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姜异新老师关注到周树人写作《狂人日记》时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的身份，并以此为切入点，在本文中将《狂人日记》诞生考察的历史标尺向前推移、放大，由小说股这一路径进入，探索中国现代小说发生之初的另面景象。《狂人日记》是周树人在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审查小说的教育部公务员期间写下的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正是这担任小说股主任的经历为周树人《狂人日记》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心理基础。姜异新老师认为《狂人日记》这一虚构性的文本可以理解为，鲁迅在以他的“创作的短篇小说”抗议教育部“寓忠孝节义于动人文辞之中”的审核标准。小说家鲁迅早已逾矩超越了官方意识形态乃至理论家小心翼翼设置的范式，开始了天马行空的创作实践，以其真诚的文学性虚构向虚假的道德文字展开了挑战，为中国小说这个语言秩序森然的古老国度呈现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在写到《狂人日记》的发表时，惯常的文学史叙述往往如此概括——鲁迅年轻时做过文艺梦，然而遭遇现实的沉重打击，于是在绍兴会馆钞古碑来麻醉自己，直到钱玄同来访激起了他早年的文学理想，于是，答应写文章了。——几行字之间，作家鲁迅在文学史家的笔下便如此诞生。实际上，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的“夫子自道”，表面来看也是如此呈现写作意图的，然而对于彼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周树人来说，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身份却很少进入《狂人日记》诞生研究的观照视野[1]，即作者是在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审查小说的教育部公务员期间写下的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而《狂人日记》的诞生如果无视作者这一段不同凡响的经历的话，无论如何是有所欠缺的。本文即将《狂人日记》诞生考察的历史标尺向前推移、放大，由小说股这一路径进入，探索中国现代小说发生之初的另面景象。

（一）

小说股任职与创作沉默期

关于周树人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工作，前辈多有研究，如孙瑛、陈漱渝等[2]。周树人于1915年9月1日被任命为北洋政府袁世凯治下附属于教育部的直属机构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小说股主任[3]，该会会址设在京师通俗图书馆内，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分小说、戏曲、讲演三股，负责对新旧小说、新旧戏曲、讲演材料以及画报、白话报、俚俗图画、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唱片等进行调查、审核、选择、编辑、撰译和改良，可以说是对大众通俗文化产品进行审查的意识形态最高机构。

自近代以来，我国印刷业逐渐发达，白话启蒙大潮涌动，特别是晚清掀起“三界革命”，翻译渐盛，新、旧、译小说岁出百余，种类日繁，如火如荼，“著小说与阅小说者，皆进而益精”。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后，一部分壮志难酬的文人迫于生存压力而写小说谋生。社会上遂出现大量迎合大众需求的趣味消闲之作，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其内容格调泥沙俱下。提倡小说者言小说最能“广见闻，新耳目”“启民智，壮民气”“陶铸人之性灵”，反对小说者则认为其“诲淫诲盗”“坏人心术”。无论如何，正反两方均承认小说“灌输情感”“易性移情”，具有宏大的感染力，支配世道人心不可思议，且“无远弗届，无微不入”。有鉴于此，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1915年始设小说股，对这一于大众影响深远的通俗类文化产品进行统一审查，分类设级，评判优劣，或查禁，或改良，或褒奖，以掌控社会风气，“为大群致公益”[4]，避免众人盲从。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由街谈巷议发展而来的小说乃壮夫不为的“小道”“小人之说”，是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的。正统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诗文，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尽管晚清知识界进行了文学改良，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但是在官方的视野中，无论新旧小说仍然属于通俗文化的范畴，就连1906年即在东京投身于新文艺运动的周树人本人，回国后在教育部供职时“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后来的做小说，“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5]他也是在不知情中被教育总长汤化龙指定为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任用到小说股任上的。

