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当代文学”未正式命名之前，1950年代通常使用“新中国文学”（或“新中国的文艺”“新中国的人民的文艺”）这一表述（周扬在报告或讲话中有时出现“今天的中国的文学艺术”这样随意的说法），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初建构时的一个特点。

新的人民的文艺始于解放区的“伟大的开始”[1]。关于“新中国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周扬在1942年《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中说：“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文艺应为大众，这就是新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在战争和农村，以及国内政治环境的种种限制之下要坚持这个方针，在战后和平建国回到大都市的新环境之下仍然要，而且更要坚持这个方针。所以我们今天在根据地所实行的，基本上就是明天要在全国实行的。为今天的根据地，就正是为明天的全中国。”[2]周扬既明确了坚持“方针”的重要性，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今天”与“明天”的关系，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最早清晰地将“新中国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关联起来的论述。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这样的关联规定了“新中国文学”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使用“扩大的解放区文学”这一概念，“新中国文学”的发生在制度设计者那里以及此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实践，便是“解放区文学”之“扩大”。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新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得以确定。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不断被征引的重要文献。这个报告不只是论证了解放区文艺何以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更重要的是重申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的、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的方向，是“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3]。这里的“新中国”的“文艺”，在文学这个门类就是我们后来命名的“中国当代文学”（也有一些研究者使用“新中国文学”）。周扬认为：解放区文艺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4]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发生过程中最为根本的设计。此后的各种文学运动都是为了纠正和清理可能或已经出现的“错误的方向”或者以为是“错误”的因素。

周扬的报告重点是讲解放区文艺，解放区文艺当然在广义的“五四”新文学传统之内，但在对解放区文艺的阐释中，实际上将解放区文艺和“五四”新文学的其他传统区别开来了。在以下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扬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选择重点：“‘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现实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做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在解放区，由于得到毛泽东同志正确的直接的指导，由于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艺已经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自然这仅仅是开始，却是伟大的开始。”[5]在这里，历史的脉络是，解放区文艺实现了鲁迅为首的革命文艺工作的理想，作为伟大的开始又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

1930年代以后，左翼批评家对“新文学”解释的侧重点开始发生变化，除了从民族传统解释新文学的源流外，与此紧密关联的是“文艺应为大众”成为特别重要的准则。在谈及“今天”与“明天”的同一个段落里，周扬还如此说：“从新文艺的历史来看，新文艺虽是从‘五四’以来一直向着大众的，但和大众相结合的程度却仍然是非常之微弱。除开许多别的原因，新文艺本身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缺乏着‘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个主观原因是很重要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何等的创造力，因此没有能够为后来者的我们打下自己的民族的民主文化的深厚根基；他们硬搬外国的毛病倒传给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与洋八股的毛病，我们是害得很深的，我写作自己就痛彻地感觉着。‘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特别是左翼十年中的革命文艺的传统，我们必须继承，离开它，我们便失掉了立脚点。但这个传统中也混杂了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却必须抛弃。”[6]那些让周扬“痛彻”的“不好的东西”，如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也延续到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阶段。即便是1980年代文学已经进入“新时期”，但一些纷争仍然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有关。1942年，周扬《关于“五四”文学的二三零感》也在这个层面上谈论了“五四”新文学：“文学革命是在谋文学和大众相结合的目标之下实行的。第一是提倡了白话，宣布了文言为‘死文学’，相当地吸收了民间话语和方言，使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大步；第二是创作的视野伸展到了平民的世界，对于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命运给予了某种程度的关心；第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最优秀的代表向大众立场的移行。”[7]因此，周扬得出的结论是：“新文学在其基本趋势上是向着大众的。” 解放区文艺克服新文学以及革命文艺的不足而取得的成就，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旧剧的改革”等几个方面加以总结，又在方向的规定下对新中国的人民文艺提出了四项任务：“为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奋斗，创造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时代的作品”“仍然普及第一，不要忘记农村”“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剧及一切封建文艺”和“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加强文艺工作的具体领导”等。

