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三月份，《小说月报》组织了八位作家，一起写“有丽江元素”的小说，说是写完各自发表，然后结集曰《丽江故事集》。八个人结伙去了丽江，回来后欠下八份作业。于是一边焦虑，一边想象着——来年，那本《丽江故事集》将放在丽江古城里每一家客栈的床头柜上，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起到深不可测的功效。

五月份在海口，田耳，黄德海，我，在一家卖烧鹅的小馆子里喝酒。一贯奇计迭出的黄德海倡议：三个人，分别以对方的旧作为名，各自写一篇新的小说。爬梳一下，就是：我写一篇田耳写过的，田耳写一篇黄德海写过的，黄德海呢，写一篇我写过的。没错，就是一个圈，或者一个闭环（眼下的西安，正在抗疫进行中，这“闭环”之意，就显得尤为严肃）。三个人可能是被海南的热风吹晕了，可能是被火上浇油的酒搞傻了，竟均无异议。总之，我认领了田耳的《瀑布守门人》。

七月份，关在京郊评全国儿童文学奖，繁重的阅读之余，作为调剂，评委们或跑步，或走路，我呢，动手写一篇“有丽江元素”的、曰《瀑布守门人》的短篇小说。正是这样，我把两份作业“打了个包”，想要达到的目的，不外乎是将随机性与规定性一并处理了，它们压在头上，让人没空跑步和走路，有点喘不过气来。

当我写下“在丽江古城一家略显冷清——其实就是寒碜——的客栈，我见到了郭老师”这个开头时，我还没有确定“郭老师”的性别；直到写出“郭老师说客栈的男主人来自玉门油田，算是与她有着乡谊”，“她”才出现了，令郭老师成为了一名女性；我要承认，这么写过一千五百字之后，我终于决定，让小说里的“我”，与“郭老师”成为一对母女。

这些全是随机性的，可能在潜意识里，我是想以此报复写作业时强压给我的诸般规定性——什么“丽江元素”，什么“闭环奇计”。但写着写着，我认识到了，终究，当你在写一个短篇小说的时候，无可救药，你就是被规定了的。

譬如，我不想让小说里的“我”与“郭老师”是一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仿佛这种关系就是一个讨厌的、规定性的套路，但充其量，我也只能让她们成了母女。我有能力让“我”是一条狗吗？也许行，但我又不想写一篇寓言或者童话——要知道，斯时，我正在集中阅读着海量的“儿童文学”，写小说，就如同跑步和走路一样，是对寓言和童话的调剂。

除了男人和女人，其实，我们在小说里可以结构的角色关系，并没有太多的余地。尤其是，当你已经写出一千五百字之后，你的余地就更加逼仄了。是的，我所能写下的，不过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一如人间的那些事儿。和每一次的写作一样，你只有不断使劲儿，在规定性中，看看能不能搞出些随机性。值得庆幸的是，在那个海口的闷热黄昏，我晕头晕脑认领下的，是田耳创造出的这样一组词：瀑布守门人。不是吗，这组词本身就是对于规定性的一个漂亮的反动。为此，小说还没写完，我就就迫不及待地、慨然以题记的方式，在篇首写下了郑重的献词——本文致敬老田。

我想，在这个短篇小说中，完全是有赖了这组词，我才重拾信心和耐心，又写了一遍世界的规定性强压在我们身上的巨大伤害，又写了一遍那种伤害着我们的规定性，原来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我们的“自重”——我们本身，就是自己的施压者。我们受制于自己强劲的欲望与爱莫能助的软弱，对此了如指掌，只能盼望夜观天象，在一场夜空的高潮里，短暂的、心悦诚服地去做回一个平静的小孩。

八月底，我把小说给了《收获》。

来年，就是现在，小说发表出来了。我想，应该在不久后，这个故事还会摆在丽江古城每一间客栈的床头柜上，但愿它不会和另外七个故事一同败坏游客们的好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