小说股这一机构的设立本身实际上是在社会上明确和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小说股的职责主要在于对新旧小说进行调查、编辑、审核、撰译、改良等事项。除设一名主任主持办理股内事务外，又设调查、审核、编译干事各三人分工负责股内工作。每周三召开一次小说股股员会。周树人担任小说股主任的五个月（1915.9.1-1916.2.24），恰是袁世凯酝酿帝制丑剧频频上演的时段。1916年初的周树人已是伪洪宪政权“中华帝国”国号下的一名文官。

查阅鲁迅日记，其中记载其赴通俗教育研究会共有15次,当然并不是每次会议和活动都会记到日记里。作为小说股主任，周树人所做的主要工作有：主持召开小说股例会11次[6]；主导起草了《小说股办事细则》《通俗教育会审核小说之标准》《教育部改良小说杂志之通告》等文件，规范了有关审核小说的范围及程序。据《小说股办事细则》可以看出，小说股调查的覆盖面非常广泛，“不论内外国新旧小说，皆在设法调查之列”，并且所出版新旧小说的种类、销数、封面、插图等均实地调查。工作分工细致，流程严谨高效。值得关注的是周树人主持下讨论制定的小说分类——教育小说、政事之小说、哲学及宗教之小说、历史地理之小说、实质科学之小说、社会情况之小说、寓言及谐语之小说、杂记等八项。[7]彼时的新旧小说名目纷纭，均为作者、评家或报人自名。而在周树人主持的小说分类里，所谓艳情、义侠小说及西方的家庭、新闻、理想、侦探、军事小说，一概没有单列。新的小说分类很多为我国古时说部所稀有，凡游戏文章者皆不入列，也没有出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设计的人情小说之类，可见新小说受西方影响之深。此分类虽然不能视为小说理论界最权威科学的类型设计，但确是最全面和能够涵盖当时新制小说的类型划分，毕竟小说股的审查范围是立足于全覆盖的。这一官方主导下的分类行为本身也即可视为代小说这一文学门类界定和正名。

除了分类，周树人主持下的小说股还逐一制定了审核标准，即将小说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此后一直沿用。其中上等的标准，在教育之小说为“理论真切，合于我国之国情者”；政事之小说为“宗旨纯正，叙述详明，有益国民之常识者”；哲学及宗教之小说为“理想高尚纯洁，足以补助道德之不逮者”；历史地理之小说为“取材精审足资观感者”；实质科学之小说为“阐明真理，有裨学识者”；社会情况之小说为“以改良社会为宗旨，词意俱美者”；寓言及谐语之小说为“言近旨远，发人深省者”；杂记之类以上述七项之标准审核之。而下等小说则指那些“思想偏僻”“毫无意义”“立意偏激”“叙述多误”“意涉荒渺”“迷信太过”“疏误太多”“词涉猥亵”“借研究学识之名、支节离奇颇滋流弊”“描写猥琐有害道德及风俗”“轻薄挑达，有伤风化”的作品。对于上等小说，小说股自然是奖励并提倡，中等者听之，下等者则设法限制或禁止之。[8]由此标准可以看出，小说股对小说教诲功能的强调。

周树人主持小说股工作期间，主要调查的是通俗图书馆内的现藏小说，大部分是多年前出版的。后来由通俗教育研究会“自行采购审核本年所购之小说”，“多系本年出版”[9]，以长篇小说为主。小说股逐月或两三个月做一览表，注明译著者、发行所、出版年月和等次、册数，然后分送会员备查，审查后将小说月计表连同小说评语发表于《通俗教育丛刊》以公示，同时将表上所列各书包封完好，于封面注明购入时间。之后，再将购入小说另立簿记，逐一登载书名册数，以及审核人姓名及审核时间等信息，方便之后查阅。[10]审查小说一览表后还附有对小说杂志的定级，第二次审查小说一览表附小说杂志十一种，其中李定夷编的《小说新报》和包天笑的《小说画报》《小说大观》被列为中等，天竞编的《礼拜三》被列为下等。第三次审核小说一览表中徐枕亚的《小说季报》第一集被列为中等。[11]

