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鄂温克族是居住在我国东北边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鄂温克族有民族语言却没有独属本民族的文字，大多时候他们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民间故事与民歌民谣，这样难免会造成某些民族文化样式的流失乃至没落。乌热尔图作为鄂温克族第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创作伊始即被李陀先生称为“使鄂温克文学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的作家，这大致源于其笔下作品常常将个人命运与民族整体命运联结在一起，用动人的文字忠实记录下鄂温克民族的生活习性与生存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鄂温克族的生存条件，但其也面临着森林家园的毁坏、生态环境的恶化等诸多时代症候。乌热尔图较早地意识到改变此种生存窘境的紧迫性，试图用文字的力量鼓舞人们重燃坚韧果敢的民族品格，探寻改善生态失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实良方。其作品生动再现了鄂温克族所经历与正在经历的命运变化，倾吐人们的心声与真实的民族诉求，以期重塑鄂温克民族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一、“动物叙事”：意象构建与民族文化隐喻

动物作为自然界重要的一份子，自古以来即是文人墨客的关注对象。动物在一般性的文学描述中不仅会作为自然存在的独立个体，也时常被创作者赋予奇特而精妙的象征意蕴，以此寄托人们的主观想象与思想情愫。“动物叙事”的表述方式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叙述策略，在诗词歌赋等多种文体样式中不断操演，其中亦不乏经典之作，发展至当代的叙事范畴，愈发显示出广阔的话语空间。如张承志对“黑骏马”的书写，成功勾勒出草原文化所孕育的独特民族品格与精神气度，成就了“黑骏马”这一文学史上极具标识的经典形象；阎连科小说中有关乌鸦和狗意象的书写，成就了文本丰富的叙事张力，凸显作家的思考深度；莫言更是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动物世界”，被赋予众多意旨空间的动物意象传达出其对于人与社会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由于长期生活在古老的鄂温克族狩猎部落，乌热尔图对森林里的动物天然葆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一种敏锐的直觉，这让其在有关“动物叙事”的表述上总是游刃有余，其笔下的诸种动物意象既逼真传神，又生动活泛，充满大自然的荒野气息，同时不乏尖锐而极具震撼力的现实指向性。“动物叙事”之于乌热尔图，似一面明镜，清亮地折射出鄂温克民族的日常生活状态与传统文化习俗，而透过光滑的镜面深入内里，却可窥探到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所在。

在乌热尔图所精心编织的庞大“动物叙事”架构中，既不乏对民族传统习俗与文化信仰遗失的深层思考，亦有对民族精神、民族原始生命力绵延蓬勃的企盼；有从生态视域介入对鄂温克民族和谐共生之路的吁求表达，亦有对亲情的渴望及对温馨家园的留恋之情，抒发鄂温克人民浓厚的乡土情结等。熊是乌热尔图森林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意象，也是鄂温克族人一直葆有特殊复杂情感的物种之一。熊图腾神话是“鄂温克族初民对自然界和万事万物的最直接而超越自我的感性认识。……鄂温克人认为人类的始祖是熊，熊与人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熊创造了人类及其子孙后代。”一方面，鄂温克族人对熊拥有着最为原始的崇拜之感，像长辈一样虔诚而真挚地对待它们；但另一方面，由于森林食物的逐渐短缺，族人为了生存所需也难免会选择杀熊、吃熊，之后再举行隆重的风葬仪式以减轻内心罪恶感。乌热尔图不惜运用大量笔墨来细致描摹这些震撼人心的场景，不仅展现出近年来族人对熊由敬重、仰慕到怠慢、亵渎，从紧密依存到相互残杀的转变过程，更为切要的是，借此传达出对民族传统习俗与文化信仰遗失的深层思考。

