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我，机器人》的引言中，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学”三定律：“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1]。“阿西莫夫三定律”对后来的科幻写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显然，阿西莫夫已经预见，机器人，或说人工智能的造物，将拥有比自然人类更高的能力，并对人类的生存造成挑战。为了避免人类文明毁于自身发明的造物，机器人必须遵守“阿西莫夫三定律”。三定律的核心，在于规定人与机器人的权力关系：在机器人能力高于人的情况下，人的地位仍然优先于机械人。换句话说，唯有维系人类在世界的中心地位，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会反噬人类，科技乐观主义的乌托邦叙事，才能在科幻小说中延续下去。

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孤山骑士》结尾处，杜梨向小说中的仿生人费尔曼抛出了“万户测试”：“第五题：在月球上，你最后一个人类同伴死了，如果不执行这个任务，2300万人的生命会受到威胁，但你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如果继续执行这个任务，你将彻底毁灭。请问你是否继续执行这个任务？A.继续执行；B.拒绝执行；C.离开月球。”[2]

对此，费尔曼的选择是，A.继续执行。

“万户测试”的最后一问，旨在测试仿生人对人类的忠诚度。不难看出，“万户测试”是对“阿西莫夫三定律”的改写。对于科技主导的未来，杜梨显然并不乐观。“万户测试”中，人类已经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主人”，而成了“人类同伴”。这也意味着，在《孤山骑士》世界中，仿生人在理智与体力等方面明显优于人类的同时，“阿西莫夫三定律”的合法性也岌岌可危。因而，《孤山骑士》的未来想象是反乌托邦的。所谓反乌托邦，最初派生于乌托邦之中，却是对于乌托邦式美好幻想的反写，旨在未来想象中，对某种在现实中逐渐生成的恶因加以揭露。

在《孤山骑士》中，隋嫣是部分罪恶的代表。作为“星浪”老板隋洲的女儿，隋嫣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汤姆·沃森暗算，遭遇车祸，被迫改造为仿生人。她将自己的理智与情感分开，分别植入幼年与成年形态的两个仿生体之中。隋嫣的情感被植入幼年形态的自己，陪伴着父亲隋洲。而成年形态的隋嫣则拥有高度的智力与理智，继续帮助隋洲实现仿生人的梦想。由于认为自己遭遇车祸，是出于警察陆一洋的紧追不舍，隋嫣痛恨陆一洋，希望陆一洋同自己的父亲一样，感受痛失爱女的滋味。为此，她派出了仿生人柳鹤，刺杀陆一洋之女咪貉。为了寻得父亲与菊地被害的真相，咪貉铤而走险潜入星浪，一场对决就此拉开序幕。在《孤山骑士》的结尾处，杜梨借由隋嫣之口托出的故事前传，等于将故事重讲一遍，补全了叙事的动力与张力。在近年出版的中文长篇小说，如格非《望春风》、余华《文城》等，多少采用了“重讲一遍”的叙事策略。那么，“重讲一遍”对于《孤山骑士》，意味着什么？

自现代以降，人类将客观价值转为主观价值，以打破自然秩序的代价，建立起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秩序。将理性奉为圭臬的同时，放逐了人的非理性情感。在《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中，甘丹·梅亚苏敏锐地指出，虽然在科幻小说描绘的未来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但唯有理性是永远在场的。因为理性是科学的内核，所以任何借以科学为动力的未来幻想，都无法摆脱理性作为世界主宰的前提。作为科幻小说的《孤山骑士》也是如此。小说里的世界，为科技所主导。但拥有纯然理性的隋嫣，同时却也是罪恶的化身。在这里，杜梨未言之义，也是恶托邦科幻小说的共题，与其说是对科技的反思，不如说是对工具理性的警惕。所谓“理智与情感”分开，实质上是片面追求价值理性。马克斯·韦伯对工具理性的定义，也可为隋嫣的人生做注，“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3]通过隋嫣，杜梨展现了工具理性的局限。隋嫣作为父亲隋洲的附庸，将隋洲的梦想视为自己的梦想。最后，她却沦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汤姆·沃森的试验品。可以说，工具理性的局限正藏寓于“工具”属性本身。在隋洲的宏伟大计里，人类文明的合理演化方向，是通过基因改造工程，成为仿生人。无疑，更高更快更强的仿生人，在价值序列上优于自然人。也就是说，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臣服于理性的人类自掘坟墓，让位于更为理性的仿生人。不能不说，这是理性主义以来，人类某种怪异的理想。它借以科学的怪力得以实现。然而，最终导致的却是悲剧。而在仿生人内部，更新的逻辑也在进行着。如费尔曼所言，“郊狼已经面世，世界已经不需要费尔曼这个自由人了”[4]，旧一代的仿生人也要让位于新一代的仿生人。新旧区隔的逻辑，在于是否有更自主的意识，摆脱“奴隶”地位，成为“主人”。因而“重讲一遍”的叙事策略，不仅让《孤山骑士》在叙事上更加完整，也使得小说的主题得以重申与呈现。