对于下等小说，小说股上下成员达成一致意见尚非难事，根据审核标准就可以看出当时查禁的主要是诲淫读物。在小说股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周树人曾重点报告了他所主持议决的两项议案，即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案，公布良好小说目录案。实际上，彼时职掌著作、出版事务的北洋政府官署并非教育部，而是1912年3月成立的北京政府内务部，之所以由教育部直属的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一学术团体来设小说股负责审查小说，自然是有鉴于小说这一双刃剑起着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作用，为“使青年弟子，免误于不良小说”，而由教育部执此任务，鸟瞰审视，高屋建瓴，发现问题后以公牍形式咨行内务部通令处理。一般是京师警察厅据通俗教育研究会提供的名单，派员往各书肆检查，发现问题书籍，禁止出售。

那么，对于上等小说的确认各成员之间是否不谋而合，所见略同呢？当然不是，小说股开会讨论时莫衷一是的情况经常发生，呈现出新旧交替时代文化观念及价值体系的复杂性。即便是通俗图书馆内的现藏小说操作起来也实属不易，标准实施多有掣肘。因为在教育总长张一麐的训词中，好的小说应该“寓忠孝节义之意，又必文词情节，在能引人入胜。”[12]这对于1903年即翻译法国科幻小说，1907年即在《摩罗诗力说》中倡导“别求新声于异邦”，1909年即刊印了翻译作品《域外小说集》的周树人来说，不啻是“以古目观新制”“立劝惩为臬极”[13]的倒行逆施，恰是将其时刻警觉的“瞒和骗”的文字铺陈于目前。这些对道德伦理的具像故事讲述，根本无意去揭示现实的阴暗面，只是对既定文化秩序涂脂抹粉。“瞒和骗”还要文辞动人，实在是“吃人”也要吃相优雅。

这当然不是教育总长一己之观念，溯流穷源，其来有自。1914年12月31日，袁世凯大总统即令“提倡忠孝节义施行方法”，并在训令中具体阐释了忠孝节义的含义——

忠之所包甚广，施于事国为尤重，不与帝制以俱沦；孝者隆于报本，为爱国之义所导源；节者主于不挠，主于有制，民必有此而后耻诡随尚廉耻，有以奋发于艰难；义则百行之宜，所以为人格标准，义之所在，则性命财产皆其所轻，而又澹定从容，绝非感情之用事，宜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庶几百折不回，而有以达。（标点为笔者所加）

由此看来，中华民族之特性与国民性问题并不只是彼时启蒙知识分子之所思，袁世凯政府为熔铸国民人心，亦寻其根脉，而选择忠孝节义为精神准绳，再次肯定该四者普世通天的价值观。随着共和制的建立，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纲常名教，应该随着帝制的被推翻而逐渐被否定。然而，袁世凯却认为“忠”不能随帝制而消亡，非但提倡忠孝节义，且令其施行方法“著内务教育两部按照六条办法分别施行，通咨各省将此项建议案饬属晓谕人民，一面悬挂各校讲堂，刊登各课本简端，以资儆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并直接施以邪恶或正义价值判断的名分压力——“由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忠臣孝子节义之士，反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乱臣贼子，狂悖之徒，邪正之分，皆由自取”[14]。不知周树人被耳提面命此训令之时，是否已在心中暗暗为自己的名字打上了“狂悖之徒”的圈点？“狂人”此创意之所以为周树人所信手拈来，毫不费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蒙大总统之赐”。