在《棕色的熊——童年的故事》中，年少的额波视熊崽儿白脖子为自己最喜欢的朋友，年老的索日卡称大熊为“合克”“额沃”（汉语中的祖父、祖母），不难看出此刻人与熊和谐共存的关系。白脖子被送走后逐渐长大，成为威胁猎营点生存的对手，猎手们对其展开了杀戮，额波杀熊后却不敢承认，源于内心畏惧感的存在。文中详细叙写了吃熊肉时的严肃仪式：对着火堆念叨祈福的话，学乌鸦叫造成乌鸦吃熊肉的假象。《熊洞》中同样讲述了打杀熊时的部族习惯：紧闭自己的嘴保持打猎时的沉默，以“熊睡觉”代替“熊死了”，最后还要把熊的骨架进行风葬。在这里，熊早已超越了作为单纯动物物种存在的意义，成为鄂温克族人们所敬畏、信仰的图腾之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族群文化的渐趋衰退，不解民族风俗的外族人视图腾之熊为封建迷信的产物，是民族落后的源头。而在《丛林幽幽》中，更是凭借离奇的人熊关系的书写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与评议。文本创造了一个强壮凶狠、森林之王的巨熊形象，母熊赫戈蒂是奇勒查游猎家族猎人们痛恨又无法打败的破坏者，作为鄂温克族的祖先，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鄂温克族人坚韧勇猛的强者形象，早已“不仅仅是古老图腾崇拜的简单还原，还是鄂温克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神奇象喻”。

鄂温克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附近，草木丛生的自然环境使得部族人民与大森林之间形成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大自然在与人类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也被赋予某种力量，承载着他们的精神信仰，其中就包含对森林中一些动物物种的盲目崇拜。外表凶狠残暴的熊被贴上神性的标签，巨熊的图腾崇拜生动地诠释了坚定果敢的民族品格。乌热尔图小说中另外一种出现频率较高的动物意象则是驯鹿，同巨熊一样，它们往往也被人们赋予某种神圣化的意旨，而当营地出现苦难却未能摆脱时，人们对鹿的神性产生怀疑，矛盾心理也由此产生。将鹿视为民族的吉祥物，实则代表着鄂温克族人信仰的缺失与错位，更预示着作者呼吁真正的民族精神的愿望。乌热尔图的诸多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出现过鹿的身影，如《鹿，我的小白鹿啊》中岩桑和川鲁两个小朋友背着家人、不畏险途，勇敢地踏上寻找小白鹿恰日卡的旅程。寻觅的过程正是他们的成长仪式，孩子们的找寻经历传递出鄂温克民族坚定的信念与不惧困难的勇气，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

鄂温克族自古以来就依托于森林过活，而无尽的索取让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乌热尔图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密切关注到这一可怕现实，在《胎》《雪》《玛鲁呀，玛鲁》《在哪儿签上我的名》《你让我顺水漂流》等作品中都提及到猎民捕鹿或驯鹿群亡的情节。大部分与鹿有关的讲述实则更倾向于警示人类当前所面临的严峻生态问题，鹿的意象成为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和谐共生状态受到实质威胁的象征性存在。《七岔犄角的公鹿》中以“我”的口吻诉说了与公鹿数次相遇的场面。公鹿最终凭借自身的力量与智慧战胜了狼，成为“我”这个小猎手心中真正的勇士。公鹿周身所散发出的迎难而上的英雄气概鼓舞了“我”，让“我”知晓该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猎手、真正的男子汉。《丛林幽幽》中的鹿意象与巨熊一样充满了神秘与神圣的色彩。萨满托扎库将猎人遇到的不褪犄角的野鹿视为部族的吉祥物，引导人们恢复早已遗忘的信仰，将部族命运维系在野鹿的犄角上。事与愿违，野鹿并没有帮助族人摆脱恶劣营地的命运，反而加重了他们的困境。在乌热尔图笔下，对充满刚性力量的公鹿形象的刻意强化，暗含着对鄂温克民族固有民族品格与精神气质的赞美、呼吁，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文化情怀。

