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4年史景迁来中国访问 Muto摄

近日得知，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先生，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惊闻之际，往事历历。32年前，史景迁先生曾邀请我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演讲，就此我与他有过一段学术交往。热情、睿智、祥和、勤奋，是先生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

三定演讲主题

1989年11月22日，我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韩书瑞（Susan Naquin）教授之邀，到美国访问并讲学。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从首都机场出发，经上海虹桥机场跨越太平洋，到旧金山机场稍停，再飞向纽约肯尼迪机场，历18个多小时。当时年轻，精神兴奋，不知疲劳。下飞机后，在美国纽约大学读书的女儿到机场接我。

我在纽约小住还不到一周，美国许多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的教授，如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马萨诸塞州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加州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夏威夷大学等，就纷纷向我发出邀请。美国学界学术信息传播之迅速，对中国大陆学者之热情，令我惊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史景迁先生请我安排时间，到耶鲁历史系为教授和博士候选人做一场学术演讲，我即答应。

我到耶鲁大学演讲的时间，因要通盘协调安排在美国东北部的几所高校的时间，几经协商，最后才确定下来。然而直到我去耶鲁大学演讲的时间已定，演讲题目却还在不断变化，定不下来。起初，史景迁教授征询我想讲什么，我说，因为中美文化背景不同，学术信息多年不通，是否可以讲“清史研究四十年”？他表示，这方面内容他们很需要，但要跟同仁商量一下。不久，他回电话说，这个题目太专，可否换一下？我请他提，他说，讲讲康熙怎样？我知道此前他出版了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hsi(编者注：中译本译为《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对康熙皇帝深有研究。当然，我看的有关康熙帝的文献和档案较多，讲康熙帝是有信心的。

但时过不久，史景迁先生又来电话说：康熙的题目也太专，可否再换一个？我说再想一想。他说，他们建议我讲“清史研究的新资料”。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个题目不好讲。什么算是新资料？我们认为是新资料的，他们可能认为并不新，这就出现认识差距，不会收到预期的结果。于是我问，是否可以再商量个题目？先生以肯定但和蔼的语气说：同仁们还是希望你讲这个题目，我们期待你。意思很明显：不必再商量，就这么定了。

我接到这个题目后，寝食不安，朝思夜想。因为当时我们中国大陆学者研究清史的基本资料是“一档三实录”，即《满文老档》和《明实录》《清实录》《李朝实录》，这在当时算善本书，借阅手续极其繁琐。而据我了解，此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清史学界，耶鲁大学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满文档案八年，后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满文档案三年；三个“实录”在耶鲁大学清史教授研究室都备有全套，无须去图书馆借阅。至于文集笔记，此时已影印出版四千册，方志也影印出版五千余种，还有“方略”等，这些对美国学者而言，也都不是“新资料”。

那么，“新资料”是什么？所谓过去文人赋诗灵感出自“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一天如厕，突然想起“石刻资料”，可以补正史之阙、纠正史之误、充正史之实。由是，立即回房间，打开资料袋，找出自己有关石刻资料的论文，摘录编成卡片，讲稿心中有数了。

按照耶鲁大学历史系学术讲座的惯例，学术演讲时限15分钟，提问和回答限25分钟，合计40分钟。这与我们的习惯不同。但我仔细一想，把一个新观点阐述清楚，15分钟足够了。回想在学生时代，一堂课45分钟，真正重要而精彩、创新而必记的内容，15分钟足矣。从中我体会到史景迁先生在学术追求上求新如渴、求精如金的旨趣。

耶鲁讲坛上的中国教授

到1990年3月20日演讲那天，我见了史景迁教授后，送他北京燕山出版社新出版的我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燕步集》，并签名。他接书后，高兴地说：“我们教授以能出版学术论文集感到荣幸！”

