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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王传奇》:“传奇”名义下的现实感与先锋性
来源:文艺报 | 金赫楠  2022年01月17日09:11

1、李浩说,要有个故事,中国故事。于是,一个新的世界“无中生有”——在明朝“土木堡之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灶王,这个中国古代神话谱系中的角色,从家家户户的供龛中“活”了起来,成为小说的主角。在李浩的长篇小说新作《灶王传奇》(《芳草》2021年第6期)中,每家每户有一个自己对应的灶王,豆腐灶王、饼店灶王、铁匠灶王、田家灶王、曹家灶王……灶王们仍旧保留着民间传说中神仙的身份和功能,用“好罐”“坏罐”记录和向上天汇报人世间的善举或丑行。同时,他们在小说中被赋予了更多的“人间性”和“世俗感”,灶王们位列仙班却又穿梭于人间烟火之中,与凡人一般无二地演绎着喜怒哀乐和贪嗔痴。并且,灶王身后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结构复杂、层级分明的神仙世界,灶王、经承、城隍、星君……直至东岳大帝,这个神仙社会自有其运行节奏和人际模式,里头的人和事,读来让我们感到陌生,熟悉又陌生。

《灶王传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跟随小说主角,蔚州一家小豆腐坊里灶王的视角,我们进入明朝“土木堡之变”时期的西南堡,进入那个人间与仙界的双重世界。这位豆腐灶王,生前是个读圣贤书的儒家知识分子,大概正因为这个背景,轮回中成为灶王之后的他,仍然保留着一些书生意气,在履行灶王职责的同时,竟还惦记着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甚至他的“忧”和“悲悯”时不时与灶王的本分发生着冲突——在成为灶王时他一再被告诫“你必须放弃人世间那套荣辱、那些在意……”,必须遵守《灶王行事规范条律》和《灶王记事规程细律》。明军与瓦剌军的夜半之战,使得附近的民房大面积烧毁,老百姓家破人亡,包括豆腐灶王所在的谭豆腐一家人。豆腐灶王动了悲悯之心,不忍心眼睁睁看着这户人家的儿子小冠身后仍不得超生,于是在自己那个神仙世界里东央西告、上下腾挪,也因着无意中救了蔚州龙王一命的机缘巧合,居然在等级森严、法规繁复的仙界“运作”出一条“路”来,不仅小冠得以安置,豆腐灶王自己竟也在仙界炙手可热、游刃有余起来……

这就是《灶王传奇》的基本人物、情节和情境设置。是的,如同此前我们熟悉的那些带有神话或魔幻色彩的作品,如同《西游记》《红楼梦》《变形记》……小说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告知读者,这部小说将要讲述的人物和故事,完全来自写作者的想象和创造,而并非对现实世界的如实反映。在这里,新的人物和人物关系、新的逻辑生成了,陌生化和异质性显现了。虽然,“假作真时真亦假”。

2、结构对于一部长篇小说至关重要,某种意义上长篇小就是结构的艺术。它是技术问题,更是思想问题。作为被赋予最多“整体性”期待的叙事文体,长篇小说的结构对应的正是作家总的打量和呈现世界的文学价值观。以怎样的结构来呈现人物和故事,通常暴露的都是写作者阶段性把握现实的视角和能力。

李浩说,“写作《灶王传奇》的近十年的过程中,我想的最多的就是结构。”这的确并非一部结构层次简单的小说,其表层结构是一个神话(寓言)框架,那个以灶王为代表的中国民间神话谱系;而内在的叙事结构又在竭力追求现实感。前面提到过,这种结构有点像《红楼梦》《西游记》甚至《变形记》。显然,《灶王传奇》更接近于《西游记》,文本中的内在逻辑和人物关联,甚至现实感的营造、人物的生长,都在那个预先给定的神话世界的框架中。而《灶王传奇》中充当叙事人的“我”有两个身份,前世是明朝的读书人、死后成为灶王,他既是情节推进的主角又是叙事聚焦的视角人物,他曾经身处人世界此刻又位列仙班。于是,我们的主角,豆腐灶王成为小说结构中关键所在,他的见闻经历串联起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同时又围绕他铺展出人间仙界的群像与复杂关系。

“人物符合人的逻辑,细节符合生活逻辑,创作符合艺术逻辑”(施战军),这应该是对长篇小说的基本要求——虽然我们都知道当下很多长篇都没能达到这个基本要求。所谓“人物符合人的逻辑”“细节符合生活逻辑”,这是指小说中具体的人和事与现实逻辑的对应;还有一个文本逻辑,这是小说家预设的文本与现实的基本关系,即作家打算以什么方式来把握和表达现实世界,现实的、荒诞的还是神话的?这种基本关系成为写作和阅读一部小说的先在背景。当东胜神洲傲来国的一块石头中蹦出一只石猴,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醒来后不安地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正是小说家创造的不言而喻的另一个世界以及相应逻辑。具体到《灶王传奇》中,文本逻辑(确切地说是文本中的现实逻辑)就是以灶王为代表的那个神话谱系,以及作家对几组人物关系的设置,其实还有灶王眼皮底下那个人间世界的逻辑——对应着我们的现实和历史逻辑。小说的内部叙事结构既然是现实主义的,是追求强烈现实感的,人物语言和叙事语言就必须努力符合文本中的身份与情境设定,有效实现文本逻辑和说服力的有效性;而中国古代的历史背景,还要求作家须得绷紧一根“历史真实”的弦,随时提防着跳脱和“穿越”。《灶王传奇》读来整体上是颇具现实感和说服力的,但偶有“跳脱”,于历史真实的严谨性上稍有微隙。