乌热尔图在小说中也常常强化马这一意象的拟人化功能，借以表达作者对温馨家园的留恋之情，以马的成长象征鄂温克民族的转型，对民族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与憧憬。《兔褐马》中的马两次被主人送走、两次最终都能成功返回牧场，有老马识途的记忆经验所在，更重要的是兔褐马对主人、对马群的不舍坚定了其执意回家的信念。马留恋故土是鄂温克族人眷恋家园的象征，亦是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在飞速发展的时代进程中，熟悉的故乡日渐远离，人们赖以生存的森林空间也渐趋消失，作家写下此篇的目的在于唤醒人们的家园意识。《我是一匹马，从森林里来》更是将叙事范畴拓展至沙栗马的一生，身强力壮时帮老头儿拉运货物，病倒后却被抛弃，后又被年青的骑手驯服成为赛马场上的勇士，最终却去到陌生马群。沙栗马因无拘无束的天性不愿被人套住，与人展开激烈较量后依旧没能逃脱被束缚的处境，自己也身受重伤、失去自由。在其痛苦孤独的时刻，想到的是母亲的召唤与熟悉的鄂温克大草原，对亲情的渴望和故土的念想代表着鄂温克族人民浓厚的乡土情结。乌热尔图的笔下除了熊、鹿、马的形象频繁出现之外，也常常能看到其对猎犬、鸟、狼等动物意象的塑造。猎犬是人们捕猎时的得力助手，鸟的歌声能够唤起内心深处久违的记忆，狼是森林里凶残的代名词。

值得一提的是，乌热尔图在小说中构建如此纷繁的动物意象亦暗含着对人性的拷问，“它们代表着一种‘权威’，以他者的视角为人类提供一个更为真实却也更加多元的完整认识自身的渠道。” 熊的勇猛刚烈，鹿的倔强机智，马的潇洒自在等诸种特性投射在人身上，则为人性和善而积极的一面。而熊的野蛮狂躁、鹿的神性丧失、马的疯狂不羁等这些特性占据叙事主体予以展现并造成一定灾难时，代表着人性中阴暗、邪恶的一面占据了上风。“文学中的所有动物都具备工具性，是作者营造氛围、传达思想、抒发情感、表达意蕴的手段。作者赋予文学动物生命，文学动物一切听从作者的‘安排’。”乌热尔图笔下精妙的“动物叙事”表述，无疑将文学动物的此种“工具性”属性发挥到一种近乎极致的境地。在其精心搭构的具备广阔生命视域的动物世界内，这些被赋予鲜活生命质地的动物形象成为反衬人类自身、彰显民族主体性的重要存在。人与动物同为善恶交织的统一体，善恶变化与所在的生存环境休戚相关，乌热尔图以大自然中动物族群的渐次递减昭示人们日渐淡薄的生态保护意识，以及当下正在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严峻性与紧迫性，试图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民族生态平衡之路的建构探寻可持续性的路径，彰显出作者悲悯的叙事情怀与丰韵的人文情愫。毋庸置疑，以“民族代言人”姿态驰骋于文坛的乌热尔图，其笔下有关动物与民族性的相关书写，在当代文学“动物叙事”创作整体格局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一席。

二、多维视角：作为“族性声音”的叙事展览

不同的作家在讲述故事时均有各自不同的叙事视角，“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同一作家亦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件做出描述，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其全貌与特质，更好地传达作品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诉求。如同为书写鄂温克族的民族生活画卷，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选择以特有的女性视角作为叙事根基，乌热尔图则一以贯之地以男性的话语立场讲述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及其所历经的发展变化。这其中，性别因素也许是视角选择差异性的原因之一，但鄂温克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及作家所秉持的创作理念显然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发掘叙事视角和作者的内在联系，深入地解读作品所蕴涵的作家心灵密码”。乌热尔图生长生活的敖古鲁雅是完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尤其对男性的力量与壮美有着天然的崇拜之感，男性视角的选择自然也能更为深入而真实地再现鄂温克族的生活状貌。与此同时，乌热尔图又根据不同文本主题诉求的差异择取更为契合的叙事视角，不同的人称视角独立、反复抑或交叉、互补式出现，以多种叙事聚焦与话语蕴藉的方式，丰富了文本的情节视域，拓宽了作品的叙事张力。马克•肖勒在《作为发现的技巧》中直接将叙事视角跃升到界定主题的地位，正是得益于多维视角附着于“族性声音”的精妙运用，乌热尔图笔下壮阔磅礴的民族书写焕发出特有的叙事魅力。