对此训令，教育部积极响应，呈文拟将“敦请鸿硕镕铸高文”“勒成专书”，阐扬效忠之精义，以去群惑；其中所拟第四条特别针对文学，即“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传著宜编译刊布，以广流传。”总目的即在于“忠孝之教，节义之端，传诸民间，布在学校，革流俗险诈之风，发华夏朴淳之美，以张国维而饬人纪”。大总统也再次批令，肯定的同时就编译西籍没有拟定统一标准一条提出疑议，令亦遵循以忠孝节义熔铸国民性之目的，“择其阐明道德有益身心者广为蒐集，分别译行”[15]。有关编译西书标准问题，在1915年11月小说股第七次会议时，周树人即主持提出过讨论，但因与干事高步瀛的意见难以达成一致，故而迟迟没有具体细则出台，直至周树人辞职，此事一直悬搁。原因即上述北洋政府希望尽快编译宣扬伦理道德，妇孺皆晓的西洋小说来普及。显然，周树人对此是不敢苟同的，因为触犯了其早年的启蒙理想及内心底线。众所周知，彼时的周树人志并不在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16]然而这压迫人的工具“忠孝节义”却要应用到译介别国文明上了。连近代小说理论界的先锋夏曾佑，“行不违其所学”的传统文人高步瀛，亦即周树人当时的直接上司，也难免为稻粱谋而亦步亦趋，周树人接下来所能做的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1916年，在小说股第十二次会议后，周树人提交了小说股主任的辞呈。2月14日，教育部即颁发了准予周树人辞职的饬令，上面写的是其自动“请求免”职，而高步瀛在小说股第十三次会议上宣布的则是“部务太繁、势难兼顾”。周树人为什么要辞职？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其厌倦官场，推脱辞职，如孙瑛即认为是对卖国贼袁世凯复辟帝制表示反对的缘故[17]。此结论未免太模糊而缺乏分析，没有针对性。既是厌倦官场，何不干脆辞掉佥事，单单辞掉小说股主任一职呢？实际上，周树人的职务只是有所调整而已。2月18日，他便被任命为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干事，在这一职务内，周树人可谓兢兢业业，11月9日还因筹办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荣获教育部颁发的三等奖章。也就是说，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并没有完全影响到周树人的工作热情。在十年后因女师大事件而为章士钊无故免职的辩护诉状中，周树人曾重点提到自己“任职以来，屡获将叙”，也就是说，工作上是极其负责，大有功劳的。况且，彼时的周树人并没有完全离开小说股，直到1924年1月公布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录》中，周树人始终为小说股审核干事的第一位。[18]并且到1926年离开北京前这十年间一直保留着这个身份，只不过不再是沉默的十年，而差不多已是开口呐喊的十年。也就是说，1915年后，周树人在小说股任上的职务角色从主持行政事务转为偏重学识，即以专家身份直接面对小说文本，对其认真审读后写下官方权威的评语及意见书，而后再交由本股主任，经由股员会报告给整个大会。因之，周树人的声音可以视为小说理论界的声音，他应该是一直关注彼时的小说创作领域的。或者说，一直拥有官方审核干事的视角来整体观照、深入关切20个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小说的创作和翻译。

那么，周树人辞掉小说股主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北洋政府1913年1月9日公布的旨在约束官员职责和行为的《官吏服务令》中，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凡他项职业与官吏所管事件有利害关系者，官吏本身及家族，均不得为之”；第二十七条：“官吏不得兼充报馆之执事人员”[19]。袁世凯加强专制统治后，教育部各总长的权力均有所削弱，根据新约法规定，还改变了一批机关的隶属关系，扩充和新增了一批机关，其中就包括1914年10月成立的文官惩戒委员会。在1925年因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而被章士钊免职的著名官司中，周树人的诉状理由之一就是，如果其“有意抗阻本部行政”这一罪名成立的话，作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并没有遵照文官惩戒条例将其先交付惩戒，而是无故将其免职，属于滥用职权，擅自处分。这也是违反文官惩戒条例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的。另外，周树人还有一条申诉值得注意，即“树人任教育部佥事，充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与女师大停办与否，职务上毫无关系”，意谓彼时的大学由教育部专门教育司职掌，而周树人服务于社会教育司，一个大学是不是停办之类的事，根本不在其职务范围内，所以也就谈不上因未陈述意见而违法抗令。还有一句绝无虚妄的自我评价，“树人平日品性人格，向不干预外事，社会共晓。”[20]由此可见，周树人不仅遵守规章制度，在工作分内恪恭将事，也是非常在意社会公众看法的，绝不会在自己的职权分管范围内擅自动作，“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那么在自己分管审查小说的时候，他也绝不会擅自在报馆发表与上级倡导的忠孝节义宗旨相悖的著译小说。这一推论应该是可以得到认同的。

