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自己的书架》总序

《自己的书架》是我几十年来断断续续开设的一个读书随笔专栏。没有什么预设的写作计划，只是在工作之余，对自己读的一部分书有了感情，读了以后舍不得立时放手，就随手记下一点想法。恰逢媒体的朋友约稿，也就给了他们发表。这样的习惯可以追溯到1982年我的海南岛之行。那时海南尚未建省，我去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顺便游览了海口与三亚。在会上没有什么心得，会后游览时倒是交了几个挺好的朋友，其中就有《海南日报》的副刊编辑黄宏地。那以后，宏地兄与我时有通信，我也经常在他主管的版面上发表一些零碎文章。文章都很短，主要是散文与读书随笔。这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连续性发表读书随笔，有点像专栏文章，但编辑没有具体的时间要求，时写时辍，也没有压力。这样断断续续写了一两年，后来有阵子风吹来，就辍笔了。到了1989年秋，宏地兄又来约稿，我那时实在有点无聊，想闷头读一些书，就答应开一个专栏，还想了一个名称就叫“读书”。我现在查阅旧文，发现《〈自己的书架〉弁言》最早题目是《〈读书〉弁言》，发表于《海南日报》副刊。[1]但不知为什么，这个《读书》专栏没有能坚持下去，只连载了两三篇短文就无疾而终了。过了几个月，香港《大公报》编辑马文通先生也来信约稿，我就把专栏的设想与马先生说了，立马得到了他的支持，于是就改称为“自己的书架”，1989年10月19日正式在《大公报》副刊上开张了。

《自己的书架》内容很杂，以谈中外文学书籍为主，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现代文学，读的书也多在那一方面；其次是外国文学作品，这是我比较喜欢的领域，后来我跟随贾植芳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立比较文学学科，对外国文学留意更加多了一些。1988年以后，我又开始留意台港文学书籍，这样三部分内容构成了“自己的书架”的基本内容。除了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写文章外，1990年上海作家协会办了一个杂志叫《文学角》，由评论家程德培担纲主编，我在上面也开设了一个同名的栏目，内容偏重谈台港文学的书籍，还特地用了一个副标题“港台书札”。马文通先生主编的香港《大公报》副刊非常开明，我每次寄去文章都很快地刊登出来，也不嫌我写的专栏内容杂乱，缺乏章法。前几天我特意查了一下当时的旧报刊，第一篇随笔《人与狼之间》，谈的是英国作家吉卜林的丛林小说《老虎老虎》，第二篇谈的是李辉主编的征文集《滴血的童年》，第三篇是批评一本关露传，第四篇是回应林默涵的一篇访谈《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第五篇、第六篇都是谈梅特林克的剧本……我这么不厌其烦地罗列篇目，是想说明我当时写专栏确实没有统一的目标，只是在阅读中外杂书（也有刊物）过程中，有感而发，随意批评。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都是读书心得。这个栏目大约延续到1993年，后来渐渐事情多了，文章就写得少了，也不知具体什么时候正式停止。我在编《羊骚与猴骚》时，从专栏文章里选出一部分，分作《自己的书架·甲集》《自己的书架·乙集》和《隔海文谈》三辑，编入文集，算作是我在这一时期的工作。

这件事过去太久，许多细节一时也想不起来。但我读杂书的习惯没有改变，一直是这样散漫地阅读，散漫地写作。我的学术研究范围，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涵盖了20世纪中国文学，即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基础就是从这些散漫的阅读开始的；另一个专业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我虽然涉猎不多，但也是与平时喜欢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分不开。到了1990年代中期，我的社会活动多了起来，杂书照常在读，但读书札记却写得少了。后来我又多了一份额外的工作，就是为年轻人的新作写序。起初的出发点是为了提携青年，但事实上他们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地开拓我的思路，刺激我的研究兴趣。很多序言往往成为我与作者对话的平台。我很少在序言里对作品做过多的褒扬，经常是提出更高的研究目标，我自己也是通过写序来扩大阅读范围，使之成为一条再学习再思考的途径。序言也是一种读书随笔，有赞扬也有批评，或者是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对话。甘苦自知的作者会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对读者，则希望通过阅读这些书及序言，追求更高的学术境界。

