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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世最古的刻本《圣迹图》
来源:藏书报 | 周心慧  2022年01月05日08:46

原标题:孔圣风采 千古如见 存世最古的嘉靖沈藩刻本《圣迹图》

在中国古代,孔子是被当作“圣人”崇奉的。《圣迹图》即是根据《论语》《史记·孔子世家》及宋儒朱熹纂辑的孔子事迹,绘图、叙事、题赞的连环画读本,亦即孔子的画传,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孔教宣教书。

在中国古代,《圣迹图》大致通过三种方式制作、传播,即:石刻、绘画、版画,其中尤以版画为大宗。盖版印可以化一纸为千百,行众及远,自然成为通过《圣迹图》来传播孔子思想、事迹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版印《圣迹图》所起甚早,有人说在印刷术的初起阶段唐代就有了,阿英先生在《中国连环画史话》中说:“孔子传记连环图画《圣迹图》,据说宋朝已经有了,只是我还没有见到。”不过,对这些语焉不详,既无实物遗存佐证,也不见文献记载的“据说”,姑妄听之也无不可,实在认不得真。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载,元大德年间(1297—1307),孔子第五十三代孙孔津编刊了一部《孔圣图谱》,共三卷,首卷为图,这应该是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刻本《圣迹图》,但书已不传,难明究竟。

这套《圣迹图》(书为中贸圣佳任国辉先生携来共赏,以下即简称“中贸本”),框纵34.8厘米、横67厘米。经折装。卷首冠《史记世家》一文,书题下刊“汉司马太史迁撰,宋朱文公熹纂”。第四页起为图,首“先圣小像”一幅 ,继为绘写孔子“圣迹”的图画,始于“孔子母徵在祷于尼山而生孔子”,迄于“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祀焉……太牢之祀百代伊始”。总三十七图,图后有沈藩《刻孔子圣迹图跋》、邓文质《圣迹图跋》和张楷《右孔子世家一通》各一篇。书被当初的持有者重新装裱过,《右孔子世家一通》似本应接续在卷首《史记世家》一文之后,图画之前的,却被误装到了书末。沈藩《跋》云:“惟皇御历垂统,适嘉靖戊申春孟吉旦,潞痒姚生正贡之期,西还得《圣迹图》一册,谒余以献。……斯图也,梓之,岂载擅美而传远,亦将报本于万一也。”末署“皇明亲王沈藩南山子熏沐并书”。知刊于嘉靖戊申(嘉靖二十七年,1548)。各图皆无图题,图右刻文略述本图所绘事迹,文后有赞。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存世的《圣迹图》本子中,与此本有关联或出自同版的本子有三:

一是1958年,郑振铎先生辑录《中国版画史丛刊》时,将其旧藏(现归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圣迹图》影印出版,在为这部《圣迹图》撰写的跋语中,先生说:这部《圣迹图》“是明正统九年(1444)刊本。今所见的诸本刻本《圣迹图》,无早于这个本子的了”。先生的依据,大概是图前《右孔子世家一通》署“正统甲子秋七月望日四明张楷盥手谨书于西台公署”。张楷(1398—1460),字式之,永乐二十二年(1424)进士,官至南京佥都御史,彩绘《圣迹图》长卷,图二十九幅(存藏孔子基金会),并以之为刻石、镌木之粉本。石刻曾置于上海青浦大盈孔庙启圣祠中,今已不存(有拓本存中国国家博物馆),木刻本已佚,今人已经看不到了。明万历前所刻《圣迹图》,几皆以正统本为母本,《右孔子世家一通》也照刻不误,故署款时间和其间某一版本的梓行时间并不见得一致。1963年文物出版社印行的《西谛书话》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为之正误,言“郑藏本”实为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朱胤栘据正统九年(1444)本的翻刻本,亦即应与本文所述嘉靖本同版。但取两本详加勘对,却发现有很大不同:

两本有部分图版如《先圣小像》《退而删定诗书》全同,但也有部分图版存在较大差异,如“先圣未生时有麒麟吐玉书”一图,“中贸本”左半部分画面繁复,“国图本”将回廊、花木,地面的草丛全部略去;“先圣诞生之夕,有二龙绕室,五老降庭”一图,画面上弥漫的云气,殿阁旁葱郁的林木全然不见;“孔子学琴于师襄”一图,人物形象、服饰、站位、动态、表情基本相同,但布景几乎全被省略,松树的画法也大不相同,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大致是“国图本”仅保留了“中贸本”(沈藩本)的主要故事情节,作为场景烘托的细密、繁复的背景描绘则多被略去。至于线刻的运用,“中贸本”柔韧、细密、生动,“国图本”粗糙稚拙,更有云泥之别。

