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与“恨”中思考——论胡平的江西书写
自1980年代起开始创作至今，作家胡平已经出版报告文学作品近700万言。他在2015年将作品结集为《胡平文集》十卷本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时，曾在自序中说：“我总会想起上世纪初一位俄罗斯诗人在漫天风雪中所吟诵的句子——‘我不能不爱脚下的这块土地，我不能不恨脚下的这块土地。’”在长期的创作中，胡平深怀浓郁的家国意识，身在书斋而放眼天下。生于斯长于斯的江西，自然是其关注的首要对象，也是其思考与创作的出发地。出于对吾土吾民的关切，胡平创作了诸多江西题材的报告文学，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江西书写。
从凝重的历史深处走向鲜活的社会现实
盘点胡平的创作轨迹，可以看出他的江西书写，大体上呈现出从凝重的历史深处走向鲜活现实的转变。
胡平在1986年发表的《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祭》、1989年发表的《中国的眸子》中，分别对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的社会思想根源、赣南女性李九莲与钟海源的命运遭际进行考索，体现出冷峻凝重的历史思辨色彩。以江西为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作者力图对发生在这方土地上的历史进行现场追踪和笔下还原，而并未明显将江西作为特定的区域性对象进行思考。及至1998年，胡平将其关于江西历史的篇章结集为《千年沉重》出版。该书初版收录了《千年——传统中国、乡村中国、内陆中国之文化描述》等三篇长文。在《千年》中，作者对江西这个内陆省份由辉煌走向衰落的历史性尴尬进行了深度的文化解读，表现出知识分子忧虑江西现实与未来的文化责任感。忧思之中，桑梓之情、赤子之心，见于言词。在当时江西文化界轰动一时的赣文化大讨论中，该书的问世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进入21世纪后，胡平对江西的关注走向现实。在进行广泛阅读、观察的同时，胡平自觉地利用本土重要的媒体平台《江南都市报》开设《江铃都市新观察》专栏，对知识精英、实业翘楚等进行深度访谈，将江西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等置于中部乃至全国视野中进行深入的讨论，相继结集为《爱并恨着的土地——江西及中部的解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只眼睛看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国家的事：2001—2003中国走读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三书。与此同时，胡平的创作不仅继续向思想与文化的深处掘进，而且向空间的广度发展。[1]从江西地域起跳，而放眼中部省份乃至全国，而直至以全球性视野和眼光剖析日本、美国等国，胡平相继完成《100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情报日本》（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等书。但无论思想与笔触如何外延、游走，胡平总是时时不忘反顾江西，把目光投射到、盘桓在自己的家园、家国之上。及至近十年，胡平将关注的焦点铆定江西的千年古城景德镇，连续推出《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4年）、《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2017年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7年）、《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三部城市书写著作。文学界书写景德镇的著作极多，但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持续以三部曲的方式予以关注，则并不多见。在《瓷上中国》中，胡平纵向讲述了“千年瓷都”的命运浮沉，展现了景德镇在中国千年文明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他的思考最终落脚于对景德镇当下探索求变的现实、无限可能的未来进行探讨与呼吁：在深入解析景德镇的局限和千年传统瓷器的文化优势和历史资源后，他希望千年窑火能在“蒙羞和自辱的双重夹击”之中突出重围，把古老的瓷器文化推向国际。这不仅是江西、景德镇的突围，还是中国制瓷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突围，也是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突围，真正实现用瓷器书写“说给全球听的中国故事”。在对景德镇进行个案性书写时，胡平关注的兴奋点日益转向鲜活的、“正酝酿一种可能”的区域发展现状。在《瓷上中国（2017年版）》中，作者将其笔触重点投向景德镇三年来涌现的城市新气象。他誉之为“时下的又一幅‘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壮丽图景”[2]，包括陶瓷业态与文化上的觉醒。举凡如政府官员倾力打造“三宝论坛”；民间工匠的探索精神、企业家的经营之道以及由此创造的多元业态、文化生态；三宝国际陶艺村、陶溪川创意园等地“景漂”族带来的无穷活力与创意；等等。