乌热尔图早期作品叙事视角的选择相对较为固定，大多采用传统的第三人称为主的全知性叙事视角，叙述者成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无所不知的角色，可以随时随地掌握事态变化动向及发展趋势，使作品尽可能地展现出更为具体、完整的信息。这一类叙述者一般皆由长期生活在森林里的鄂温克族人担当，他们常常以本民族的眼光——“族性”视角去进行观察与自我反省。如《森林里的歌声》《熊洞里的孩子》《瞧啊，那片绿叶》等在情节讲述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山外人即共产党人的化身，他们给鄂温克族人提供了生活上的帮助，闪耀着人性的光芒。鄂温克族人真切感受到“十年动乱”结束、民族获得新生带来的真实变化，对共产党人由不了解带来的仇视变为感恩，并对鄂温克民族的未来满怀憧憬。特别是猎人和老人的主体形象设置，几乎占据了乌热尔图民族叙事的半壁江山，如《鹿，我的小白鹿啊》中的岩桑和川鲁、《棕色的熊》中的额波，无论是寻找小鹿，还是狩猎棕熊，在经历内心的挣扎与失败后，仍旧迎难而上战胜困难，成为真正的猎人。两部作品以全知性视角记录下鄂温克子孙在风雨中的成长历程，不约而同将希望寄托在不断成长的小猎人身上，正因他们是整个民族的希望所在。《雪天里的桦树林》中的雅日楞和兴泰，在与川岛生死决斗的时刻，选择了以日本人擅长的摔跤战胜了日本兵，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到鄂温克人民坚毅顽强的民族心理。

在乌热尔图笔下，老人是鄂温克民族的符号，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承人，也是民族未来的预言家。《森林里的梦》中老人沙日迪无比怀念记忆中美丽、可爱的家乡，《猎犬》中的革讷和《雪》中的伦布列老人都喜欢讲述自己年轻时的英雄战绩，回忆曾经美好祥和的自然环境。《老人和鹿》中以不能如愿听到野鹿叫声的老人为主体，寄托了作者对鄂温克民族生态坏境的忧思。鄂温克民族从诞生之时起，即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相互依存，而后随着现代文明的涌入与冲击，其数百年来所形成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惯发生了改变。无论是本族人还是外来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滥砍乱伐、肆意猎杀的破坏行为，使得鄂温克族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老人形象的塑造赋予一种强有力的比照，促发全民族的普泛关注，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还民族和家园一片绿意盎然。全知视角的运用让作者更加自由地对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进行艺术加工，契合所要呈现的主题，也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把握情节进程，引发共鸣。

乌热尔图在后期创作中有意增加了以第一人称为主的限知视角，以“我”的切身体会叙述真实经历和发生过的故事，借“我”之口述说鄂温克民族的心声。“最初，我受俄罗斯作家的影响较大，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自己也有意识地改变这种单纯的状态，摸索与生活比较贴近的表达方式。我的写作更多的采用人物独白的方式，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多了起来，甚至直接使用独白，以独白来构成整部作品。”《七岔犄角的公鹿》《绿茵茵的河岸》《堕着露珠的清晨》《雪》《清晨升起一堆火》《玛鲁呀，玛鲁》等作品均采用了限知性视角，以个人化角度展现事情的局部，事情的不完整性与奇妙性同在。《七岔犄角的公鹿》中“我”想要摆脱继父的责骂与殴打，成为真正的猎人。在面对唾手可得的公鹿时却一次次任由其逃脱，正因为从未感受过家的温暖的“我”在那只“七岔犄角”的公鹿身上获得了真正的鄂温克男子汉精神。《玛鲁呀，玛鲁》中“我”为了制止姐姐巴格达与弟弟努杰的争吵失手将弟弟打死，悔恨与忏悔充满心头，寻找心灵救赎之路。“我”亦是为民族考虑、担忧的猎人，担心鄂温克族失去生机勃勃的森林和生存的营地，担心狩猎习惯和规则被打破，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除了鄂温克本族人可以承担“我”这个角色以外，路过的人员或是来参观的人都能成为乌热尔图笔下的“我”。如《绿茵茵的河岸》中的“我”，作为一个偶然的路过者，听放牧人“他”假借其朋友身份讲述在边界河岸所经历的那段水中捞月般的异地恋情。“我”在文中只是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话者，没有任何的人物特征，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对“他”或者“他”所代表的整个鄂温克族人民的美好印象。相比于全知视角的运用，限知视角的存在更易通过人物语言、心理描摹表达“我”的真实感受与情感态度。即便不能获取事情的全貌，也能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引发众多的讨论，增加作品的主题内涵。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我”都是以主角身份存在的，“我”的出现是为了服务于周围的其他人物。如《堕着露珠的清晨》《绿茵茵的河岸》等作品中真正的主人公分别是别吉大叔和“他”。这样的手法拓宽了“我”与主人公的距离，仿佛以旁观者身份对待情节进程中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拉近了与读者间的距离。“我”只是引领他们进入故事的人，并不是故事的参与者，而是叙事的接受者。“作者让不同身份的人物发声而不是自己发声，充分挖掘他们的心理，有效避免声音的替代。这诸多个‘我’既是鄂温克民族一个个具体的人，也是作者本人。”