很显然，自1903年起即翻译国外小说的周树人怎么可能因为小说股主任的职务放弃自己乃至其弟周作人的理想职志呢？窃取异域火种煮自己的肉，乃周氏兄弟以西化中的启蒙理想，当官吏身份与这一理想产生矛盾冲突时，恪守本分的周树人首先舍弃的是官职，哪怕这一官职有利于其高屋建瓴地把握当时全国小说创作的总情势。当然，管理小说与著译小说还构不成怎样的利害关系，无法在小说股主任任上施展文艺启蒙的理想抱负自然是最重要的心理动因。无论如何，以周树人的责任心与为人，一定是遵守《文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是避嫌的。辞掉小说股主任一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为其自由编译国外小说除却障碍。因小说股主任的职务而不便以个人身份著译小说，这大概也是周树人自1911年绍兴府中学堂兼学任上试作了文言小说《怀旧》，直到1918年连续七年间都没有创作小说的直接原因。此间亦无翻译小说，直到1920年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这一点理应成为阐释小说家鲁迅诞生前创作沉默期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

抗议性文学实践

套用周树人主持制定的小说分类，《狂人日记》应该属于哪一类型呢？教育小说？社会情状之小说？或是杂记？这一高度呈现汉语言艺术现代性的短篇决不是类型小说所能涵盖的了的，恐怕还会被贴上“立意偏激”之“下等”的标签。试看在《狂人日记》发表的1918年，被教育部评为上等的本土新著小说有哪些呢？查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第三次审核小说一览表，得知1918年4月几乎和《狂人日记》同时面世的李定夷著《同命鸟》（即《后伉俪福》）与《伉俪福》（国华书局1916年8月三版，采用第一人称日记体）一起名列其中。[21]实际上，在1917年公布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第二次审查小说一览表中，开创了以骈散结合的语言形式写作小说的稗官圣手李定夷之苦情小说《湘娥泪》（1914年8月国华书局版）即获上等并褒奖，另有其节烈小说《双缢记》（1916年9月）被评为上等。看来，彼时北洋政府高度首肯的除了译著外，占主导地位的便是晚清以来代表时代风尚却被后来的新文化阵营称之为逆流的鸳蝴派畅销小说。1921年1月至3月审核并评定为上等的小说还有像《巾帼遗闻》这样将女性分为烈女、孝女、义女、侠女、情女、奇女、智女、节女、艺女、贤女等十类的载道小说。该作品记上述各类女性事实约五十余则，评语以其“盛倡妇德力矫海滨佻士一意诲淫之弊”，而赞为“用心殊为可取”。[22]此时的周树人不在小说股主任任上已经五年。

如前所述，以血族和家庭纽带为标志的宗法社会依然是新兴的共和国普遍认同的正式规则，“所谓积人成家，积家成国”，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如此认同的非正式约束普遍存在于社会运转机制中，保持着强劲的生存韧性。这些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之间的复杂互动，与文化实施方式一起，内化为民众内心恒常的道德图景，型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是彼时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础和思想沃土。在这样的规则中，所谓妙笔生花的好小说无非是旨隐词微，故事情节在在归于惩恶劝善之作，而特立独行与标新立异则被认为是对群体生存的一种威胁。一味地拔高和颂扬忠孝节义也就成为强加给新制小说的写作职志。

