我可以随意支配钱了！”从两个家庭的构成情况来说，这两个家庭之间的友好交往，其实也正建立在“我”和朱迪她们两位女性之间的友谊之上。

但“我”却无论如何都没有料想到，自己和朱迪之间的友谊，到后来竟然会因为乔伊的介入而陷入危机之中。乔伊第一次给“我”发短信，是在一次共同外出游玩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收到乔伊的短信，我们之前一直没有交换过电话号码，所有联系都是通过朱迪。”身为事件的知情者，那一次，朱迪就已经流露过些许对乔伊的不满：“朱迪说：‘亲爱的，我们真的迷路了。你不知道乔伊多着急，他怕你等太久。我说你不会介意的。我希望我们没有等太久。’朱迪并不善于掩饰自己，所以，我感觉到她有点不悦。”正所谓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乃至第N次，那次旅行回来后，“我”又收到过乔伊的几次问候短信。面对乔伊不期然间的问候短信，“我”虽然也都做了回复，但在回复的同时却又颇感不安。因为乔伊是朱迪的丈夫，所以，照理说，“我”和乔伊这两个点之间的联系，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绕过朱迪这个点。不知道朱迪是否已经对“我”和乔伊之间的私下联系有所察觉，反正，也就在这个时候，她不无警告意味地告诉“我”，自己曾经因为乔伊和女友林赛之间的私下短信联系而最终拉黑了林赛。

由乔伊而导致的“我”和朱迪之间友情的彻底破裂，发生在一次暴雪之后。那一次，身陷应急困境中的“我”，近乎本能地发短信给乔伊，询问停电的相关情况。没想到的是，得知讯息后的乔伊，竟然瞒着朱迪，冒着暴雪很快就出现在“我”和汤尼面前，施以积极的援手。如此一个非常的极端天气，乔伊的刻意隐瞒，再加上朱迪的过分敏感，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必然是朱迪不仅怒气冲冲地“打”上门来，而且还不容置辩地强迫乔伊随同自己离开了“我”家。冲突发生，友情断裂之后，身为当事人的“我”，曾经先后两次在复原的基础上对事件作出过相应的反省。第一次反省的结果是倍感冤屈：“夜里躺在床上，我一直在想事情是怎么发展到了无可辩解的程度，只是因为那些问候性的短信、那些不掺杂任何男女私情意味的拜访？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没有一句暧昧过界的话，没有任何哪怕是无意的肢体亲昵。但在朱迪眼里，我已经确定无疑是那个背叛了她、引诱了乔伊的女人。我感到我是一个被冤枉的罪人。我试着找我自己的‘罪过’，我可以被她指摘的地方，但我最后发现，除了没向她‘汇报’乔伊发来的那些短信，没有告诉她乔伊曾带汤尼出去玩儿过两三次之外，我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只是一个被无辜冤枉了的女性么？只有在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方才意识到，情况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但在过后的日子里，当我反复思量、试着往更深处想，我发现朱迪的猜疑并非没有道理。如果乔伊继续他的拜访，那么总有一天，我们极有可能跨过友情、道德设置的边界。我不是说乔伊会离开朱迪，这种事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那道边界并不牢靠，尤其对于两个相互喜欢又有机会走得太近的人。我何必否认呢，在朱迪来找乔伊的那个大雪天之前，我梦到过乔伊，不止一次。”应该说，当张惠雯终于触及到“我”曾经数次梦到过乔伊的时候，也就不无真切地揭示出了“我”这个人物形象的某种精神分析学深度。与此同时，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一方面，“我”和乔伊之间，的确干干净净地什么都没有发生，张惠雯所写的，的确称得上是一个“无事”的悲剧，但在另一方面，从“我”对自己的深度精神分析，我们却又可以看出，其实在“我”与乔伊之间，一切皆有可能。既如此，如果从“罪性”或者“原罪”的角度来说，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说“我”是完全清白的。

在小说中，拥有精神分析学深度的人物形象，除“我”之外，也还有朱迪。朱迪之所以会对丈夫乔伊与任何一位异性的深度接触都充满戒心，充满了恐惧和焦虑，其实与她青少年时代的一段痛苦人生经历紧密相关：“我们几乎什么都谈。她给我讲她心碎的少女时代，她最爱的父亲在她十二岁时离开了家，搬去和另一个女人住。她不能接受会被父亲‘抛弃’。她还有个弟弟，比她小七岁，而她当时感到父亲真正背叛的不是她母亲也不是弟弟，而是她。这正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她一直以为他最爱的人是自己。”如此一种怨恨，竟然一直持续到她十六岁的时候。一直到那个时候，朱迪才在原谅父亲之后，和父亲成为了朋友。要害处在于，成年后的朱迪，虽然从表面上看已经通过对父亲的原谅而实现了某种情感上的自我超越，但在内心深处，那种曾经被背叛的精神情结却一直都还在。从根本上说，她之所以会对丈夫乔伊和密友“我”之间的相互接近持一种无法接受的拒绝态度，也正是这种精神情结作祟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