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之后，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我发表过一篇读后感，主要是谈了一下如何建设“新人民性”的文艺评论的问题。

在当前的新时代背景之下如何加强党的文艺评论工作，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创作方面要坚持人民性的导向，同时在评论方面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评论导向。现在文艺评论界，包括文学界，很多人都在提人民性，我关注到也有一些评论家提出了“新人民性”的概念，就是在新时代、新世纪这样一个新的语境之下如何重新认识人民性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党建党一百年来，无论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还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都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要重视文艺的人民性的问题，主要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1962年延座讲话二十周年纪念，再次明确提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二为”方向，即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性的标准在党的历史上一直备受重视，历届的中央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都强调了人民性问题，习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强调人民性是继往开来。

我在高校工作，政治学习一直抓得很紧。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读了习总书记在2014年关于文艺工作座谈上的讲话，还有最近很多的讲话。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习总书记非常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及评论导向。前不久建党百年大会，他提到了一个金句：“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中国的大好河山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也是人民创造的。当下的中国作家、文艺工作者如何用自己的文学艺术的方式去表现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关于人民性就非常重要了。但是人民性又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工农兵的标准，我觉得要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人民性的内涵，要与时俱进。根据习总书记的阐释，他在提倡人民性的同时特别强调了民族性的问题，强调了要处理好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关系，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我们有千百年的伟大的文学传统、文化传统，我们是有很深厚的文化血脉的，这个里面体现出来就是民族文化精神。所以我们在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过程中，当我们强调人民性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必须要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结合在一起。

同时，习总书记在讲话里面提到，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符号、口号，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有喜怒哀乐的，甚至有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我们在做文学评论，包括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不是说简单地去写那种美化现实、回避现实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也要敢于直面社会发展中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和人民群众休戚相关、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包括他们内心复杂的精神世界的东西都要加以强化。所以我们所谈到的新的人民性，不仅仅是广义上的社会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它要和民族性，还要和人类性、人性结合起来。我觉得习总书记谈的人民性是有血有肉的，并不排斥我们经常谈到的人性的概念，所以我们不能把人民性的概念完全变为政治的符号，它和人性、民族性乃至于和人类性都有关。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民要发展，在新世纪的背景下中国要崛起，都要处理好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关系，要处理好我们的民族和全人类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关系。我们的文学创作，包括文艺评论，也要抬高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来认识。所以我觉得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评论导向，很可能涉及到我们对人民的概念要做一种全新的理解。

其次，习总书记一系列关于文艺的谈话中，包括这次由中宣部牵头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中，都特别强调“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和“双创”路线，即要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这是习总书记这些年来反复提到的文艺发展路径问题。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这次的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指导意见中也反复提到“双创”的问题。学术界，包括当代文艺理论界和创作界，很多人都在谈“双创”的问题，即怎么样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我觉得一个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如我们该怎么样面对“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曾经采取的激烈的批判姿态，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认识以儒道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如何处理好关于精华和糟粕的关系。我觉得重估“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立场，在新世纪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习总书记所倡导的新时代形势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命题，就是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该怎么样从传统文化里面寻找资源，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下中国活跃在文学艺术界中的不同代际的作家，从“50后”到“80后”，包括网络作家，大家都很注意到传统中去寻找资源。习总书记提出的“双创”命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充分吸纳了文学艺术家，包括理论工作者的理论与实践，然后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在新时代提出了“双创”理论，这对于我们加强新时代的文艺评论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双创”也不能停留在概念上、口号上，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文艺评论工作中去。

复旦大学的资深教授黄霖先生是做近代文论研究的著名学者，他组织人编纂了有关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近现代中国的“话体批评”大型文库。所谓话体批评，就是指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小说话、曲话、剧话、文话等批评文体。我所理解的话体批评，就是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的、旧体文学批评形态。我们现在写的论文，包括王国维写的《红楼梦评论》之类，都是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文学批评文体。我们学习西方人的论文体所写的文艺评论，在一百年来取得了非常大的文学理论评论成就，这个非常重要，不能轻易否定，它强调理论的思维、抽象的演绎、逻辑的推理，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一个重要的改进。但时间又过去一百年了，那么在当前的新时代下，我们该如何利用好中国传统的旧体文学批评资源？如何利用好所谓的“话体批评”资源？我们在利用西方式的“论文体”撰写文艺评论文章的同时，是否可以更好地激活我们本土的“话体”或者“旧体”文学批评传统？在重视长篇大论的同时，是否可以注重三言两语的、一鳞半爪的、短小精悍的印象式、感悟式评论？我们不用把二者对立起来，搞非此即彼；我们应该让这两种批评文体相得益彰，彼此促进，互相成就。

黄霖教授他们在整理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新旧过渡时期的话体批评文献和资源，但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涉及到我们当下的批评文体和文风问题。我们需要迫切提倡那种短文章，不是“论文体”的，而是带有传统话体批评特色的新时代话体评论。这样的一种中国话体文学评论，对于我们当下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改进文艺评论文体和文风的建设，应该会非常有借鉴的价值。我觉得重建我们本土化的、民族化的话体批评，对于我们改善、提高当下的文艺评论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除了当下流行的论文体之外，能否有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学评论文体的一席之地，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以为我们必须从话体批评文体中去寻找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