实际上，中国古代小说是有着表现人生真切体验和社会深刻洞见的优秀传统的。众所周知，《红楼梦》便蕴含了文学的现代意识，它的出现意味着小说开始摆脱文字游戏和实用工具的地位，不再附属于其他范畴而成长为一种独立的、专门表现人生的艺术。而在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之后，北洋政府教育部却以劝惩为目的，将文学作为实用的教化工具，意欲使白话小说再度沦为伦理道德的附属品，以“吃人”的鲜血来滋养国民性。在审读小说的过程中，想必“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23]的周树人，对那些充满了荒诞无稽之语以坏国民智识，闻鸡生气、见月伤心之“哀情惨情”的“瞒和骗”的文艺，有着切肤的深刻体会。在1918年3月1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他便说：“仆审现在所出书，无不大害青年，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8月20日的信中，又说“而通俗图书馆者尤可笑，几于不通。”“惟于通俗图书馆，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可见，要发现好小说正如披沙拣金，所获甚尠。而来自知识界的异域刚健之声的译介引入也要受到严格审查。这不能不令周树人一度陷入“腌渍态”[24]。可怜民众竟无甚可看的张扬个性、催人奋进的精神产品。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他们的脑海中每天闪现的是一幅幅什么样的画面？小说有没有自身的艺术规律？要不要探索和尊重？在文学史的学术基础之上，是否要以宏阔的中西文艺比较视野来透视这一文学样式的当下创作？小说作者们是遵循道德意识、市场需求还是艺术法则去构思？大众心灵及审美力该如何提升？……当时，在审读小说时能够浮现如此问题意识的人恐怕寥寥无几，而教育部中同事对此根本无力反思。不仅如此，鲁迅在书信中还曾明确表达过对彼时教育部的恶劣印象，“若欲得思路胡涂者，则此间触目都是，随时可以奉献也。”[25]“部中风气日趋日下，略有人状者已寥寥不多见。”“历观国内无一佳象”，所做“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26]由此可见，周树人在小说股任上无论是阅人阅史还是阅小说，无不看到这“吃人”的筵宴一直在活色生香，而最令其痛苦的却是发现自己沉浸其中却无法超越和解脱。这不能不说为《狂人日记》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心理基础。

由是，就极易理解当审读到1917年由中华书局送审注册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27]，特别是发现其中专收英美法以外各国（指俄、德、意、匈、西、瑞士、瑞典、丹麦、荷兰、塞尔维亚、芬兰等）作品之一册时，周树人何以鲜见得兴奋，——十年前自己在东京寂寂无闻，艰难译介，国内上下，应者寥寥，如今，“回首向来萧瑟处”，终于得到一位同调，不禁感叹译者之泥而不滓——“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不啻为空谷足音——周作人在后来的回忆中称作“只有一回”，可见知音难觅。此时的周树人操持小说评论之法槌，怎能敷衍了事，妄言置评，于是与周作人认真合拟了很高的评语报上部去。《评语》着重指出：“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1917年9月22日，教育部以“指令第602号”发布该评语，11月30日又在《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十五期“报告”栏发表出来，原文系圈点。[28]这应该是周树人所审核小说中最突出的一笔亮色。该书名列1918年获奖的翻译小说，通俗教育研究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议决颁发乙种褒状，同时获奖的译作还有商务印书馆1913年1月出版的林纾与他人合译的《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

上述文化荒漠感、历史倒退感与发现同调如同空谷足音的惊喜感，惟有小说股任上披览过“吃人”小说者体会尤甚。自周树人成为鲁迅之后，一直自谦《狂人日记》为拙作，以为其“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29]，实乃国内读者接触外国文学作品太少的缘故，而非自己的天赋才华，就像“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30]其实，鲁迅所言并不完全是自谦，话语幽默，寓意深远，令人极易联想到彼时那个孤独的新文艺界及荒漠般的文化氛围——“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31]。面对如此的文化荒原与开展工作之艰辛，并没有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的周树人，也不得不出山要将小说抬进“文苑”了。关于《狂人日记》的创作，鲁迅曾坦诚“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虽说是“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32]然而，众所周知，长期浸淫鲁迅的绝不只是外国小说，其对中国古代小说素有钻研，早在17岁离开绍兴到外地求学之前，就开始了辑佚《古小说钩沉》的工作。1909年从日本回国后，又潜心从事《古小说钩沉》的辑校，至1912年春完成初稿，成为在北大授课讲述《中国小说史》的底本。为此，他饱读了大量野史笔记，培养和训练了相对独立的小说史意识，锻炼出文学史家的眼力与胆识。除此之外，据《通俗教育丛刊》第九辑纪事栏对小说股第74次股员会上的主任报告，小说股自1915年开办以来至1920年12月五年间所审小说数已达到1080余种，平均一年210多种。也就是说，即便是被动接受，鲁迅在小说股任上审读的彼时新制小说的数量也决不亚于百来篇外国作品，他不能不说是同时站在历史、文化和时代思潮的制高点上，整体观照和把握彼时正在创作生长中的新小说，这也加强了其追踪叙述和评判作家作品的能力，而这是一个批评家成长的必要环节。可见，小说股11年由主任到审核干事的任职经历对于文学家鲁迅的诞生是弥足珍贵而不能忽视的。对于外国小说出于自发兴趣的大量接受，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沉潜钻研，对于中国近代新旧小说的审读浏览，这三方面的积累功夫使得鲁迅不但具备了纵览中国小说史全局通盘考虑的整体意识，又能够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时代情境中生发出当代意识，在更为广泛的文化氛围中来理解中国小说的变迁。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此，鲁迅对于中国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历史发展才能驾轻就熟，才会找到问题真正的切入点，涌现出独特而非凡的创造性，并为之找到最恰当的艺术表现形式。

