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张中行先生（1909—2006），曾被季羡林先生赞誉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作为20世纪末未名湖畔的知名雅士，他与季羡林、金克木三人被合称为“燕园三老”，三人加上邓广铭又合称“未名四老”。无论“三老”还是“四老”，都充分显示着张先生在学人中的尊崇地位和极大的影响力，而老先生终其一生，都是位“布衣”，这也更能衬出其不凡的人生。

张中行先生谈人生哲学的《顺生论》、研究佛学的《禅外说禅》等著作，以其揆情度理的哲理和探赜索隐的知识性，体现出老人深厚的学养，但更为广大普通读者所熟知和喜爱的，则是他怀人记事的散文，尤以《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为代表。我也是读了他的这些集子后，才又爱屋及乌地收藏了他的一封信札。

这封写于1996年3月29日的信是写给知名翻译家林楚平的，使用的是朱永平先生长期供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公函和信笺：

楚平老兄：

又拜本月廿六日大札，知樱花季节拟为观赏之会，至时如无冗务缠身，愿与寿桐兄同登兰堂聆尘谈也。届时可电约具体时日。闻有兴致为名山之业，深以得早读为幸。匆匆，颂著安。

中行拜

张中行先生是出了名的左撇子，写字都是用左手，但他的字依然点划清晰、潇洒有致。这我在他的签赠书和其余的书札中是见识过的。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次赏樱活动后来进行得如何？

林楚平（1921—2009），浙江平阳人，从刚解放的1950年至1982年底离休，长期从事新闻翻译工作。他一直有志于文学翻译，但因新闻翻译工作繁忙紧张，总是不得遂愿。“文化大革命”中，蹲牛棚、住干校，反倒利用紧张劳动的余暇，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MAUDE的英译本，试译了托尔斯泰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文革”后，这些试译稿被编为两个中短篇小说集，一为《克莱采奏鸣曲》，另一为《家庭的幸福》，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有其他多种译作出版。2001年12月，他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关于这次邀请张中行先生赏樱，林楚平在张老去世后所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张中老，走好》中曾有提及，该文后被收入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瓯歌二集——〈温州读书报〉文选》。

据林文，他是1995年由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熟人引见，首次拜会张中行先生的。当时由于有记者采访，两人只是交换了下联系方式，未能深聊。第二年春天，林家附近公园里樱花盛开，还有几株被称为活化石的水杉，林楚平就函邀张先生来看樱花，并到家中小叙。张中行先生回信说好，并说将邀上林的熟人，届时陪同他一同前来。但又是机缘不巧，这位熟人正好离京到外地开会，晚了半个月才回到北京，这时樱花已经开败了。林楚平心想张老大概不会再践约了，没想到后来张老还是由那位熟人陪着来了，公园还是去了，也一起吃了午饭，告辞的时候，张中行先生说，既然看不成樱花，暂且告辞吧，看花以后当还有机会。后来，两人还通了几封短信，但终于慢慢地断了联系。林楚平说：“由于机缘不巧，两次会面都没有亲承謦欬的可能，这成了我一大憾事。”

我收藏的无疑就是林文中提到的张先生的回信了，林文多次提及的“熟人”，始终未出现真名实姓，对照信文，自然就是信中的“寿桐兄”。而张、林两人都熟识的“寿桐兄”，只有一人，那就是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编审委员会委员、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苏寿桐先生。苏寿桐是张先生的同事，还是林楚平的故交。他俩同为浙籍，苏寿桐籍贯是瑞安，与林的籍贯平阳毗邻，同属温州，而且两人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同在国立暨南大学求学，均是文艺社团的活跃分子。相识逾半个世纪，当然是再熟不过的“熟人”了。

在《张中老，走好》一文的最后，林楚平说自己“在交友方面是十分差劲的”，一是认路的本领太糟糕，其次“像汪曾祺、张老、孙犁这些作家原是有可能交往或保持通讯联系的，但总觉得他们是文债缠身的大作家，给他们写信就是打搅，也就怯于执笔，联系也就不能持久”。这方面的心理倒与我很相像。有意思的是，我同时还收藏了一枚孙犁先生1983年写给林楚平的明信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林楚平上面的话。20世纪80年代后，孙犁先生给朋友写信，基本都是用的邮资明信片。查阅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孙犁著《芸斋书简》，大象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芸斋书简续编》，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孙犁全集》，都未收录这通书简，在此抄录，以备后人加以辑佚研究：

楚平同志：

惠寄的两本译作，昨日才收见，因我在报社工作，以致展持延迟。

非常感谢您！这两本书我都很喜欢，当从容阅读，并珍藏之！

希望您多译些好作品，我以为刊物上多发表一些译作，比登一些质量不高的创作为更好。如有短篇，亦可寄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他们欢迎译文。

请持告斤澜同志，书已收到。谢谢他。

祝

好

孙犁

三，十九

还有一点，也应该提一下，张中行先生信中说林“有兴致为名山之业”，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林楚平曾两遭重疾，病后元气大伤，后来除了继续从事译事外，也只能断断续续地写点千字文。这些千字文最后编了两个集子，一个名为《在花毯背面》，主要是谈文论译的篇章；另一集为《油纸伞》，除思乡怀人之作外，也有杂览之余的随笔。