我先参观了耶鲁图书馆，史景迁宴请午餐。到了下午4时，厅堂肃静，听者就位，史景迁教授登上讲坛，说：今天，我们聚集在本系学术讲坛，进行学术交流。在这座讲坛，前有钱穆教授，他着长袍，穿布鞋，在此演讲；今天有阎崇年教授，也在这座讲坛，所不同的是，阎教授身着西服革履。好，现在请阎教授以“清史研究的新资料”为题，做学术演讲！

我的演讲，先用一分钟点出要讲的主题，然后用三分钟简略排除档案、实录、官书、文集、笔记、方志、谱牒、家乘等大家所共知的史料，这些自然不算是清史研究的新资料。这时，台下的教授们都认真地注目于我——那么，“清史研究的新资料”到底是什么？我提出，清史研究的新资料是“石刻资料”，随之阐述石刻之题记、碑记、墓志铭等对清史研究的五个资料价值，每条各阐述两分钟。最后一分钟总结。

我讲完鞠躬就座后，史景迁先生登台，请大家提问。等了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提问，也没有一个人反问。最后，先生简要小结。

会后，我们到一家湖南饭馆餐叙。白彬菊教授点菜，她问我吃辣子吗，我说不吃，虽然心里想吃，但吃了就咳嗽。她风趣地说：我也一样，我喜欢吃辣子，辣子不喜欢我。这位美国女教授的辩证思维和风趣谈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席间，有的教授说，我们研究一辈子清史，怎么没有就想到石刻资料是研究清史的新资料呢！当年暑假，耶鲁大学历史系就派出三四位博士生到北京，在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查阅清代石刻拓片。

后来我几次去美国做学术交流，因时间短促，又多在纽约，未能与史景迁先生谋面。到2014年，犬子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我同夫人去参加毕业典礼，遗憾的是史景迁先生休假，没有在校。虽未能见面，但我还是回到当年做演讲的讲堂，照相留念。

用故事讲述中国历史侧面

史景迁先生在教书与著书两项事业上，均做出杰出的贡献。美国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必须亲自授课的。史景迁教授具有教书的天才，思维睿智，学识渊博，语言生动，饶有情趣。他讲课，在耶鲁，在美国，都是出了名的。美国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跟我讲：听他课的学生有三百多人，有些学生没有座位就站着听，课讲完了，全场鼓掌，达10多分钟。先生讲课精彩的原因之一是，他对历史的研究根深叶茂，又融会贯通。

史景迁先生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晚明入清以来的中国历史，成绩斐然，影响深远。他完成了14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曹寅与康熙》等。他跟我说，他的汉文名字是房兆楹先生给起的，房先生对他说，你学中国历史，名字第一个字母S谐音“史”字，学历史要景仰司马迁，你就叫“史景迁”。后来，“史景迁”三个字，在世界清史学界和文化界广为人知。

《康熙》和《曹寅与康熙》两书，在中国影响很大。前一本书中，史景迁化身皇帝本人，以第一人称的大胆叙事方法，写出一代康熙大帝的身世、历史、性格、情感、心理、生活，发挥历史想象，充分展现康熙大帝的喜怒哀乐。这种方法，他称之为“自画像”（self-portrait）。用第一人称，以自己的言行表述，这在清史研究领域尚属空前，让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皇帝。后一本书中，史景迁先生重点从康熙和曹寅君臣两个人物入手，展开一个时代的历史风貌。

史景迁先生一直坚持用一个个故事讲述着中国的历史侧面，他在中国读者中影响之大，外国史学家中难觅其二。有评价说他是以“讲故事”方式写作，是学术畅销书高手，这固有其所长，但也有其不足。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教授有一次跟我谈到史学研究方法，他谦虚地说：我们美国人研究清史最大的困难是汉语言文字，因其局限，读史料少，那就只能发挥我们所长，富于想象，长于思维。我说，中、美学者应当互相取长补短，中国历史学者长于史料多，却短于墨守史法，美国史学家短于史料少，却长于思维创新，不能扬此抑彼，而要互补所长，共同推动历史科学发展，增进中美人民友谊。史景迁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为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为向西方介绍为中国历史文化，数十年来，苦心竭力，贡献卓著，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