另外，乌热尔图丰富的文本形态、叙事样貌与意旨空间也决定了其叙事视角的选择维度更为大胆，也极具创造性与多样性，或尝试以第二人称为主视角展开情节讲述，或利用视角的灵活转换，使三种人称视角不断转换，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如《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中通篇以第二人称“你”讲述更换民族身份的故事，颇具意识流手法的特色。小说将叙事重心从鄂温克族惯有视域中转移出来，探讨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政策问题。主人公“你”为公署畜牧局的科长，因害怕失去自己的生命和仕途，曾经极力掩盖外祖母为达斡尔族人的事实。多年后为了生二胎的儿子免受政策惩罚和女儿高考多加10分，“你”又利用外祖母的少数民族身份更改自己的民族，为家人谋取利益。同时作品也对“你”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剖析，数次询问“少数民族”的概念，质疑“什么是民族？民族到底是什么？”小说以“你”的口吻展开叙事，调动读者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参与感，“你”不仅是读者，也是故事中的人物，被作者引导着去思考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文中借女工作人员之口点明了“民族”的真正含义，“我的民族就是达斡尔。她是我的生命。”

视角的转换是乌热尔图小说叙事特色之一，于不经意间进行着“我”“你”“他”之间两两转换，自由与随意、真实与亲切同在。《你让我顺水漂流》中大部分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回忆与卡道布老爹接触的画面，但在寻找出走的卡道布老爹时将第一人称随意转变第二人称视角。“我看见了一只红色的啄木鸟，这种颜色的鸟非常少见，它在你的眼前东蹦西跳，就是不肯离去。你朝它走几步，它就扑腾几下翅膀顺着小河飞一段，可它一次也不肯飞远，总让你望得见它的影儿。” “我”和“你”之间的自由转换为接下来的小鸟引路做了铺垫，小鸟从被看者变成引路者。《丛林幽幽》中也涉及这一手法的运用。奇勒查游猎家族的故事由年迈的色勒木老人娓娓道来，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言说家族的历史。但在讲述过程中经常中断，转而介绍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生活，如鄂温克族的生育习惯、玛鲁神文化、营地生存等。有时作者还故意转变口吻，以第一人称“我”的亲眼所见描述风葬现象和萨满神袍，偶尔也会提到“你”来引出有关鄂温克族的书籍。用独特的言说策略将被遮住面纱的鄂温克族展露在世人眼前，于故事中插入纪实的内容，“力图用文学的形式记录和保留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长久以来，鄂温克族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民族文化，因没有文字记录丢失了很多文化遗产。乌热尔图在小说中灵活运用多种视角，更利于情感表达完美地融于文字书写中，呼吁人们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

三、省思与守望：当代民族生态话语的诗性建构

在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乌热尔图始终以饱满的民族热情和民族责任刻画鄂温克民族的面貌，并以小说、散文、图集、专著等多种形式呈现出来，成为鄂温克族的代言人。乌热尔图带有民族性的“森林小说”更是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其作品的成功除了典型的森林动物意象的运用、多维叙事视角的切入与变换以外，更有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录与现代性思考。“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在这一方面，我们可借助小说研究描述中的地方感受，或领略用文字描绘出的地方”，狩猎文化和萨满文化是植根于鄂温克族文化土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与该民族共同成长、协同发展的物质保障与精神支柱。而当下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狩猎文化以及人与自然间和谐共处的关系显然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些是负面的、无法立刻恢复的改变。

