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水汤汤，溯流北上

我从小就是在河边长大的。江苏水多，所以从小基本上是以水为邻，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现在孩子的各种玩具，我们农村孩子只能在大自然里找自己的小伙伴，那个伙伴就是水，就是河。我想所有农村长大的孩子，跟河流之间的关系，应该都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因为它培养你跟水的感情，培养你对自然界的认识，甚至水流或者河流可以给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提供定位，提供地理上的一个概念。我长大以后，又在京杭大运河边上生活过一些年，这个时候你对它的认识跟过去又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我会有意识地把运河、河流作为我写作的一个背景。

我之前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写了几个小伙伴生活在运河边上，后来他们都离开了故乡，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又回过头来，相聚在运河边上的这条街道，相聚在他们的故乡。运河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是他们童年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所以小说里面写了一部分运河。但是写得不尽兴、不彻底，有些朋友看过以后觉得，看起来我对运河挺熟悉，但是在这部小说里面，它不是主角，也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们就建议，能不能专门写一部小说，以运河为主角，沿着运河来写。我在很多场合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总聊过，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在当代商城旁边的咖啡馆里聊天，那个朋友说看《耶路撒冷》，看运河觉得不过瘾，能不能专门写一部。当时韩总也极力赞成，说既然你这么熟悉，可以试一试。

那时候的确也年轻气盛，觉得自己好像还挺了解运河的，因为我一闭眼，整个运河的轨迹可以在头脑里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我就想，既然我能从宏观上把握，那应该问题不大，而且这些年我对运河的了解的确越来越多，自信应该能认认真真地讲一讲运河的故事。所以当时一拍桌子就答应了。

但真正开始写作以后，我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一旦近距离盯着一个东西看，你会发现你过去所谓的“熟悉”，其实是不太可靠的，所以我得重新去做功课。一是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读书，这是我的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因为运河是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所以我沿着运河又走了一圈，从南到北。当然走的也不止是京杭运河，隋唐大运河开封段我也走过，浙东运河我也去过，甚至长江、黄河我都去有意识地做了一些比较，虽然都是河流，淮河和运河之间、长江跟运河之间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在走的过程中，你都会下意识地去比较，所以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有了他者以后，你的那个描述对象才能建立它的主体性。所以说是在研究运河，其实是在研究所有的河流，只有你把它的周边问题处理清楚以后，运河才会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

自从那天在咖啡馆里喝了一杯咖啡，一兴奋说要干这个事以后，剩下的几年时间真是挺辛苦的，把望远镜放下，把显微镜和放大镜拿起来，然后断断续续做了四年，写成了这本书，《北上》。

其实写运河的小说并不少，比如我们的前辈作家刘绍棠老师，他是正儿八经被称为“运河之子”，他的一生都跟运河打交道。而对我来说，虽然很早就跟河流建立起来感情，但是我在运河边上生活的时间远远没有他们长，就是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我对运河那种直观的、感性的占有肯定没有他们多。这逼着我换另外一条路走，结合我自身写作的特点、我的优势，我努力去写一条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的运河，同时我应该更努力地去写一条文化意义上的运河。这条运河除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解决了漕运、水利等生活问题，它给我们的文化、给中国人的精神带来了什么。我们的文化是比较典型的内陆文化，而在南北差异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内，我们实现了平衡，实现了融合，实现了流通，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这条河流。这跟我们最后形成非常平和的，能够自由、流畅、自然的中华文化也有很大关系。

大雪封门，跑步穿过北京

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是一个“北上”的过程，逐渐沿着河流往北走，最后来到北京。从2002年到北京，到现在生活了快二十年，一直没离开这个地方。我也不敢说是扎下了根，但是一时半会肯定也不会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了解的越来越多，就会发现你对这个城市知道的越来越少，就像个圈似的，周长越大，你的周长接触外围东西的范围就会越大，未知的世界就会越大。

这二十年里，我个人觉得还是留下了一些非常好玩的东西，见了很多有意思的人，经过了很多有意思的事，这些事断断续续也基本都被我写到小说里了。

如果按照严格意义上大家对京漂的定义，我可能不算那种典型的京漂，因为毕业以后我留在北京，有着北大的光环，而且从事文化工作，是很多人都很羡慕的工作。但对我来说，京漂可能是一种心态，就是你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种笃定的认同感，这个很重要。我刚毕业以后在北京，好多年我一直很难建立起一种认同感，很难有扎下根的意识，这可能是中国非常传统的一种观念，在某一个地方要留下来，必须建立足够的认同感，扎下根来，能够继续生根、发芽、长叶、开花，觉得这是你的故乡，或者这是你终老之地，像苏东坡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但是很多年里我都没有心安，虽然北京有很多好处，但是你在这个地方，刚开始还是非常迷茫。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很多纯正意义上的京漂，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京漂，他们是在这边讨生活的。他们的物质生活我当然也关心，但我更关心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我发现他们也非常在意认同感，非常在意跟北京之间的关系。所以基于这样基本的、共同的、共通的认同感，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我写了一批小说。