及至《景德气象》一书，胡平对景德镇的当下关怀更加明显与自觉：“我想应该再写一本，用以区别时间和空间。此书，将不注重历史而注重现实，但历史的巨大背影又在地平线上踯躅不去；非专注陶瓷，而专注于漫长过去与今日在景德镇留下深深足印的人们，尤其是他们的生命方式、生活方式，这些足以构成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3]在以《瓷，凭什么你是“中国”？》等三章对景德镇历史进行梳理后，胡平用《在孕期，在生长》《设计与创意》《景漂过眼录》《苏醒与纵深》《从“塑形”到“铸魂”》数章篇幅，浓墨重彩地呈现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他以其一贯的宏大视野分析指出，千百年来，景德镇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从宋代以来保存至今的传统手工业体系和社会形态；新中国成立后以“十大瓷厂”为代表的工业化社会形态；日益浓郁地散布在昌江流域，并以自然野趣与自由精神为特点的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形态。而以这独一无二的三种形态层累的资源为基础，今天的景德镇正自发地进行着一场慢生活运动，成为一方满足个体、社会需要的“文化飞地”。胡平再次强调其在《瓷上中国（2017年版）》中已然形成的对景德镇发展与转型的判断与认知：“历经全球化之后，景德镇已然是一块文化与艺术重新组合、人性与自由深度开拓的飞地，有意无意地走出了一种涵盖人文理想、艺术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独特区域性社会发展模式。”[4]在疫情影响、全球化面临新挑战的情境下，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形态、生活美学与价值观，真正称得上是一种真的、活的、生动的中国文化，一种中国文化的元精神、审美追求与生活方式，一种在全球说好令人理解、使人信服、让人温暖的中国故事的重要文化资源。
从忧患与反思走向对话与建设
从历史走向现实这一写作视角的转变，同时伴随着写作姿态的转变。
无论是198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时期，还是史传报告文学时期，胡平的报告文学创作从未失却思想者的本色，“主体的‘庄严虔敬’与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一直是其报告文学创作的最大特色。[5]他总是带着忧患意识著书立说，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对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强烈批判。在《千年沉重》中，胡平以江西为内陆中国的典型。著作以“江西人的尴尬”开篇，用大量篇幅剖析江西文化中的“理学文化”和“科举文化”等底色，由此分析江西近现代由盛转衰的变化。胡平从文化的角度认为，造成江西文化迟钝、麻木的原因与江西文人长期崇尚理学有关。作者在中国文化的坐标系上考察江西历史，考察传统中国、乡村中国、内陆中国向现代中国、城市中国、沿海中国的全方位嬗变后，忧心忡忡地指出：“无论是对于江西的未来，还是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的态度都不能过于乐观。在这接近世纪之交的时候，其实忧患远大于欢乐。”[6]在景德镇的书写中，胡平依然葆有着一以贯之的反思性、批判性，比如对景德镇“大师半边城”、作坊与企业画地为牢而未能抱团取暖共同做大做强等诸多瓷业乱象作出掷地有声的批判；作者尖锐发问：“是否可以说，很多年里，江西在全球化时代下却文化面目陈旧、僵持，如同景德镇在‘封都事件’中一再蒙羞，都与书写不力有关？”[7]等等。
但总体上看，与问题报告文学、史传报告文学阶段以批判性、反思性有所不同，景德镇书写阶段的胡平对书写对象的态度明显温和、理性，从以忧患、反思为主转向以对话与建设为主。这一点，朱虹在所写序言中曾经指出：“更为突出的是，随着观察的深入，作者对景德镇的认识日益深刻，对特色性城市与地域文化资源发展开出的药方也更具建设性与前瞻性。”[8]胡平认为景德镇有着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丰厚的层累式的历史文化资源即三种社会历史形态，因此，“无论得其大哉的过去，还是有凤来仪的今天，景德镇不但是江西本土最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还是本色原味的中国故事、最好说给世界听的中国故事，是民族文化与国际语汇的最佳焊点”[9]。正如其书中章节名所示，当下，景德镇正由“塑形”走向“铸魂”，“山水与人文，艺术与生活，串联起来，融入一片天地清音”，她已经成为“一座创造人类精神的‘精武馆’”、“一个容得下任何梦想的地方”，“充盈着太多自由而有趣的灵魂”。她正吸引着大量“景漂”族，在这座城市创造一种“美景”“厚德”的“镇生活”。经济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人类在价值观念、发展路径、工作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以设计与创意为灵魂的景德镇，正有可能激活千年陶瓷文明生态中独特的传统资源，新生成为一个当代生活美学的样板、一个中国核心艺术区，成为今日中国文化再度在全球表现巨大张力的指标之一。胡平在书末呼吁以国家力量，“在景德镇创设国家文化产业特区，既为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呈现出遵循主旋律与创作多样化的态势，学术界对此前着力强调报告文学的功能只是批判的观点多有反思。