2006年春节，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汪乐春兄担任《文汇读书周报》主编，特意跑来约我写文章。乐春兄明确要求我开设读书专栏。那时候我正担任着中文系主任和《上海文学》主编，两头奔波，自顾不暇，但还是挡不住乐春兄的热诚相邀，就应允下来，每隔两周写一篇四千字的读书随笔。我又想起了“自己的书架”这个名称，于是，《自己的书架》梅开二度，开张时间是2006年2月10日，第一篇文章是评论彭小莲的小说《美丽上海》。这一次自己书架上的推荐书目，以当下的文学作品居多，但也夹杂了一些其他领域莫名其妙的书籍。譬如有一篇是讲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的盗版书，还有一篇是推荐一本关于“闲暇文化”的外国书，我现在也记不起当初为什么写这些文章，总之是读闲书的缘故。乐春兄对我无限信任，没有丝毫挑剔，这给了我莫大的自由和自信。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一连开了三年专栏。后来这些文章都收在了一本叫作《献芹录》的编年体文集里。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幸遇到很多好编辑。他们有些是我的师长辈，对我的人生道路多有指引和提携；有些是我的兄长辈，在我的学术道路上给予宽厚的爱护与支持；还有的是我的同辈朋友，彼此有着更多的理解和感情，共同推动文化的事业。现在我回忆《自己的书架》的写作时，稍微年长的马文通先生，以及同辈的黄宏地兄、程德培兄、汪乐春兄彼时的言谈举止都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感激他们，没有他们对我的信任和邀约，可能就没有这些随笔的存在。作为优秀编辑，他们对于作者的文章，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挑剔，不是以审查官的面目出现，也不是把作者看作写文章的枪手，指挥你写这个写那个，他们首先是把作者当作知心朋友，鼓励作者自由写作，满腔热忱地推荐和发表作者的文章。我在投稿方面是一个很敏感很挑剔的人，只要编辑方表现出些微的勉强，我就会马上停止投稿，不愿给别人增加麻烦或者让人为难。然而我现在重新阅读这些随笔，心底深处依然会溢出浓浓的温暖，因为从这些文字里我能够感受到相濡以沫的珍贵友情和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所在。

关于《自己的书架》，大致就这么些因缘。三四年前，我为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七卷本《陈思和文集》时，没有编入我的随笔作品。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找机会另编一套随笔文集。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旭编辑主动来信约稿，我在兴头上就提出了系列随笔集的计划，马上就得到他的热情支持。但是因为手边工作太多，我把这件麻烦事又拖延了下来。不想过了一年多，陈旭没有忘记这个邀约，又一次来信催促，我无法再拖下去，于是在去年（2020年）暑假开始规划，以“自己的书架”为总题目，编辑五卷读书随笔集。内容不以原来的专栏文章为限，只是以读书谈书为主题，整理我四十年来的读书随笔杂记，分为《前代事》《远方书》《当下缘》《朋友圈》《自己说》五卷。每一卷准备另写编后记，介绍各卷特点，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2020年11月11日晚，写于海上鱼焦了斋

2021年8月12日修订完毕

二、《前代事》编后记

我在总序里介绍了两次开设《自己的书架》专栏的经过。这一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约我编辑五卷随笔集，第三次取名《自己的书架》。内容自然不以原先的专栏篇目为限，我搜罗了近四十年来孜孜矻矻写成的读书随笔。当然这也不是我的全部随笔，一来是有些随笔碎片式的意思后来写进了研究论文，收录在《陈思和文集》各卷，为了避免重复，我不再重收；二来是有些发表在海外报刊的文字，也有些虽然发表在国内报刊上但时间相隔久远，一时搜集困难，也就放过去了。

第一集《前代事》，主要收录文史方面的读书随笔，以现代书籍为限。这次对各篇文字都重新编校一遍，主要在修辞上多有修订；其次是对讨论的书籍作了版本的核对和注释。我所说的“自己的书架”，不是一种比喻，真是陈列在我书架上的书籍。我平时喜欢购买各类书籍，但从不做收藏打算，以使用为主，以阅读为主。三十年前，我自筑书房“黑水斋”，三面墙做了顶天立地的书架，自以为足矣。一位读书的朋友来参观后说，房间还是太小，五年后你的书可能就放不下了。我说，那我每隔五年清理一番，把不用的书清理掉，这一房间的书始终保持在使用状态。其实这是做不到的。后来书的占用面积越来越大，黑水斋经过几次装修，两室一厅全部成为书的寄放地；另买了一处居室，取名曰“鱼焦了斋”，现在仍然是书满为患。当年自诩的五年一次清理，就我现在的体力，已经无法做到。有时候为了找一本书，明明记得放在哪一处，却翻箱倒柜也徒劳无着，最后还是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书库里找来借阅。近几年，在电子数据库的发展趋势下，纸质图书的收藏和阅读越来越成为奢侈行为了。我经常在深夜独坐书房，默对密密书架，好像是面对着大半辈子的老搭档、老伙计、老朋友，肃穆而立，竟到了要与老友告别的时候了。我有时很想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放下万种尘缘，利用残余岁月，安安静静地把自己书架上的书再浏览一遍，不管以前读过的还是来不及读的，都应该照一次面，握一次手，道一声珍重。作为第一步，我先要整理这些留下过生命痕迹的读书随笔，没有什么珍本善本，我一生与书籍的关系就是案头工作的合作伙伴，这些书籍，都是我心仪的朋友、工作的助手、思想和感情的资源。

我对这次随笔集的编辑整理工作，也是怀着敬畏。当我把一本本书从书架上找出来，重新核对版本信息，用手抚摸这些三四十年来陆续购买、阅读的书本，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尽管写进文字里的图书只是自己书架上书籍的万分之一，但它们还是幸运的。因为它们已经与我的思想、感情和生命信息同在了。

2020年11月12日于海上鱼焦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