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古远清先生的新作《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以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史为线索，在学界定论与个人观点的对话式语境中，对20世纪至今的世界华文文学，从概念厘定、学科发展、时代意义、作家作品等维度完成对文学思潮、文学社团和文学人物的探讨。本书立足于“概论”，目的为世华文学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和新材料，而非某一向度学术论题的精耕。

不同于其他世华文学史的撰写方式，本书的体例特色是“个人写史”，作者在现象/文本的确立及分析上，融入了自我的学术思考。因此，跳脱时间建构和空间建构的传统写史方法，他以问题引领，环绕“概念”和“学科”，将世华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基础论题与核心论题作为写作重点。第一章至第四章集聚各种文学论争。例如第一章解析“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华人文学、华文文学、华裔文学三个领域的研究对象一度缠绕在一起，因此文中推出两个基本辨析。一是“华人文学到底应不应该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范畴？”作者见解是“华人文学作品不管有无中译本，都应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研究对象。这不仅可以拓展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版图，而且可以起到对照和互为补充的作用”。一是“中国大陆文学是不是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作者观点是“把中国大陆文学纳入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说世界华文文学要拿出巨大的篇幅来描绘中国大陆文学地图，而只是在参照意义上，把它作为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比较的对象”。继而，在明晰这两个问题之后，他展开进阶式思考，即如何理解华文文学的“华”？“华文文学本是个多元文化、多重视角的多面体，有互不雷同的层面和维度。确认这种立体状态，把华人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涵盖进去，才能认识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包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本书颇有新意地提出并解析世界华文文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它将其划分为四套话语体系，每个方向的阐释都是先呈现学界论点，再提供个人论述。第一是“中国文学·华文文学·华人文学”体系，最亮眼的是“华人在种族上系泛指炎黄子孙后代，文化上则是指享有相同的思想文化资源及其历史记忆、文化风俗的族群，创作者的国籍及族别是界定它的标准。华文文学是华人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观点率先为华人文学和华文文学建构出总分关系。第二是“作为‘他者’的海外华文文学”，核心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是从中国视角或曰中国本位出发的”，但是“海外华文文学不能简单地看作中国文学的留洋和外放，而应视为住在国也就是外国文学的一部分。”进而，文本又被细分成“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本”和“具有文化意义的文本”，现今海外华文小说中数量较多的以移民为主题的“海外中国故事”应归属“文化文本”范畴。作者明确指出海外华文文学兼具“历史文献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数量不多。第三是“离散与新移民文学”体系。“离散”包括“个体离散”和“族群离散”，而移民文学立足于创作主体的判断，可分为“旧移民文学”和“新移民文学”。前者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怀乡文学的延伸和深化”，后者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的‘新游牧时代’的生活故事”。作者认为新移民文学的“新”，首先指向时间维度的不确定性，目前可以达成共识的论断是其上限已有定论，但下限不能固定，新移民文学依然处于开放式和进行时之中。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屡次成为焦点性学术论争，本书从熟悉和陌生的消长，凸显新移民文学的个性，并且不能将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同时又表明新移民文学的写作任务，即“如何向世界叙述中国故事”。第四是“华语语系文学”体系。古先生分析了美国学者史书美与王德威的“华语语系”论，作者秉持学术争鸣的研究立场，实质上分别论证了“华语语系”和“华语语系文学”，一方面接受“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合理性，即“不能把中心绝对化，以免忽略了离散华人的本土经验，弱化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一方面辨析“华语语系”概念中包裹着由“反中心”意识孵化的分离主义思潮。

本书凝练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四种品格为：国际性、移动性、本土性和边缘性。从世华文学学术史考察，这四类仍然是通识性的学科认定，文中清晰界定“本土性”，即“本土特质、本土视角、本土精神或本土意识”。我认为，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作者对“移动性”的阐释，首先，“不能单纯局限在从中国移动出去的作家身上，还应注意从国外移民进中国的作家”，旅台马华作家是典型个案。其次，“移动性”的外延被扩宽，不仅是作家的移动性，而且是学科本身的移动性，正由于作家的移动制造学科研究内涵的动态化。而其中包含的更深层研究逻辑显现在学科的“移动”与学科的“争议”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文中提炼的三组关系辨析值得后续深入探讨：“汉语的”还是“华语的”？“语种的”还是“语系的”？是“海内的”还是“海外的”？

“海外华文文学对新中国文学的贡献”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应该说，它从比较视域做出华文文学在当下的价值判断，但略有些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对象依然是作家，被归纳为“先行者”“松动者”“参与者”“丰富者”四种类型，采用论题研究，而不是将重心放置于某些作家对新中国文学的个体参与，则会夯实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可或缺性。例如，安格尔和聂华苓主持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时，曾于1979年9月15日-9月17日举办“中国文学创作前途座谈会”，这次“中国周末”，不是交“锋”而是交流，在切实推进“中华文化的接续与整合的双向过程”。如果将“先行者”研究（聂华苓贡献）转化为史实专题，那么文学事件则能更为切实地论证着“国际写作计划”对新中国文学的贡献。

第五章至第十一章沿用了传统式总体——局部架构，先综述世华文学各大板块的发展史，再依次从体裁角度——小说、诗歌、散文、批评，实施述评。在具体章节，本书表现出类比逻辑，读者既可以了解经典作家的创作思想与艺术品格，又可以把握不同写作者恪守的题材共性与艺术个性。板块中的“东北亚华文文学”有研究的必要性，作者将“融入”和“包容”视为东北亚华文文学的时代主题，指明其对文化、族群和性别三个向度的偏倚。蒙古国、日本、韩国、朝鲜的华文文学长期直面较低的学术关注度，事实上，日韩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存有密切的互动、互补、互证。

体裁研究的落点是作家作品，其中小说研究是重点。作者固然从史料发掘与文本细读中解析作品特色，但似乎没有详述选择作家的标准。具体而言，在第六章至第八章的小说研究部分，可以明确作者是在“板块”内，归类并类比作家，但诗歌、散文和批评部分，又突然转以创作风格为判断标准。我认为有特点的章节依次是“司马攻和黄孟文的小说”“金枝芒的《饥饿》”“林海音和鹿桥的小说”“王鼎钧和木心的散文”“洛夫和许世旭的诗”“齐邦媛与戴小华的散文”。需要强调的是，批评研究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可这一部分存在体系规划上的某些含混：到底是推介中国内地以外的华裔汉学家？还是推介其研究世华文学的研究成果？例如“澳门的澳门文学史研究”似乎游离于前五节批评家研究，反而以整体观面貌呈现；而“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诠释夏志清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小说的学术贡献；“叶维廉和颜元叔的文学研究”讨论两位学者的文学理论建设；“曹聚仁和司马长风的文学史研究”研究对象是中国文学史。我想，如果能发掘汉学家的海外华文研究成果将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史有更大助益。

《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实现了对学科沿革较为全面的剖析、学术概念较为完整的提炼，在社团、作家和论争维度，提供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在作家作品的分类及经典化认定贯彻“个人文学史”的写作初衷。世界华文文学的“21世纪”文学成就，本书提供的材料还不够充实，对“未来”群体也涉猎极少。应该说，“70后”“80后”“90后”还未纳入本书的批评视野，而“新生代”作家恰恰为作者在余论部分抛出的问题提供了扎实论据：“突围”而出的华文文学学科，不会“死亡”，反而会“一步步走向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