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罗兰·巴特说：“预言家以棍杖顶端勾划出一想象的长方形，于此焉，循某一法则，追睹鸟的飞翔，评注者亦犹如此，沿着文勾勒出阅读的区域，以探查其中意义的徙动，符码的露出，引用的白驹过隙。”

话说，有位女作家在东经116°20′、北纬39°56′，占地面积逾一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城市的东三环的某办公楼上班，工作之余写小说。她已经写了两本。研究生毕业前，她喜欢读残雪的小说，一个长沙人，兄弟在武汉教书。这段冗长的信息折叠起来就是：宋阿曼出了新书，她以前研究残雪。

法兰西有巴特氏云，文之悦肇始于重读与游戏。

运气好的话，我们一开始就能发现某种游戏规则。比如《李垂青，2001》吧，一个谜题，谜面是消失于2001年的女诗人李垂青，玩家有吴卉子、宋曦、方博士、沓树，回忆占据了情节的大半部分，情感隐身于词语之间，关于李垂青的线索并不构成叙事的焦点，因为在玩家之中，没有人是造成李垂青失踪的原因。

李垂青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小说人物，虽然这一类人物在当代青年写作中也并不罕见，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长期不在场的主角，正如总有“生活在别处”的青年一代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感受。然而，不在场的人物却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比如李垂青对沓树说，“我最多只能理解你三次，或者说，原谅你三次”，像是游戏里的NPC（非玩家角色）被设置的程序。通过这些自设的规则，小说中的角色们得以突破叙述的迷雾，同时也是叙述者面对的迷雾，“每个人都感到有希望，好像集体走在大路上，共同朝着一个灯塔走去。在这温热的氛围中，在志同道合的人眼中，大雾正在散去，未来似乎越发清晰起来。”

但与志同道合者的合作，也并非没有隐忧，比如《西皮流水》中，石青将戏曲与老肖的爵士乐结合起来时，就让张春子十分担心，她担心这会对朋友石青的事业有所影响。

盯着夜空与繁星时，石青依然是迷惑的，却也感到放松。“她看着它们出现、泯灭，她感到自己放松极了。”

如果说《西皮流水》和《白噪音》中的松弛和幻想是青年一代对现时困惑的解答，那么在《堤岸之间》中，一对老年夫妇也有对时间流逝的类似困惑。法图和妻子对眼前的事物常常感到模糊不清，但在堤岸上，老头法图却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光能看清远处的事物，还慢慢看清了那些他早已忘记的陈年旧事。”妻子向他解释，“人老了会远视”，这种对比也解释了叙述中眼前的迷雾与清晰的历史之间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集中出现了大量“引用的白驹过隙”，其中包括许多著作，如阿甘本的《渎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或是文艺作品甚至是一些流行歌曲，比如曹禺的《雷雨》、陈琳的歌曲《爱就爱了》、保罗·索伦蒂诺的电影《年轻气盛》……以及一些艺术家和艺术流派，比如戈达尔、巴赫、萨特、乔伊斯、毕加索、包豪斯等等。

这些作品和名字与小说中强调感觉的表达一样，都是用星形裂开的词语，造成叙事中断和内部互文的手段。

作者曾说，存在着故事性、小说性和文学性三种形态，她眼中的文学性代表之一是托卡尔丘克的小说。故事并非是其最核心的部分，而且很多时候，故事并没有强有力地推进，而是要把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感觉再现出来，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并不像小说中那样，拥有明显的情节，反而是一系列情感和感觉的漫延。

在《啊朋友再见》这部小说集中，她的方式之一就是将词语当作情节中的楔子，或者说，宋阿曼让故事与词语进行对弈，在小说的棋盘上，有时故事执子，有时词语占先，顾左右而言他，它们撕裂故事，为故事提供阻力。

这种写法再次提醒我们，不要习惯性地将中短篇小说视为完整的作品，而要将它视为一个过程，一个未完成的事物。

故事是用词语组成的，而不是反过来，只有在故事中才有词语。故事过于强势，导致的结果是词语陷入危机，小说集《啊朋友再见》中的作品恰好表达了对词语正在失去尊严的忧虑。

即使在故事性最强的《啊朋友再见》这篇里，词语也与故事剧烈对抗着。比如前面提到的《想象的共同体》，本来是刘玄的研究生们在读书会上要研讨的书，如果只是从单个情节上看，它的出现造成了叙事的中断，书名出现后，是学生手绘海报的内容。书名下写着：“他认为他的职责在于逆其惯常之理以爬梳历史。”紧接着刘玄在学生的讨论中几乎全程走神，看似故事也跟着一起走神了，只是为了交代为何刘玄要回老家见高喜荣。但联系到小说集各个故事间的情感共同体，插入这本书就不单单是词语对故事的背叛，而是对读者反思的召唤。

小说主体夹在楔子和尾声之间，是两个女孩刘玄和高喜荣童年的往事，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小说是在讨论两个漂亮女孩的人生可能性。可能性正是词语的潜力，而故事却追求必然性。

如果说《啊朋友再见》比其他几篇都更像传统的小说，一方面就在于故事上的完整，因为故事是从临近结局的时刻开始讲述的，暗示了故事的起点和终点。另一方面在于结尾处的感伤色彩，刘玄和高喜荣以及范轶川在经历多种交错的可能之后，迎来了最后的可能性：范轶川的将死。只是在以《啊朋友再见》这首歌曲作为结尾时，词语与故事握手言和了，刘玄乘机返回新加坡，返回原来的生活，这时范轶川微弱的歌声在耳机里响了起来。主人公“转望窗外遥远的云之丘壑。世界正洁白得耀眼。”

再次回到巴特氏的话，他说“写作是语言种种醉境的科学”，有时作为当局者的人物也有此感，因为他们活在作者的语言中，所以《西皮流水》中的石青才会在舞台上，“拈袖流泪的苏三早已忘了今日何夕，饥饿感让人微微眩晕，像处在酒后空空如也的自在宇宙里。”所以《啊朋友再见》中的人物或许最终都会简化为《李垂青，2001》中刚写了退学申请的海海，还有与他并排而坐的沓树，“一个自觉失败想从城市潜逃的人，一个无措于言辞而慌张愣神的人，在日暮时分的暖光里坐成两尊雕像。”

语言的势头正烈，而故事就显得不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集《啊朋友再见》实现了作者对文学性的诉求，也就是让语言恢复尊严的诉求。最终我们可以猜测：在作者的下一部作品中，语言和故事是依然刀兵相见，还是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