《孤山骑士》偏重讨论的主题是人与仿生人的伦理冲突，及由此带来人在未来的存在危机。这部分延续了《致我们所钟意的黄油小饼干》“反对人本主义，注目人与自然的关系，讨论人和仿生人的伦理冲突”[5]的主题，但在叙事策略上，又呈现出别样面貌。

杜梨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往往通过将“动物”作为方法，表达“反对人本主义，注目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题。在九零后作家之中，杜梨是少数将对动物之爱洋溢于创作并使之成为方法的小说家。杜梨爱写，也善写动物。在杜梨关于动物的书写之中，我窥见了她的写作通往生态文学的巨大潜能。对动物发自生命的热爱，也让她的小说始终弥漫着罗曼蒂克的古典暖色。如她载于《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今日痛饮庆功酒》，便是围绕着猫的失踪展开叙述，又以解救即将被屠杀的猫们作为收煞。但在《孤山骑士》里，“动物”却经历了“象的失踪”与“变形记”。在《象的失踪》中，村上春树巧用大象的失踪，使“我”与世界同时失去了唯一有亮色的活物，陷入灰沉沉的死气。在《孤山骑士》未来世界中，仿生人伫立于舞台中心，生物体的动物难以拥有任何实质性的地位。在一个将理性奉为至高价值的未来世界之中，人类咪貉已经成为菊地以科学语言凝视的客体，丧失了主人的完整地位，何况乎动物。因而，在《孤山骑士》之中，杜梨心爱的动物们，都经历了“象的失踪”。

失踪了的动物，失去了作为生命实体的存在，但经历了“变形记”之后重新归来，在《孤山骑士》中化为修辞出现。当菊地联合费尔曼，共同制裁陈桐林时，菊地用的是“信鸽弓弦”，往陈桐林身上放置的是纳米武器“黑翅鸢”。受了惊的陈桐林“目光弹跳如荒原兔，词语如被追逐的兔子，远离一穴，想回到三窟的狡兔，颤抖，瞳孔放大，后肢奔跃。”[6]很难确认，“变形记”之后的“动物”，成为纳米武器的“动物”，和我们惯常认为的动物之间还有多少相似之处。但从修辞的角度，只要动物在文本中出现，引起我们的审美感受却是近乎一致的。在《孤山骑士》之中，动物修辞的增色始终起效，使得小说不落入赛博朋克的典型俗套，在未来感的冰冷之中，增添了一抹暖色。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当那些在《今日痛饮庆功酒》《大马士革幻肢厂》等中短篇小说中鲜活的动物，被人类寻找与热爱的动物，引起读者共情的动物，统统变成了一种修辞之后，作家杜梨与《孤山骑士》之间，似乎产生了某种气质的分歧，由此带来叙事的悖逆。杜梨或许意识到了，她笔下的未来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重要主题，同自己喜欢的动物之间存在冲突。她希望她所热爱的动物能够出现在科幻小说里。但当这些动物只能改头换面，作为修辞出现时，恰恰说明了，科幻叙事对杜梨富有生气活泼的一面的拒绝。科幻文学行经百年，已然建立起自身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的传统。后来的写作者想要进入这一脉络，便不难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套由表及里的叙事公约。这套公约由过往的科幻经典确立，无论选择续写或逆写，后来者与前在的经典之间，实质上都将构成对话关系。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动物不断作为增色的修辞出现时，《孤山骑士》与写作者杜梨之间，却出现了叙事与审美上的罅隙。

从根本上看，这种罅隙是反乌托邦的科幻叙事成规与作者欲望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作家栗鹿对杜梨有过精准的观察，“其实她对肉食主义的宽容就和她对动物的宽容一样深，我想她应该就是那种对万物都怀有深情的少部分人。”[7]杜梨对于动物的爱，落于文本中，往往化成一股罗曼蒂克传奇的审美欲望与冲动。而罗曼蒂克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的欲望，正如詹明信所言，“（浪漫）传奇是一种愿望满足和乌托邦幻想，旨在改变日常生活世界，以便恢复某个失去的伊甸园的状况，或期待一个从中将消除旧的死难和缺憾的未来王国。”[8]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菊地失去实体变成耳钉之后，与咪貉的关系由“主仆”转向了暧昧的“恋人”，甚至在咪貉沉迷万家侑的蓝熊游戏时感到妒忌。与此相近的是，咪貉在得知万家侑的身份之后，对他产生的莫名情愫。这些浪漫传奇在《孤山骑士》反乌托邦的世界架构之中，难以得到完整的延伸，最终停留在“暧昧”的纠缠之中。在《孤山骑士》“龙骑式的悲剧”之中，浪漫的欲望与反乌托邦的叙事成规，如海浪与礁石的相遇：浪漫注定不可能得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而只能以牺牲的方式消亡，并将牺牲作为彰显浪漫价值的唯一途径。

注释：

[1] [美]艾·阿西莫夫：《我，机器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2] 杜梨：《孤山骑士》，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231页。

[3]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

[4] 杜梨：《孤山骑士》，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190页。

[5] 牛强、牛益彤：《90后作家杜梨：30岁，拒绝长大》，https://www.shxwcb.com/495735.html。

[6] 杜梨：《孤山骑士》，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19页。

[7] 栗鹿：《神奇动物在这里》，《西湖》2020年第10期。

[8] [美]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