[10]从创作来看，报告文学呈现出“复调”的特点。表现之一，即题旨价值的“复调”——“启蒙唯一性”的放弃与启蒙品格的坚守。在新世纪社会非启蒙的总体影响下，报告文学作家放弃了对“启蒙唯一性”的坚持，而以基于理性精神的文学“非虚构”，发扬、彰显报告文学启蒙、批判、反思之外的更常态化的“报告”功能，在表达上由启蒙叙事的“激扬文字”转型为生活叙事的客观言说。而正是由于在新的社会文化生态中，报告文学作家对文体有了更为开放、客观、全面的认知，所以在作品的主题设置上有了更多的选择。从叙事风格来看，与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抒写明显不同，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更多中和叙事。[11]还有学者则认为，新世纪的报告文学虽然仍体现出一种政治同构的特点，但作家是在当代文学逐渐获得一种独立的思想品格之后，再回过身去关注政治。真正有社会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在于表达出了更具广泛人民性的精神价值。[12]贯穿胡平景德镇乃至江西书写始终的核心命题，是思考传统地域、传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文体贯注人文关怀的特点，只不过其关注的视角从高远的思想启蒙转向平实的美育启蒙、生活美学启蒙，从关注历史、过去的静态社会转向当下的动态社会。从慨叹往昔的“千年沉重”到惊呼今天的“景德气象”，当年以关注如何启蒙为主要问题的思想者，开始关注起身边的百姓大众如何变富、变美，关注人间烟火与生活美学，关注如何使得当代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合乎人性与理想，这既是时代的进步，也体现了胡平思考与创作的与时俱进。对自己创作的变化，胡平曾自言：“现在的时代已经发生巨大改变，思想观念变得更加多元化。现在我写东西，不考虑‘国家’‘时代’这种宏观的概念，我就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给时代留下一点东西，就已经知足了。”[13]这也正如有学者所说，因为对于启蒙写作主题预设模式的分化，当下的报告文学在题旨价值、话语空间和叙事形式等诸多方面显示出相当充分的开放性。恰恰是这种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新世纪文学边缘化时代报告文学创作的活力和张力。[14]
从报告文学走向非虚构写作
新世纪以来，文学界兴起“非虚构”写作潮流。胡平的创作也发生“非虚构转向”。他在多个场合认为当下少有真正的报告文学；而非虚构更能反映当代生活与历史，他自己的写作也自觉地朝这一方向转变。他曾自言，“我基本认为自己是一个非虚构写作者”，“更愿意被称为‘非虚构写作者’”[15]。关于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关系，学术界多有讨论。概念的转换之间，重要的是要思考后起的非虚构潮流为报告文学带来了何种新质。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胡平的江西书写，有诸多贡献与引发思考之处。
其一是写作的民间视角问题。非虚构写作的一种重要路径，是自觉推动写作选择民间视角，深度表现社会的变化。胡平很早就注意到引进民间思维、“应该在江西有一个民间话语系统”[16]。他对景德镇的关注与书写，体现出明显的民间视角与独立判断；其创作素材，大量来源于日常性的民间访谈与观察，强调在地性与现场感、代入感；其书写的重心，在于捕捉、展示景德镇民间孕育的生机与活力，推重经济发展与文化创造的主体——民间力量的创造力，比如民间资本打造的三宝蓬艺术园区、大量“景漂”人士等。
其二是写作的公共性问题。当下的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参与者，以年轻的写作者为主体。他们的写作，给文学的叙事方式、话语方式带来很多的新变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私人化写作，淡化了写作关心现实的精神传统，容易消解历史的沉重感。“就文学的内在肌理而言，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都生发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也都关注被主流话语遮蔽的现实问题与群体的微妙情绪。但就主题内容而言，非虚构文学与报告文学相比，明显呈现出某种‘退却’的特征，例如，非虚构文学不再流连于历史的沉重回忆，转而沉浸在个人化、碎片式的当下生活。”[17]胡平的创作尽管自觉走向非虚构话语，但是仍然坚持写作的公共性、社会性。在景德镇书写中，他没有将景德镇话题引向文人化的小情调抒怀、耽溺于生活美学等等，而是通过景德镇的变化引发对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葆有报告文学创作常见的公共关怀，也表现出他努力重建当代社会的公共言说的努力与追求。这正如他在谈论同期另一本非虚构作品时所说:“我不能编故事，但我要发现人物故事情节，用思想的力量把它们联系起来，形成较高意蕴，让人们的理性受到洗礼，同时在文学上得到快乐和提高。”[18]这是有着启蒙时代背景的作家践行非虚构写作与年轻作家之不同之处，也是值得今天的非虚构写作者倡导的一种品格与追求。