乌热尔图在小说中再现种种不良文化现象的同时，也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对其进行了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转型是每个社会都会面临的问题，由鄂温克族这样人口较少民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鄂温克族人们要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维持人与自然以及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并以鄂温克族的经验教训警示其他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及精神文明。在中国古代，狩猎既是平民百姓获取物资的生存方式，又是王公贵族展露英勇强健气概的娱乐活动，因此狩猎在历朝历代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承载着人们的生产活动与生活乐趣。由于地理位置、环境差异、民族信仰等的不同，不同民族间的狩猎文化也各不相同，富有自己的民族特色。鄂温克族自古以来生活在林木茂密、原野辽阔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利用刀、枪等工具获得野生动物成为族人世代从事且倚仗的活动方式，形成的狩猎文化也成为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鄂温克族的狩猎文化与自然资源紧密相联，合理范围内的捕猎可令大自然凭借自我修复系统保持生态的平衡，也有利于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来临和冰冷机器的引进，鄂温克族人和外来人口大肆砍伐森林，不顾一切地捕捉各种动物，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动植物生存的空间急剧缩小，导致动物资源也逐渐减少甚至出现灭绝的惨境，依赖动物资源生存的鄂温克族狩猎文化也受到了严重冲击。乌热尔图的很多作品都涉及到了狩猎文化，以人的立场或动物立场窥探狩猎文化的变化，既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又痛斥了人类不合理的放肆行为，探寻鄂温克族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路。

在哲学中，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是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完成的。一旦出现破坏自然的行为，人类就会遭受惩罚。鄂温克族的生活物资大部分都取自于自然，像鹿皮、野猪皮、水獭皮等动物皮毛具有保暖的功效，可以做成人们住的帐篷、铺的褥子或者穿的衣服；桦树皮可做成交通工具——船；鹿奶也能作为补给在危急时刻拯救刚出生的婴儿；各种打猎来的动物也能分部位卖出去换取所需的物资。乌热尔图在小说中对其进行了细致地描写，表现出鄂温克族人民对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不浪费的原则。除此以外，乌热尔图还对烧烤松鼠肉、吃熊肉前的仪式、如何寻找猎物等与狩猎相关的举止做了极为详尽的描绘，于细微处透露出对民族生态环境的担忧。在创作早期，乌热尔图就有预见性地写出了《老人和鹿》这一篇极具生态警示性的小说。曾经与老人是亲密朋友的河流、松树、大雁、鹿都不再出现，是机械作业阻拦了他们来临的路，更残忍的则是直接索取了他们的生命。鹿的消失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更谴责人类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环境，暗示着人类即将面临的危险困境与生存挑战。

季红真在《众神的肖像》中曾言：“乌热尔图作品中特异的生活场景，山林、帐篷、簧火，马背上的孩子，沉默的老人、猎人、歌手，以及公鹿、露水，都带着一种无言的悲哀。”乌热尔图在现实生活中亲眼目睹了自己所在民族生存环境的变化轨迹，显露出超前的生态思想与浓厚的生态关怀。如上所述，后期乌热尔图的小说很多都由第三人称视角变为第一人称视角，这一转换清晰地展现出乌热尔图的创作由外向内，更加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变化下鄂温克族人民的心理创伤与精神状态。《雪》讲述了三个猎人追逐活鹿惊险艰难的历程，除了时间上的持久，还有捕捉方式上的残酷以及结局的悲壮。鹿宁愿跳崖身亡也不愿意被人圈养，自由灵魂与坚韧不屈的精神永在。鄂温克族人对森林里动物的赶尽杀绝是自寻灭亡之路的错误选择，这在《玛鲁呀，玛鲁》《悔恨了的慈母》《胎》等作品中也有所提及。更令人悲痛的是，无数的外来者也发现了曾经如宝藏般的鄂温克族部落，《森林里的梦》中林子里多了捕捉天鹅的外来人，守护者沙日迪老人制止后得到的却是责骂与殴打，沙日迪老人被打的背后是人们未曾注意到的生态威胁。后期作品《在大兴安岭的怀抱里》《生态人的梦想》《不可剥夺的阐释权》等更是直接以强硬的态度书写人与自然的对立带来的生态问题，昭示着人类应恪守正确的生态实践观与生态价值观。