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中使用的是“新中国文艺”和“新中国的人民的文艺”这样的概念和表述，尚未使用“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学”。我们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扬全力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学”尚未作为建设目标时，或者是在1950年代讨论“社会主义文学”时，周扬通常是侧重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年周扬在《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中援引1934年《苏联作家同盟规约》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明之后说：“不用说，我们今天的艺术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苏维埃的，但是上面的两段说明却完全烛照出了我们理论的错误，简明而且正确地解决了艺术与政治，艺术性与革命性，提高与普及等等问题。”[8]关于“今天的艺术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苏维埃的”观点，是针对当时艺术教育方针争论而言的：“他们中间有的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针，难道说新民主主义也有错误吗？不错，我们实施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艺术教育，但是今天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应实行新民主主义艺术教育呢，还是实行社会主义的艺术教育。这是不成为问题的。新民主主义规定了‘五四’以来新文化的性质，现在的新文化还没有超出这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9]1950年3月，周扬燕京大学演讲《怎样批判旧文学》谈到“五四”时，强调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从‘五四’起，才有新文学。‘五四’时期深刻接受了西洋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严格地批判了封建文化，封建文艺；反对文言文、四六体，斥桐城派古文为妖孽，反对旧戏曲；介绍进来大批的现代小说、话剧、自由诗。五四运动凭借西洋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武器，来反对封建文化，封建文艺，是完全正确的。”[10]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周扬的论述虽然有些变化，但整体上没有超越历史阶段。1951年5月，周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讲演《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中，还用了“统一战线”的提法：“今天中国的文学艺术是统一战线的，它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各种不同思想和和倾向，但必须以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方针。”[11]还是这一年的5月，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讲了四个问题，重点讲了加强文艺工作的党的领导和加强文艺的普及工作。如果说后来的文学史研究中有学者提出的“一体化”概括能够成立，那就有“一体化”之前的“过渡状态”。

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在周扬看来是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文学并存的状态。1952年12月号的苏联文学杂志《旗帜》刊发了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的前进道路》，195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周扬认为：“目前中国文学，就整个说来，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文学，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之下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文学。”[12]他援引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样的思路，一方面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社会主义因素”，一方面判断“目前的中国文学”“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文学”。用周扬另一篇报告中的说法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能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机械地划一个界线，而要我们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基本问题是工业化问题。”[13]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关系的经典论述，周扬对他之前说到的“今天中国的文学艺术是统一战线”的判断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突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自然，中国要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还不需要经过一个相当的过程。虽然社会主义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并正在以可惊的速度发展着，但在广大范围内，中国目前仍可以说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家。在中国还有资产阶级存在，这种情况反映到文学上，就是文学中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对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影响的强烈斗争。”[14]这一阐释解释了当时和此后一些文学事件产生的原因。

两种文学的“并存”在消长中发生变化。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周扬在报告中对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整整四年的文学做了这样的估价：“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基本上代替了旧的、腐朽的、落后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整个说来，新的文学艺术创作还是贫弱的。”[15]关于“社会主义”与“新中国文学”的关系，周扬报告的提法是：“为满足群众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创造优秀的、真实的文学艺术作品，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着社会主义前进，这就是文学艺术工作方面的庄严的任务。”[16]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与深入，在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在迅速增长并起着决定性作用。1954年5月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文学”概念：“……所以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学、新艺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所以文化工作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是“过渡时期”，从之前的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到现在命名社会主义新文学，周扬用斟酌的口吻接着说：“我们认为这样讲时候适当的。”[17]在这个发言的结尾，周扬又用了“社会主义文艺”这一概念。发言的第三部分是讲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和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加强文艺工作的党的领导相一致。