其三是写作的地域性问题。在史学界，区域史成为一种重要的观察与研究视角。胡平从一个闯入者、外来者成为寄居者，以景德镇为丰富的资源库、文学的深井，一再书写，与当下文化书写地域化的潮流暗合。有学者注意到，相对全国范围的文化写作，江西散文作家更注重地方化研究，更集中于一方地域的表达，也更潜心挖掘地方文化的深层特质。尤其是近年，在非虚构写作的影响之下，突出通过田野化的方式来表达江西各地的地方性格、地域文化和作家的心灵原乡。[19]不少作家自觉追求，“以社会学的角度，以散文的形式，以解剖学的方法，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以纪录片的写实精神，去解构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着的真实的乡村”[20]。但是，一味地书写地域性的文化特征也可能使作家停留在一方地域的视野和思维框架中。无论是对景德镇的书写，还是对江西其他话题的探讨，胡平始终把景德镇、江西置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之中，深接地气，力图透过地域性的脉搏感受中国与时代的心跳。这是值得扎根进行地域性文化特征书写的作家借鉴之处。
“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态度是从自身——‘民族’和‘自我’的双重自身——的经验、体验和伦理感出发，从内部的历史与原点出发，去发现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21]作家，尤其是以非虚构写作为主的作家，基于生活经验对地方、原乡投去关注、关切与关怀，几乎是一种习惯性的路径。胡平曾自言，关于江西的写作，都表达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态度。“我之所以写江西，写关于江西的问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故土情结、一种对故乡的关心。……我的一家两代人，父亲、母亲、包括自己都生在这里，命运与江西这块土地连在一起。总是想这块土地能够改变其板结，得到改造，所以我自觉地充满感情来做这些事情。”[22]“我以为作为一个只有几十年时间的个体生命来说，我自认为我对江西做了不少。我不会去追求什么奖，但自认为我对这片土地是问心无愧的。”他甚至考虑将其书写江西的相关作品整合起来出本书，拟取名《一个人的江西史》。[23]从慨叹欲说还休的“千年沉重”，到惊呼风光满眼的“景德气象”，胡平一直在爱与“恨”中思考，以其饱含浓烈情怀的江西书写表达着对这方土地的眷恋。
注释：
[1]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4页。
[2]胡平：《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2017年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7年，第309页。
[3]胡平：《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序言第13页。
[4]胡平：《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第372页。
[5]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第274页。
[6]胡平：《千年沉重》，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84页。
[7]胡平：《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2017年版）》，第281页。
[8]朱虹：《2017 年版序——重来又是三年》，胡平：《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2017年版）》，第3页。
[9]胡平：《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2017年版）》，第302页。
[10]李炳银:《报告文学论》，《新华文摘》 2006年第8期。
[11]丁晓原：《“复调”与“复式”：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观察》，《文艺争鸣》2011年第4期。
[12]贺绍俊、巫晓燕：《大国气象·政治同构·文体意识——论新世纪报告文学》，《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
[13]胡平《〈森林纪〉：森林的命运也是民族的命运》，澎湃新闻，2020年9月16日。
[14]丁晓原：《“复调”与“复式”：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观察》，《文艺争鸣》2011年第4期。
[15]王京：《从报告文学到非虚构写作，历史的沉重感为何消失了？》，《新京报》2020年10月23日。
[16]《〈江铃都市新观察〉的背后》，《江南都市报》2002年10月14日。
[17]王京：《从报告文学到非虚构写作，历史的沉重感为何消失了？》，《新京报》2020年10月23日。
[18]胡平《〈森林纪〉：森林的命运也是民族的命运》，澎湃新闻，2020年9月16日。
[19]罗文婷：《体认、抵达与眺望：论江西散文创作的田野化倾向》，《创作评谭》2021年第3期。
[20]傅菲：《生命气场是散文的第一要素》，《名作欣赏》 2018年第16期。
[21]梁鸿：《重回语文学：地方、空间、词语与当代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7页。
[22]《〈江铃都市新观察〉的背后》，《江南都市报》2002年10月14日。
[23]胡平、张国功：《把读者放到一个有良知的、理性的层面上来看——胡平访谈录》，《创作评谭》201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