还有一点是,题赞皆为楷书,“中贸本”行距整齐,字体清秀,雕镌工整,“国图本”行距歪斜,字划潦草。另前冠《史记世家》,虽然都占六个折面,行款格式也大不同。

其三,“国图本”无邓文质《圣迹图跋》和沈藩《刻孔子圣迹图跋》二篇跋文,而此两文恰恰是鉴定版本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依据。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国图本”与“中贸本”不是同版,而是出自不同刻家、不同画家、不同镌手的别本。细审“国图本”全书,并无片纸只字可以证明其为嘉靖本的文字材料,不知定为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刻本,所据为何?或曰郑先生之所以判断有误,是“国图本”沈藩跋和邓文质跋皆佚失所致。但两书既非同版,又何来“佚失”之说?沈藩名朱胤栘,封宪王,封地在山西潞州,薨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即书刻成之后一年,不可能在死前一年刻成不同版本的两种《圣迹图》,也没有蛛丝马迹表明其和“国图本”有任何关系,亦即“国图本”应本无此跋。进而言之,以“中贸本”之跋,毫无来由地去佐证一个并非同版书本的梓行时间,岂非南辕北辙?当然,“国图本”画风古朴,应也是《圣迹图》的早期刊本。

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刻本。201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该本子。与“中贸本”两相比较,图画、行款、字体绝无二致,出自同版无疑。然亦有两点不同:一是“北大本”缺第十二图,非为全帙;“中贸本”为完璧;殊属难得。二是“北大本”为在墨线图上的手工敷彩本,“中贸本”原汁原味,未做任何人工涂饰。我浸润古版画有年,经眼之敷色本多矣,坦而言之,我是不大喜欢此类画片的,原因无他,唯在即使色彩绚丽,设色妥帖,也是徒增眼目之娱,却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木刻画的原始韵味。

沈津撰《〈圣迹图〉版本初探》,(沈津:《〈圣迹图〉版本初探》,载《孔子研究》2003年第1期)言北大图书馆藏有明正德本《圣迹图》,也是一个人工敷彩本,为现存最早之本。不知其言是否系据“中贸本”邓文质《跋》署“正德元年”而言。实际上此跋原为明正德元年(1506)孔公才扬州江都刻本的跋。跋中有“吉府贤王复加增益至三十有九”“江都尹公才实宣圣云裔,偶有得其善本,谓然叹曰:‘先祖圣迹,反有赖藩王都宪’” 等语,亦即吉藩得张楷本,增绘至三十九图(1995年嘉德拍卖会现吉藩绘本,今不知藏于何处),孔公才“讵敢惜俸资不为先德侈焉”,因刻印行世。沈藩本当源于孔公才本,故附刻其原序于后,沈文以之作为嘉靖本刊梓年代的依据,是张冠李戴了。正德本亦佚,笔者以之请教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李云先生,先生亦言北大不藏正德本,“正德本”云云,是对沈藩本的误记。

由上述可知,就现今存世之《圣迹图》而言,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刻本已是存世之本中最古者。

郑振铎先生曾言:“所有这些《圣迹图》,在考古学、历史学上的价值并不高”,诚哉斯言。盖古人作《圣迹图》,并不在于对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考察,而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艺术创作。明清两代,《圣迹图》刊版甚伙,版本之多,如过江之鲫,我经眼就不下二十种。众所周知,明嘉靖时期是古代版画“光芒万丈的万历时期”(郑振铎语),达于极盛的前夜。此本构景造意法度谨严,背景描绘细腻,界画严整,人物刻画生动传神,孔圣温、良、恭、俭、让,睿智含蓄的形态特征尽现于画图,至圣先师,千古如见。用线细劲流畅,细密精微,图纹高雅,即使较之于晚明徽版名工所镌,亦无少逊,且更多了几分大气、恢宏的气韵。藩府拥有雄厚的财力、物力,“时称沈藩多才焉”,亦即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王府亦不乏高手画工、镌手,遂成此佳刻。与之相比,“国图本”虽也是早期刊本,但构图因繁就简,用线也略显稚拙,更多的是民间艺匠的特色。后世之私坊所刊,亦无可与之并美者,称之为明清版刻《圣迹图》之第一神品佳构,绝非溢美。

北京大学图书馆李云先生在《孔子“圣迹图”绘刻与收藏初探——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圣迹图”》(载:《长沙大学学报》第19卷第1期)一文中,曾赞誉北大藏本为“现今大陆所存最早最好的《圣迹图》”。就“中贸本”而言,我想在最早、最好的考语上,还应加上绘镌最精、保存最为完整、最能反映木刻画原貌的珍稀善本。鲁迅先生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说:“中国的《孔子圣迹图》,只要是明版的,也早为收藏家所宝重。”先生此论,距今已逾近九十年,何遑今日?世之博雅君子,当知宝而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