现在有极少数人最后可以留在北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交流，交流的时候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年少时候来北京，后来离开了，或是留下来，对他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是成功还是失败。大家都知道京城米贵，居之不易。留下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生是成功的。离开了，他可能是失败了，或者是世俗意义上会理解成失败。

但是《北京西郊故事集》出版以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西郊当年生活过的那个地方，见到了很多年前的一个老朋友。他是一个厨师，我们认识的时候都很年轻，二三十岁，现在他已经满头白发，我们聊了所谓的成功和失败的问题。在那群人中，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后离开北京的，当时我问他：“要走了，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很好。我在想来的时候来了，我在想走的时候走了，我觉得很开心。”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心态，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怀揣着一个宏大的理想，想在某个地方施展自己、发挥自己，但是碰了壁，因为遇到种种障碍而得不到施展的空间，我们回去了，会觉得灰头土脸的，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但是这个家伙，他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我想来的时候，我能来就已经是成功的，我想离开的时候又能顺顺当当，拍拍屁股就走。我觉得这样很好。

写下去，一个人的战斗

今年的新书《青城》里面，三个小说，两个中篇，一个短篇。前两个中篇，一个是《西夏》，一个是《居延》，也是在我所谓的“京漂系列”那个时段里面写的，虽然两个小说之间相距五六年，当然到后来的《青城》相距时间更长，大概跟最早的跨度接近二十年。

写作有很多的偶然性，但如果你回头梳理一下，会发现所有的偶然性背后都有一个必然性。比如，为什么这三篇小说之间的时间跨度这么大？在我写《西夏》的时候，我觉得只写一个《西夏》是不够的，应该再写一个，后来写了《居延》。之后就有出版社跟我说，能不能把这两个小说放到一块出版一本集子。我当时一直不同意，原因是我觉得不够、不充分，当时只有两个人物，应该再有一个，或者再有两个人物，它才能成为我所认可的、我觉得圆满的一个集子。

我在写《西夏》的时候，二十五六岁，还处在恋爱的阶段。到了写《居延》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但是结婚时间不长。而写《青城》的时候，我孩子都好几岁了。我在爱情和婚姻里走得越来越深，越来越远，所以对女性、对婚姻、对家庭的理解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也不敢说理解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透彻，但的确是知道的越来越多，知道女性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西夏、居延和青城，她们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你能够在她们身上看见她们的婚姻跟家庭、婚姻跟爱情之间的关系。我也不敢说三个女性完全表达了我对这块生活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觉得它阶段性地清空了我的一些思考，如果现在让我再写一部关于女性的小说，我会处于失语状态，一时半会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的想法还没有充分到我可以再写一个小说的程度。虽然《青城》是一个短篇小说，但是放在这个小说集里面，《青城》跟《西夏》《居延》站在一起的时候，它们的份量是一样的。而这三篇放在一起，我期待中的那个圆满和那个完整都实现了。

说到茅盾文学奖，我觉得获奖有很大的偶然性，谁也不敢说你就得拿这个奖，谁也不敢说我跟这个奖就无缘。但如果真的是有缘，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运气，因为它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这么多年，我对类似的奖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拿到了当然很高兴，这是一个鼓励。因为在写作这项工作中，虽然我们现在痛并快乐着，但你还是会觉得它是一个人的战斗。再坚强的人，可能在这个漫漫长途中都会有一种孤独感，都会产生某种虚妄感，你会怀疑你工作的价值。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有人有所呼应，这个呼应无论是鲜花和掌声，还是批评，你都会觉得我这个事有人关注，所谓“吾道不孤”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是鲜花和掌声，是别人的认可和肯定，就像奖项，那当然是最好的，起码证明这一阶段你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对我的写作本身，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不是说一个作品获奖以后它就会变成另外一部作品，获奖以后，我就从一个作家变成另外一个作家。你的写作还是在原来的路径上往前走，这个过程还是要保持你的惯性，同时还要创新，还要吸取新的东西。我没有感觉到获奖以后我的压力有多大，我的心态发生什么变化。写了二十多年，我们对文学的看法，对荣誉、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固定的。一种批评摧毁不了你，一个荣誉同样也摧毁不了你。所以很多人觉得你获了一个大奖，是不是就能毁掉一个作家？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如果一个奖就能把一个作家毁掉的话，那这个世界上能毁掉作家的东西太多了，也就没有必要对这个作家抱有多大的期望。所以一个强大的作家，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被一个奖摧毁。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会让你更放松。我会更加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它会把你的自信心提高到一个高度上，可以坚持相对比较偏僻的、比较偏执的一些想法，包括非常实验性的一些想法，我都觉得我可以去做。

写作到一定程度是需要勇气的，这个勇气不是你拿刀面对敌人那种你死我活的勇气。对很多人来说，在战场上的那种勇气当然是非常难得，我们要表示无限的敬意。但同时，一个人面对稿纸、面对电脑的时候，你能敲下去，你能写下去，依然需要一种勇气，那个勇气真的不亚于在战场上面对敌人、面对生死的选择。所以这么多年，其实是一个一个的鼓励，不断地给我勇气，让我能够面对一张空白的稿纸、面对一台电脑。我可以一直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