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召开，这次会议的任务就是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茅盾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对两年多来的思想斗争做出总结，同时对和这时期的文学发展作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反对保守思想，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能以更加充沛的活力向前进展。”[18]周扬在会议上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认为：“我国生活中正发生这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连串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一个变化，是人的变化。人民在改造生活的斗争中同时改造自己。”周扬将这种变化看成是“新的社会主义个性形成的过程”，文艺的使命，“就正是要反映人民改造的斗争和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培养新的社会主义的个性”[19]。特别重要的是，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这个纲要作为工作依据和奋斗目标，全面完成了文学制度的设计。这次会议还作出了成立中国作协书记处的决议。工作纲要涉及文学发展创作、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培养青年作家、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国际文学交流、编辑出版和作家协会的工作等七个方面，对1956年至1957年文学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后来命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因为这份工作纲要而完成了最初的制度建构。

确实如费孝通所感受到的那样，“早春”到来了。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专门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八个问题中的第五个提了出来。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大会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判断，对“新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发表了《文学十年历程》。如果说《新的人民的文艺》论述了新中国文学的方向，那么《文学十年历程》则在十年实践的基础上呈现了在这个方向中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结果则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邵荃麟将十年来的文学定性为“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论述的核心概念则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从而区别于“新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文学”。也正是在这个“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学”的认识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建构和论述特征。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答卷。邵荃麟这篇文章之重要不仅与他的身份有关，还在于这篇文章建构了我们后来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框架。不夸张地说，1960年代以后出现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是以此为基础的铺展，我们需要在“学科史”或“学术史”的层面上重新认识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

邵荃麟首先将“和群众最广泛地联系的文学”作为文学十年的重要成就，其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群众创作运动的高涨和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等。邵荃麟还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文学十年的基本经验：没有思想斗争，文学不能前进；作家与群众相结合是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在概述文学十年历程时，邵荃麟以“十年来文学巨大的变化和发展”为题，其中的“变化和发展”应该是审视后的措辞。“变化”是之于新民主主义文艺（新文艺）而言的，邵荃麟使用了“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这样的表述，对文学十年的渊源作了更详尽的论述：“这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继承过去三十年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而发展过来的，我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一开始就由无产阶级所领导，因此在当时的文学中，就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因素。三十年来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运动的丰富经验、伟大的鲁迅传统、国际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在那个阶段中就逐渐形成的无产阶级文学队伍，都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学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奠定了卓越的理论基础，指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方向。社会主义文学在前一阶段的末期中已经孕育成熟了，当革命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它就立刻以一种生气勃勃的姿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量。”[20]邵荃麟的文章统计了一组新文学出版的数据“十年来，我们出版的新文学读物，从1950年的156种增加到1958年的2600种，为1950年的16.66倍；发行数从1950年的214700册增加到1958年的39364094册，为1950年的18.51倍”[21]。他对比了这十年和现代文学三十年后得出的结论是：“十年来我国文学，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从文学运动的规模上，从文学对于人民群众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上，都有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其进步的速度是超过以前的三十年的。”[22]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变化和发展，“中国当代文学”才得以命名并逐渐相对独立而成为一门学科。从周扬到邵荃麟，关于方向、方针、领导、性质、任务、成就和经验的论述，既是对当代文学的建构，也是关于当代文学的论述。这些最初的建构和论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框架、脉络和基本理论。“新文学”也因此被“现代文学”替代。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当代文学”被纳入到“新文学”框架中加以研究，这个时候的“新文学”已经不是“现代文学”的新文学，对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也做了新的阐释。这就出现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相互定义的问题。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注释：

[1]“伟大的开始”是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第一部分的标题。

[2][6][8][9]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11页、401-411页、418-419页、407-408页。

[3][4][5]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3页、513页、512-513页。

[7]周扬：《关于“五四”文学的二三零感》，《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9-320页。

[10]周扬：《怎样批判旧文学》，《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11]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12][14]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187-188页。

[13]周扬：《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创会议上关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报告》，《周扬文集》（第二卷），第194页。在这篇报告中，周扬再次作出判断：“中国的实际状况，就是在今天，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在建设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国家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我们国家的生活中，在人民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天一天增大的。不能设想若干年以后，中国来一个突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因素在今天增加着。”第193页。

[15][16]周扬：《为创作更多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而奋斗》，《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239页、234页。

[17]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3页。

[18]茅盾：《开幕词》，《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19]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

[20][21][22]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