3、上述小说结构的运用,有效地创造了《灶王传奇》中那个“与现实世界相统一的神话世界”,灶王们身后那个我们都明知不可能真实存在的神话体系,与故事中人物形象、人物关系、情景情境的逼真感、现实感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小说的寓言意味由此凸显。是的,我把《灶王传奇》看作一部明显包含寓言性的长篇小说,“灶王传奇”名义下的讲述当然并非为了真的演绎一部灶王们的传奇故事。

小说设定中,灶王们与人间是不可能直接发生关系的,他们置身于各自世界中。灶王们虽是神仙,安置在各家各户的供龛里,接受人世间的膜拜和供奉,但法力只限于客观记录和上报人间的一切,却不能输出哪怕一丝一毫介入和改变,甚至他们的言行人们也是完全听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的。所以,灶王们注定只是一个眼睁睁的袖手旁观者,他们面对人世间所有疾苦的疼惜和关切、对所有恶行的愤恨和恼怒都止于内向性的喟叹和感慨,比如豆腐灶王面对曹家的龌龊时的无能无力。恰是这样的人物身上拥有一种象征性,他的袖手旁观与百感交集,抖落开来一幅人世间的浮世绘;他的位列仙班最末端,身上同时兼备的“上”与“下”的双重属性又给了作者深入剖析和淋漓呈现仙界怪现状的巨大空间。

在关于《灶王传奇》的对谈中,李浩坦陈“在这部小说中,我承认自己强化了寓言的成分——在这里,我将寓言分成几个层次,有统摄的,有局部的,有微点的,也有连绵和互相指认的”。阅读过程中,我们时时的惊心和会心也正在于此。 寓言意味的小说,无论写作者使用神话、科幻、魔幻甚至动物故事的手法,通过与真实世界保持距离,通过刻意创造出来的陌生化、在别处的情境,但这种跳出和拉远恰恰能够从整体上去穷形尽相和殚精竭虑。《灶王传奇》尽管和明朝那些事有关,但不是历史小说,它回应的仍旧是李浩一直最在意的问题:文学是否有能力、有途径解决这个时代的某些现实疑难和精神困境。毕竟,“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

4、一向把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现代派大师挂在嘴上、并在小说创作时频频向他们致敬的李浩,却在《灶王传奇》的写作中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发生着密切的关联。 周新民说“《灶王传奇》以一己之力召回中国古典小说的三种文体”,将杂史杂传、志怪小说、传奇小说这三类小说文体有机融合在了一起。这一论断不无道理,但我想,对于小说家来说,写作过程当中李浩未必如此清晰、明确地规划和意识到了自己叙事中携带的这三类古典传统元素。阅读《灶王传奇》时,我确实能明显感受到李浩对于“讲好一个故事”的努力,甚至包括一点焦虑,大概因为他太想在这部小说中证明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历来对李浩小说的评价,多赞其先锋性、思想性,而对他讲故事的能力多有疑问,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在评论文章中表达过一个小说家“想不想讲好故事”和“能不能讲好故事”之辨。所以,李浩想要证明自己的故事能力,如他自己所说“在这部《灶王传奇》写作之前,我就早早给自己设定,一要讲故事,二要用标准的中国语言,尽可能地简洁白话”。《灶王传奇》也确如作者所愿地证明了他的故事能力。信手举例,小说中仙界群像之中的高经承,这个仅比灶王们高一级的经承,同样作为神仙层级结构中的尾部,他的“基层”属性以及因此形成的人情练达圆滑、狡诈世俗中又偶尔闪烁的本色和良知,他的小算计、小欲念,他的无奈和犹豫……都在小说中淋漓地呈现。这部小说的确证明了小说家李浩“用标准中国语言讲中国故事”的能力,其实更重申了这种能力对于一个写作者的至关重要——文学写作,终究要靠思想的表情来呈现思想。当然,又不仅仅止于此。

李浩以往的小说中总有一个絮叨、反复、甚至有些结结巴巴的叙事声音,那个声音有些犹疑,犹疑自己对世界的观察、评判和讲述,但又分明洋溢着不可抑制非说不可的表达热情和欲望。《灶王传奇》中,在豆腐灶王的第一人称讲述中,这个声音再度响起,小说的“楔子”部分,通篇都是叙事者对自己即将开始的讲述的“絮叨”,他似乎在同读者商量“从我的前生开始说起?……或者,从我最潦倒的时候开始说起?”又或者自言自语“你得写一些有意思、有故事的事儿,也别都是真的,真的也没意思,你可以往里面添加点油或者醋,可以传奇那么一点点……”古典小说的楔子形式,散发的却是“元叙事”的气息,类似这种被形容为“传统与先锋并置”的例子在文本中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

李浩小说一直以“先锋”著称,这成为他在当下文学现场的鲜明标签。这种归类和命名,轻易标识出一个作家的基本特点,但细想其实是欠妥的,它多少暴露着我们在辨析“先锋文学”和“先锋性”上的轻佻和偷懒。所谓“先锋”,我理解并非对应着某种固定的写作技巧和文本形式,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学精神和写作实践姿态,在今天至少应该意味着勇敢走出自己创作舒适区的勇敢和能力。1971年出生的李浩,今年50岁,他的小说写作生涯也已经20年有余,盛名之下,他要做的也许应该是撕下身上的标签,如同《灶王传奇》的创作,去实践真正的“先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