如果没有被任命后来又辞掉小说股主任这段经历，很难想象还会不会有《狂人日记》的诞生？会不会有令人“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33]，摆脱了中世纪黑暗的现代感？这种现代感是只有浸润于暗夜中，又沐浴在阳光下的灵魂才能够充分表达和传递出来的。因之，将鲁迅的小说股工作经历提取出来放大呈现，才能够对其“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34]的悲哀感同身受，才能更加深切地理解其为“冲破寂寞”而选择写作《狂人日记》的内心郁积、勃发的过程。它决不是一篇外国小说触发灵感后的仿写，也不简单的是表弟阮久荪[35]犯病的刺激反应，更不是后来回

忆创作时所谓的“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36]，它是长期郁积的思想暴流如同奔腾的野马寻找到了艺术突破口，冲泻出无边的忧愤深广。

1935年在负责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鲁迅在序言中回顾了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小说发生发展的轨迹，并如此自评：“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37]陈丹青从中读出鲁迅“当仁不让的口气”，赞赏其透出的满满自信[38]，而我却并没有被笼罩在舍我其谁的气概中，更何谈“豪迈激情”[39]。这完全是在评定另一位作者似的超然，其口吻令人不由得想起小说股主任或审核干事身份的还魂。实际上，发表了《狂人日记》时的鲁迅，仍然是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审核干事。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小说作者鲁迅是应该接受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审核干事周树人的审查的。如果说以小说股成员的身份写下的一系列小说评语是作为主体的周树人所进行的理论上的庄严展示的话，那么，《狂人日记》这一虚构性的文本则可以理解为，鲁迅在以他的“创作的短篇小说”抗议教育部“寓忠孝节义于动人文辞之中”的审核标准。可见，小说家鲁迅早已逾矩超越了官方意识形态乃至理论家小心翼翼设置的范式，开始了天马行空的创作实践，以其真诚的文学性虚构向虚假的道德文字展开了挑战。“创作的短篇小说”，这和章回体中国传统话本所不同的新创制，完全是鲁迅对其在小说股任上审读彼时通俗文学的另类。不但是创作的，还是短篇的，不但不是载道的，还是寓意浓缩的，空前显示了小说形式具有无限制的自由，不再受制于情节与线性时间框定，可以随主人公意识的主观流动，深入他处之奇异风景。这完全颠覆了长期统治中国大众心理期待的叙事秩序。一旦进入这样的小说结构，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其深思的本质必将发生变化，对存在的体悟与表达也变得更强有力，鲁迅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反抗。于中国小说而言，一片崭新的天地的确在这个语言秩序森然的古老国度呈现了。

本文原刊于《东岳论丛》2018年第11期

注释

[1]近年专门研究文章有李宗刚：《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2]参见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陈漱渝：《鲁迅在北京》，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1915年8月3日，教育总长汤化龙指定周树人为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参阅《教育部饬派毕惠康等为本会会员文》，载《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文牍二》。