我国北方部分少数民族信奉萨满教，与萨满教有关的物质或者精神产物都可视为萨满文化的内容。乌热尔图在小说中提到的图腾崇拜、敬畏自然等生态理念都源于鄂温克族信奉萨满教的文化传统。在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银狐》《大漠狼孩》、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多布库尔河》《达勒玛的神树》、满族作家叶广芩的《长虫二颤》《黑鱼千岁》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也都从不同的维度阐释了与本民族密切相关的萨满文化。萨满文化作为乌热尔图文学创作的重要源头之一，是鄂温克民族的精神与力量所在，为其创造充满神性的萨满世界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也成为其积极介入对自然、人文生态状况展示与忧思的叙事根基。《你让我顺水漂流》中，卡道布老爹以动物喻人，教“我”何为真正的男人，他不仅预见了新营地已经被人摧毁，还已知晓森林有着火的危难。《玛鲁呀，玛鲁》中的达日非萨满也早就对“我”说过，未来的某一天，林子里的树、动物都不会再出现，六岁的“我”并没有理解这一极具预见性的生态预言，导致后来因未捕捉到鹿而引发弟弟惨死的悲剧。

远古时代，社会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认知水平也远达不到现代人的高度，在有限的认知范畴里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加以想象，赋予人性和神性，以此解答人们遇到的难题或难以认清的事件。在此种环境下，自然界中万事万物都有了自己的灵魂，是带有生命力的神秘力量，人们也因为对此的恐惧而产生了崇拜心理，这就是萨满文化中对“万物有灵”原型观念的强调。“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乌热尔图作为土生土长的鄂温克族人，“万物有灵”的原型情感基质在其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雪》中“我”进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刻神像，供奉山神，保佑出入平安。鄂温克口语中，“合克”“额沃”既是“祖父”“祖母”的意思，也是对大熊的尊称，还有上文提到的对熊、鹿等图腾动物的崇拜都呈现出鄂温克族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力量的重视。“万物有灵论强化了泛神的思想，进而寻求万物的神性，这无疑对人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万物有灵”的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狩猎时遵守的禁忌、吃猎物时的庄严仪式、风葬习俗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鄂温克族早在原始时代就深知要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却在一时利欲熏心的诱惑下企图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必然会遭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人在任何文化形态中从来都不是主宰者，只是参与者、建造者与传承者，借助于图腾文化与萨满精神的有效展示，乌热尔图以一种“民族代言”的方式呈现出极具特色的生态文学书写样式，其笔下的生态叙事与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紧密结合，彰显出本土意识与民族特色，重塑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积极回应了时代变迁及其所孕育的新的话语机制。

乌热尔图向众人展现了在神圣与灵性并存的大森林中所发生的或精彩绝伦、异彩纷呈，或黯然失色、难以释怀的故事，以具有地域特色与文化韵味的语言传达出对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生存命运的观照，亦“对民族自我反思思维模式、心理定势做出有效检视”。自1993年完成《丛林幽幽》的创作之后，乌热尔图便有意搁浅了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取而代之以散文随笔的方式继续倾诉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些内容大多收录于《沉默的播种者》集子中，同时满怀热情地参与到鄂温克族民族读物的主编与出版等工作中。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乌热尔图还将创作视野延展到更加辽阔的天地当中，蒙古族、北澳地区等都成为他的书写对象，打量与思考着其他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无论是关注本民族还是外部世界，乌热尔图都以冷静、客观的姿态沉稳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与困境，力求修复与再现舒适宜人的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景观，呼吁与重燃民族原生伟力。当然，鄂温克族文学并不仅仅止于乌热尔图，包括涂志勇、杜拉尔梅、安娜、涂克冬·庆胜等在内的诸多鄂温克族作家，共同展示了鄂温克族当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正是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书写，映衬出中国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中国文学生动勃发的叙事现场。

*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生态叙事类型研究”(项目编号：18ZWC001)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