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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袒露在金陵》:文质而后彬彬
来源:《长江文艺评论》 | 林遥  2022年01月13日12:29

王彬先生在鲁迅文学院授课,提早两日给我们这些学生抛出问卷:“一、何为语言,何为话语,二者的区别是什么?二、文学语言的特征是什么?三、小说与诗歌、散文运用文学语言的区别。四、请把下列词组合成为文学语言:院子,村庄,河流,堤坝,鹅卵石,艾蒿,马蹄,教堂,草原,大道,广场。”

学生递交之答案自是五花八门,尤其是第四题。课上,王彬先生做了题为《小说中的话语和反话语》讲座,关于第四个问题,答案揭晓,渊源有自:

“牲口圈的两扇小门朝着北面的顿河。在长满青苔的灰绿色白垩巨石之间有一条八沙绳长的坡道,下去就是河岸:遍地是珠母贝壳,河边被水浪冲击的鹅卵石形成了一条灰色的曲岸。再过去,就是微风吹皱的青光粼粼的顿河急流。东面,在用红柳树编成的场院篱笆外面,是黑特曼大道,一丛丛的白艾,马蹄践踏过的、生命力顽强的褐色车前草;岔道口上有一座小教堂;教堂后面,是飘忽的蜃气笼罩着的草原。南面,是白垩的山脊。西面,是一条穿过广场、直通到河边草地去的街道。”

这段文字,并非极生僻之文字,熟悉的读者立刻可以反应过来,这是《静静的顿河》开篇。

王彬先生阐释的是变异的话语和文学语言间的关系,这亦是他长期的研究方向,但是他非枯坐参禅的学者,下笔为文,绵密蕴藉,文章是他研究实践的果实。

近读《袒露在金陵》一书,是王彬先生近年散文写作的结集,内中有的篇章发表时已读过,但集结统览,感觉又是不同。他的文字,是中国文章一脉,“入道见志”,其内容博洽,凡宇宙人生、政治伦理、经济文化诸方面皆有涉猎,且每一方面都显示了恒久的传统智慧。

我个人比较推崇文章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其实只有两种文体,“韵文体”和“散文体”,举凡书信、论文、报告,甚至说明文,无论写人、记事、论学问,一要作者的情致,二要深入的思索,三要有扎实之细节,我谓之为“情、理、趣”,有这三者,洵为好文章。

《文心雕龙》中,刘勰谈到“文”,说有天文、形文、声文、情文、文饰,诉诸视、听、情诸方面。文章之文当属“情文”一类。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 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就像有水才形成涟漪,有木才绽放花朵,涟漪和花朵即为文章的文采,它们依附文章之“质”。虎豹若是没了花纹,与犬羊何异? 犀兕正因有皮而无文,才要给它们涂上丹漆,是以文章之“质”也需要“文”。

刘勰所言“文”之于“质” 的重要性,即借助于文采而成文章,“文”字和“文”采,对于叙述内容具有重要的作用。

《袒露在金陵》有三十一篇文章,语言错综、流动,节奏轻快且富于变化。长句舒缓而短句促严,长短相见,起伏顿挫,缓急更替,阅读时尤为舒畅。《青铜峡的猫》以舟行黄河写起,运笔如风,“突然看见一只小猫”转折,跳跃到猫之叙事,引入文人与猫的掌故,节奏自然而然,却又趣味盎然。

王彬先生的文章无疑是优美的,表现之一是,其语言是文学的,实现了可读性强、蕴藉有致,同时也保留了韵文的典雅之风。 比如《野狐岭》写蒙古与金兵之战:“读《元史》《金史》与《续资治通鉴》一类书籍,关于野狐岭役记载颇多。主体的说法是,金人以四十万大军不敌蒙古十万铁骑。但是也有不同说法,认为金人并没有那么多,而是以少御多,故而失败。然而,无论怎样,无论是什么原因,野狐岭战役标志蒙古人时代的来临。从此,金人融化为遥远而闪光的泪点,蒙古高原的野草则蓬勃地燃烧起来。”看似信口而出,朴素自然不加雕饰,但如细细品味,就可发现其蕴含的美质。末两句,其实是诗一样的句子。

这种表现形式,仍是中国文章的传统,是对文章意境的营造。这种意境,可以运用简洁的语言,也可添加华丽的辞藻,是透过字面直达内心深处的情感与共鸣。

我喜爱说评书,算是有一定话语上的表达经验,是以我一直执拗地认为,“语文”的概念,是个悖论,因为“语”和“文”是分开的,即使经过白话文的洗礼,“我手写我口”,但口中说的话语与落在纸面上的文字语言,究竟是不同的。我想,这可能亦是王彬先生所追求的吧!

试看《背篓里的桃花》一段:“而此时春雨不再迟疑,因为春雷已在山巅激荡,瞬间爆裂蔚蓝的闪电,从天空的一端扯到另一端。雷声隆隆,火花闪闪,大雨骤至,挥舞篱笆似的银色粗线。亿万株树木张开渴望已久的手臂,欢呼甘霖的洗礼。”高明的语言驾驭者,会非常注重语言的错变之美。跳跃的句式间,加之抒情的语句,情景交融,又不失俏皮,运用“蔚蓝”“火花”“银色”“张开”“欢呼”等颜色与动作的描绘,瞬间冲击人们的视觉与触觉,可见其语言之巧妙。

清代袁枚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语言的错落变化,从而使其文章具有了“句意曲折、摇曳生姿”的风格。

语言是作家内心之幽曲,但并非仅仅是雕琢词句。刘绪源《解读周作人》一书中曾提到周作人的“余情” 观,说拥有了作者的情致,那么即使一篇说明文,也是可以写成一篇非常好的佳作。

情自何处而来?在于观察,在于思考,在于对史料的熟谙剖析,在于内心的灵动与纯真。《兄弟》一篇,论及二周兄弟失和:“兄弟根脉相通,虽有荒谬悖逆之人,也不会出现大偏差。但在成人以后,娶妻生子,各有妻室,即便是诚实厚道者,在情感上也难免不发生变化。而妯娌,没有血缘关系,自然疏远。如果受她们的蛊惑,兄弟之间必然发生龃龉乃至裂隙,这就犹如在方形底座上硬加一个圆盖子,无论如何是合不拢的。鲁迅与周作人,从亲密无间到翻脸决裂,恰恰印证了颜之推的话。‘浪传乌鹊喜,深负鹡鸰诗’,杜甫的这两句诗,似乎是为周氏兄弟而作。鹡鸰,鹡鸰,鹡鸰啊!”

这种幽微阐述,采用巧妙的词锋、形象化的陈述,表达个人的见解,通过词组、虚字的运用,并利用句式长短、声音高低、节奏缓急等语言因素,构筑抑扬开合、跌宕起伏的文气,贯通文章始终,文气的强弱大小,实际成了王彬先生情思志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指外在之文才,“质”指固有的、内在的品质,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文质适中、文质兼备。阅读王彬先生的文章,恰如君子,文质而后彬彬,亦今亦古,文脉不绝,在语音、句法和辞格运用上,长短杂陈,行文波澜起伏,富于变化,具有了诗的密度和张力,以极具魅力的语言,发为心音,独具特色,对当代散文写作的发展,以及作家、学者的创作提供了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