[4]摩西：《<小说林>发刊词》，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5]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6]实际上是十二次，其中一次因为人数没有过半而临时解散。

[7]周树人不主持小说股工作后，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审核小说一览表中出现了不一样的分类。如第三次审核小说一览表中仅写情的小说便有忏情小说、苦情小说、哀情小说、言情小说、写情小说、奇情小说、艳情小说等类别。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第三次审核小说一览表》（中华民国七年），《通俗教育丛刊》第七辑。

[8]详见《教育杂志》七卷十二号《学事一束》，转引自《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52页。

[9]戴芦岭：《小说股主任戴芦岭先生报告》，载《通俗教育丛刊》第十辑纪事栏，第15页。

[10]参见《通俗教育丛刊》第十辑。

[11]分别参见《通俗教育丛刊》第六、七辑。

[12]1915年10月28日通俗教育研究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教育总长张一麐训辞：“中国社会自游牧时代进入宗法时代，而宗法时代遂为中国社会之精神，一家人咸听命于其家长，孝悌贞节，皆为美德，著于人心，蒸为风俗，此诚我国社会之特长也。顾世界大通，我国所长者亟宜保存。”见《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转引自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页。

[13]周逴：《<红星佚史>序》，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

[14]《呈遵拟提倡忠孝节义施行方法侯鉴核文并 批令 第九十七号 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教育公报》1915年2月第9册。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15]同上

[16]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17]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

[18]《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录》（十三年一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第573-574页。

[19]《官吏服务令》，载《政府公报》第243号，1913年1月9日出版。

[20]周树人送往平政院的护辩书，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

[21]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第三次审核小说一览表》（中华民国七年），《通俗教育丛刊》第七辑。《伉俪福》讲述的是亲上加亲的痴情小儿女故事。温婉贤淑的女主人公蓉华为了传宗接代，不得不牺牲爱情之私而代夫纳妾，在私情与伦理之间妥协与挣扎。该小说非常畅销，与《湘娥泪》都曾出过十版之多。《同命鸟》为《伉俪福》的续编，作者以肯定的口吻写到蓉华的女儿刲骨疗亲，使母亲病情好转，并认为此种精神决非愚孝，而是和殉夫、殉国一样是值得褒扬的节操。

[22]《通俗教育丛刊》第十一辑，1921年1月至3月审核小说报告。

[23]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24]这里借用法国作家福楼拜之语，“我躺在最近制成的绿色摩洛哥皮革的沙发上。我就在此把自己腌渍起来，在我随意装饰的瓶子里，在这里我梦见自己像牡蛎一样地生活着。”（福楼拜：《通信集》，卷1，293页，Jean Bruneau编注，1973年。转引自罗兰•巴尔特：《小说的准备》，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鲁迅在绍兴会馆时的状态可以借之视为将自己浸入碑帖墓志的养料里腌渍起来。

[25]鲁迅：《180310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页。

[26]鲁迅：《180820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

[27]原名《欧美名家小说丛刊》，周瘦鹃译，同年三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收欧美14国47位作家的50篇小说。

[28]参见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故家•办公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

[29]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30]鲁迅：《集外集拾遗•对于<新潮>的一部分意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31]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页。

[32]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525页。

[33]张定璜：《鲁迅先生（上）》，《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6页。

[34]鲁迅：《19201214致青木正儿》，《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35]鲁迅表弟阮久荪，原是浙江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后来到山西一带游幕。他置身于封建官场中，看到人会怎样骗人，怎样卖友，怎样吮血，痛感自己的抱负得不到施展。由于长期抑郁寡欢，阮久荪得了迫害狂，他在幻想中感到山西繁峙县的绅商各界到处撒下了罗网，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1916年10月，他逃到北京，仍然觉得时刻有人追踪，经常流露出恐怖的眼神和发出凄惨的喊叫。参见陈漱渝：《搏击暗夜——鲁迅传》，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36]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37]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38]陈丹青：《文学与拯救——纪念<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39]李宗刚：《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