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并非如科学家们（包括具有自然科学倾向的哲学家们）解释的那样乐观和简单。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它都并不总是单向的和积极的，从逻辑分析上看，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才是需要我们深入考察研究的。

当代哲学家对科学发展的两种回应

当代科学研究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未来前景等方面都对当代哲学提出了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对哲学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更加明确地展现了当代科学研究与哲学之间更为密切的思想联系，确立了科学研究与人类存在和思维方式变革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思想武器；但另一方面，更为明确地展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哲学研究的潜在威胁，更加清晰地表明了当代哲学或许被消解于当代科学研究中的危险。

当代哲学研究对科学发展的回应，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哲学界，都存在正反两种不同形式。我将它们分别称作“科学万能论”和“哲学特色论”，前者声称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科学加以说明，后者则强调哲学的不可替代性。

根据“科学万能论”的观点，科学发展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所有可能解释的现实方案，并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以预期的解决方案。20世纪初期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而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路也充分反映了哲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推崇，无论是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还是在认知科学哲学和实验哲学研究中，我们都可以强烈感受到科学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

如果我们可以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从事哲学研究，那就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即哲学研究应当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这里的前提显然是无法成立的：

首先，即使我们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从事哲学研究，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哲学研究完全归属于科学研究，否则哲学研究就失去了其自身的研究性质。追问真假始终是科学研究的目的，而确定意义则是哲学研究的任务。

其次，以科学研究的方法从事哲学研究，也并非意味着可以用科学取代哲学，否则科学就无法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接受。

由于哲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个人特征而无法重复等这些性质，一些哲学家就认为，这些性质保证了哲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无法取代的特色，因而我们不能用科学研究代替哲学研究。这就是“哲学特色论”的主要观点。“哲学特色论”在现代哲学中是以实证主义传统的对立面出现的，这就是晚年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忧虑、海德格尔对现代实证科学的批判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现代科学文明的反思。

虽然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对科学的性质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在对待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把哲学研究看作一种与现代科学研究完全不同的事业，在胡塞尔那里是一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一种追问科学意义的形而上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则是一种反思性的理智活动。因此，哲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无法取代的特殊性质。这种“哲学特色论”的观点不仅直接反对把哲学研究混同于科学技术，或者用科学研究方法从事哲学研究，而且试图用哲学的特殊性质反对科学技术的成就，反对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反对意见对于提醒我们注意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当代哲学中的滥觞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更需要看到，这种“哲学特色论”的结果将是把哲学研究完全排除于科学发展的视野之外，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

当代哲学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介入

从当代科学发展的基本图景中可以看到，当代哲学始终在以各种不同形式介入科学技术的研究，并试图用哲学的方式说明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这首先表现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其次表现在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究中。

当前的科学哲学研究通常被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一般科学哲学”，主要关心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一般问题；另一个是“具体科学哲学”，主要涉及不同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哲学问题，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问题。

最近几十年来，科学哲学逐渐成为一般哲学研究的中心。尽管依然有些哲学家认为关于知识和实在的知识可以凭借纯粹的反思而得到发展，但目前更多的哲学工作表明，我们必须自觉地考虑相关的科学发现。例如，心灵哲学如今就与经验心理学密切相关，政治理论则与经济学相互影响。因而，科学哲学为哲学研究和科学探索提供了一个富有价值的桥梁。不仅如此，科学哲学自身不仅关注关于科学性质和有效性的一般问题，而且特别关注具体科学中提出的专门问题。这些论述表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哲学研究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介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介入在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如今，认知科学研究已经被公认为是具有多学科交叉研究性质的综合性科学，其中，哲学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与人类学等都被视为认知科学研究的主体学科，共同构成了认知科学研究的基础部分。这些研究通常包括了两个主要部分：其一是与人类认知和心灵活动密切相关的内容研究，其二是与认知活动特征描述密切相关的表征研究。内容研究部分主要涉及意识的性质和内容、动物认知、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这些与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有实质性的交叉，因而说明认知科学与哲学研究的交叉性质。

人工智能技术的每一项突破都在更新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不断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相对于人类主体，人工智能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他者”，挑战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个他者不是被人类奴役的客观对象，而是与人类地位平等的另类主体，甚至就是人类自身。在现有的人类社会条件下，人工智能技术自然会引发大量伦理关切，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用就会威胁到人类伦理的一些基本信念。这些都迫使我们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重新思考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对人工智能哲学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出现了一些“热闹的景象”。根据美国哲学家迪特里奇（E.Dietrich）的统计，截至2020年3月，在Philpapers网站上收录的人工智能哲学主题的论文数已经超过万篇，包括以下四大种类：（1）人工智能是否可能的问题，即有智能的思想机器是否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这个问题还涉及关于思想的语义学理论与计算性质的关系问题；（2）关于合理性的性质问题，即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相比的合理性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接受；（3）关于人类心灵具有的“超越性”推理能力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4）关于智能机器的构架问题，即构成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的基本条件问题。这些表明，对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是认知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人类自身的未来。

未来哲学的可能性

如何正确地看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哲学的反思而使得科学的发展保持一种稳定的平衡，这恰好是未来哲学需要完成的重要工作。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重新确定哲学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首先，从历史上看，哲学与科学的互动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其次，当代哲学探讨人类心灵和认识活动性质时，的确需要借助于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但这并不是哲学研究自身的最终诉求。最后，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任务上，未来的哲学都不应是科学的随附者，而应是科学的急先锋。哲学总是在科学发展中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它总是能够在科学发生危机的时候帮助科学转危为安。未来的哲学必将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